沈醉是國民黨保密局雲南站少將，就罪行而言，其罪當誅。在他18年的軍統生涯中，殺人無數，被人稱之為「殺人不眨眼的惡魔」。
但在被俘後，沈醉卻用積極的態度認罪，不管是勞動還是學習都非常誠懇。經過在戰犯管理所的改造，他的思想發生了極大的變化。
特赦後，他再次見到了周恩來，而在敬酒時，周恩來卻拍著他的肩膀笑著說道： 「沈醉你害苦了我啊！」 那麽，這又是怎麽一回事呢？
戴笠主宰沈醉的命運
1914年，沈醉出生在湖南湘潭的一個農村，沈醉18歲時，受大革命的影響，在學校因與同學鬧學潮而被開除。
在這之後，他決定來到上海，投靠余樂醒。
當時的余樂醒是一名中共黨員，與周恩來等人曾一起在法國勤工儉學，回國後便擔任了黃埔軍校的教官，和周恩來工作在一處，後又與沈醉的大姐結為了夫婦。
余樂醒曾與葉挺並肩作戰，也曾是南昌起義部隊指揮機關參謀團的成員。1927年赴蘇學習情報業務，與黨失去聯系後加入了軍統，成為軍統中的重要骨幹。
沈醉來到上海後，還是一位思想單純的小夥子，他請求余樂醒在復興社當聯絡員。而當時的余樂醒也是復興社特務社的骨幹成員，所以沈醉的這個小小的要求並不難達到。
很快，沈醉很快有了工作，就與戴笠見面並博得了他的青睞。
兩人初次見面，戴笠對沈醉相見恨晚，談論了就有一個小時。顯然，戴笠已經把這個和他兒子同歲的小夥子當成了他的孩子，臨走時，還特意拿出一百元錢，讓他在杭州玩一玩，並許諾等我兒子放假回來你們可以一起去南京玩。
當時的沈醉單純地以為，戴笠是因為和他兒子同歲才對他這麽好。後來，剛剛成立不久的復興社急需要心腹，戴笠也找不到合適的人選，於是便將希望寄托在了沈醉的身上。
在戴笠這棵大樹下，沈醉迅速成長，一路官途順利，並成為了戴笠忠實的心腹。
當然，戴笠對沈醉也非常信任，還曾當面教育他的兒子要向沈醉學習。
戴笠的兒子向沈醉借了300元的公款，遲遲不還，沈醉直接找到戴笠如實告知，沒想到戴笠不僅還了錢還當著沈醉的面他兒子打了一頓，嘴裏還說著要向沈醉學習，這讓沈醉也很是欣喜，心中對戴笠更對了幾分尊敬。
真正當上特務的沈醉，機敏的他立即掌握了特務的技能，並能融會貫通，做了不少有用的情報工作。突出的工作能力也讓沈醉立即脫穎而出，很快，他就升為了情報組組長、行動組組長。
在上海法租界時，沈醉還監視過魯迅，並在魯迅住所地對面租了一座樓房，在長時間地監視中，他了解了魯迅的所有活動情況。
當時戴笠很想逮捕他的，但因為魯迅的名氣太大，如果逮捕他會造成不好的影響，所以才一直沒有動手，不過監視也並未中斷。
即便沈醉是國民黨人，但對於抗戰還是有著自己的想法的。
在滬淞抗戰期間，沈醉先後帶領特工深入江蘇前線，親自調查工作，為中國炮兵部隊指示目標，鑒別戰果。
有一次在安徽池州市活動時，不巧與日軍相遇，但只有他一個人帶了槍，他掩護了兩個隊友後自己才最後撤退。不過，這次經歷也讓沈醉感覺後悔，他在日記中寫道：「後悔沒有抓個活的回來。」
28歲時，沈醉當上了少將處長，成為了國民黨軍隊系統中最年輕的將軍。
1946年，戴笠因飛機失事身亡後，毛人鳳擔任了軍統局局長，沈醉視為眼中釘肉中刺。沈醉怎能看不出對方對自己的恨意，於是他主動申請調動工作，便被調往了雲南，擔任軍統雲南站站長。
沈醉投誠起義
沈醉在保密局時，主要的任務就是監視盧漢的工作，毛人鳳讓他必要時殺掉他，沈醉在雲南的工作幾乎每天都要向毛人鳳匯報。
1949年，隨著三大戰役的勝利，國民黨的統治岌岌可危，盧漢也加緊了與地下黨的聯系，這也讓蔣介石坐立難安。沈醉得知盧漢正在與地下黨接觸，所以暗中幫助楊傑脫身。
毛人鳳對沈醉暗殺楊傑將軍的事很不滿意，於是又派去親信周楊浩、徐遠舉等人加強對雲南的控制，如此一來，徐遠舉、沈醉、周養浩等人的工作關系更加復混成，同時也互相提防著。
為了監督沈醉的行動，毛人鳳還專門從台灣趕到了昆明， 對此沈醉非常不滿意，想著毛人鳳多年來對自己的種種壓迫，沈醉暗起殺機，想用一種慢性毒藥來毒死毛人鳳。
然而，就在要行動的當晚，毛人鳳卻找到了他，語重心長地拍著沈醉的肩膀說道：「老沈啊，這些年你待我始終如一……」沈醉也被毛人鳳的話語所感動，只好放棄了暗殺的機會。
在雲南形勢緊張的情況下，盧漢要準備起義，沈醉也得到了要他去盧漢家中開會的通知。去還是不去？沈醉思索了半天，最後還是決定去，如果去的話也就是回不來，不去的話很可能連命都沒有。
他將所有的工作向副站長胥光輔做了交代，讓他根據情況隨機應變，在必要的情況下，銷毀檔案。
果然，當沈醉來到盧漢住所的時候被對方扣留，同時被扣的還有從淮海戰役後逃跑的第八軍軍長的李彌等人。他們被扣之後，一度以為盧漢要殺掉他們，直到盧漢做他們的思想工作，幫助他起義幾人這才松了一口氣。
當時的他們別無選擇，只能發表了支持起義的通電，沈醉也向駐雲南的所有軍統特務發了手令： 命令所有的軍統內外勤人員，以及一切公開和秘密單位的工作人員，擁護盧漢起義。
沈醉起義後，心中並未投誠，而是準備和其他人一起反擊，但蔣介石命令空軍空炸昆明市，李彌和余程萬的軍隊也對昆明發起了反擊，沈醉的部下也準備在市裏內應外合。
沒想到，他們就這樣失敗了，沈醉等人又被關押了起來。
在關押的這批昆明國民黨高級將領中，也有西南綏靖公署主任張群，張群對盧漢有恩，為了報答他的恩情，盧漢私下放走了張群，卻打亂了周恩來用張群換回張學良的計劃，盧漢也擔心中共不能原諒他，於是便將沈醉等人交給了解放軍。
至此，沈醉開始了他長達十年的戰犯改造生活。
最初被作為戰犯關進管理所時，沈醉的心情也很復雜，因為他知道自己做了很多傷天害理的事，不知道中共會如何處理他，所以對共產黨也有著抵觸情緒。
後來，他們被遷往重慶市，陳賡等人還來看望了獄中的國民黨高級將領，還請他們吃飯，這讓沈醉看到了一絲希望的光芒。
身為特工的他，自然善於對身邊周圍的一切察言觀色，他細細地觀察著管理所幹部的一舉一動，感覺這些幹部和國民黨人有著很大區別。
後來為了更了解他們，沈醉也故意接觸一些管理人員，與他們交談，表達自己的看法，自己竟然也從中得到了一些教育和啟發，心裏也對共產黨發生了轉變。
對於獄中的所見所聞，沈醉了然於心，他在回憶錄中記載著杜聿明身患多種疾病時，對方還想來個慢性自殺。然而，當管理人員發現他的癥狀之後，立即把他送到了醫院治療，還買來進口藥給他用，後來病情居然全好了。
時至今日，他還記得杜聿明出院後對他說的一句話： 「共產黨真是我的再生父母。」
看了杜聿明的經歷，沈醉也為之感動，因為他知道能讓這樣一位國民黨將領從當初的擺臉色到後來這樣的態度轉變，並不是假的，作為旁觀者，他似乎比當事人更能看清楚事情的本質。
看著周圍人的一切在管理所的心態和身體越來越好，沈醉也開始了思想轉變，尤其安排他們去重慶各地參觀新中國成立之後的景象時，更讓他們受到了極大的震撼和觸動。
因為他們知道，就算是蔣介石最後成功了也不可能將國家建設得這樣好。
在軍統特務中，沈醉的認罪態度是最積極的，他既將交代了過去所有的罪行，還陳述了自己的問題，不僅如此還揭發了別人的問題，又有悔過的表現還有立功的表現。
隨著思想上的改變，沈醉行動上的改變最大。在管理所的這些特務中，沈醉是表現最好的，他在學習上非常認真，即便身患眼疾也仍然堅持寫交代材料，提供了不少有價值的東西。
在勞動中，他也絲毫不遜色，參加了縫紉組、理發班、挑飯菜組等，他將所有的時間和精力都用在改造自己上。
沈醉的習慣之一就是寫日記，他在日記中這樣寫道：
「人民政府對任何問題的處理都是實事求是的，從不因為我們這些人過去作惡多端，而進行人身侮辱，我們有一點進步，政府都是予以承認的……進一步認識了繼續學習、改造的必要性，對黨的寬大政策有了進一步的理解和認識……新生有望，當加速改造方可。」
沈醉的這種改造態度是需要真誠和勇氣的，尤其是當政府幫助他聯系上他的香港親人之後，他也對未來充滿了憧憬。
終於，沈醉作為特務頭子在第二批釋放戰犯中被特赦。
沈醉受到周恩來接見
1961年春節剛過，中央統戰部邀請沈醉在等第二批特赦的人員在一起聚餐。當時還有李維漢、徐冰等人參加。徐冰告訴他們首批特赦人員在農村勞動一年期限已滿，政府決定安排他們在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室委員會任專員，待遇也會比現在高。
這樣的安排，也出乎了沈醉的意料。他早知道共產黨好，沒想到特赦之後還解決了他們的後顧之憂。
2月21日上午，沈醉在中南海西花廳見到了周恩來，周恩來和沈醉談話時，沈醉首先向周總理請罪，說道：
「總理過去在上海、重慶、南京等地時，我曾親內建領特務，或是指示一些特務，對總理搞過偵查、跟蹤、監視等活動。」
周總理卻擺了擺手，爽朗一笑，得意洋洋地說道：「你們過去搞得那一套，從來沒有起過作用，只是當了我的義務隨從。」
周總理告訴他，當年他在上海新亞酒店時，他是知道周圍有特務在監視的，但他們不知道的是，我們的人比他們的人還要多，所以對他們進行了有效的反監視和反跟蹤。
在特務的監視下，周總理也能輕松地和地下工作的同誌見面、交談、傳遞檔。周恩來經常看電影，每天出門的時候總有一大批特務跟著，而他也能利用看電影的機會來見地下工作者。
當他一走進電影院的時候，特務就守著前門和後門，但實際上在電影院的位置上都是他要見的人，電影開映時，特務也找不到他，只能在門口等候散場，就這樣他們也完成了會面，對他的工作沒有什麽影響。
沈醉暗暗佩服周恩來的機智，打心裏覺得就連戴笠根本不是周恩來的對手。
周恩來知道沈醉的思想是經歷了極大的轉變的，所以他握住沈醉的手，語重心長地說道：
「共產黨員只有階級仇恨和民族仇恨，從來不計較個人仇恨，處處是從黨和人民的利益出發。特赦你們，也是為了黨和人民的利益，所以希望你們今後一定要做一些對人民有益的事情。」
周恩來的一番話，也讓沈醉暗下決心，以後一定要做對人民有益的事。但他想到以自己的條件，就算想做也沒有機會了。周恩來笑著說道：「你的條件很好，只看你做不做了。」沈醉不解：「請總理明示。」
周恩來告訴他，你在軍統那麽多年，跟在戴笠身邊那麽久，知道的內幕一定很多，你把這些好好寫出來。這樣不僅能傳至後代，還能為今後編寫歷史提供寶貴的資料，讓後人知道革命成功的來之不易。
周恩來再三叮囑，寫作時一定要真實，不能有任何顧慮，不要避諱，知道什麽就寫什麽。
當天晚上，沈醉回去就把周恩來的話寫在了日記本上，他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
「周總理的這番教導，是我最大的精神財富，宛若一盞指路燈引導我走完這三十年的人生旅程。」
1963年11月10日下午，周恩來和陳毅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在京的四批特赦人員以及家屬共二十余人，沈醉也在其中。
周恩來在講話中，告訴大家，要好好工作希望他們幸福愉快地度過晚年，並讓大家在來年到江南等地去參觀遊覽。在宴席上，周恩來熱情地向大家敬酒，他拍了拍沈醉的肩膀，苦笑著說道： 「你可把我害苦啦！」
沈醉吃驚自己怎麽會害總理？周總理這才娓娓道來：
「為了一口氣讀完你寫的【我所知道的戴笠】，我是一晚上沒睡覺，戴笠的情況，我過去知道不少，重慶期間，他還是我鄰居，可是我知道的是核桃殼，你寫出的是核桃仁，就算出於好奇，我也愛不釋手呢！」
沈醉當然知道這是周總理在鼓勵他。周總理接著告訴他：「以後還要繼續寫，不論長短都如實地寫，不要有顧慮。」
他還說道，希望大家所有人能多寫一些歷史資料來讓後人看看，能受到啟發，增加對黨和社會主義祖國的熱愛，你們就做了對人民有益的事了。
第二天，當沈醉在辦公室見到杜聿明的時候，他也感慨萬千地說道，想不到他們寫的東西，周總理會那麽有興趣，而這也更加激勵他們今後不但要多寫還要寫好，一定要實事求是，才對得起總理。
後來，周恩來還和他們一起拍了合影留念，這也是讓沈醉最光榮的事情，在此後的十幾年來，他也一直將這張照片珍藏在身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