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古代,生孩子被視為女性最神聖、最私密的時刻，因此,產房內嚴格禁止任何男性踏入,哪怕是親密無間的丈夫也不例外。
這種做法在當時看來順理成章,但現在回想起來,實在讓人感到匪夷所思。
他們是出於何種原因如此嚴格地排斥男性在場?又是基於什麽樣的信念堅持這種看似陳舊的傳統?難道僅僅是為了保護產婦的私密嗎?
「丘墓廬道畔」
漢代社會，產子之家與喪事之家都被視為不祥而受到歧視。
孕婦生產不但為外人所厭憎，也為自家人厭憎，外人避之唯恐不及，家有吉事，或外出遠行、入山林過川澤者，都離產婦遠遠的，唯恐被其禍及。
甚至還有將產婦送到野外，搭個棚子讓其在裏面待產，滿月才能回來的做法。
先秦貴族宮室有燕寢和正寢之別，正寢是男主人祭祀前齋戒和生病時休息的地方，也是舉行喪禮的地方；燕寢則是家人日常生活起居的地方，孕婦分娩前必須從燕寢遷到側室去待產。
嬰兒出生之前，丈夫雖然每天都要兩次過來詢問情況，但皆止於門外，妻子並不與丈夫見面，而是派保姆與丈夫溝通。
等到孩子出生後，丈夫仍然不能與妻子面對面，直到滿月，丈夫都不能進入側室之門。普通百姓當然沒有燕寢和正寢，條件不好的家庭甚至沒有正室和側室，孕婦生產時沒有多余的房間供其使用，那麽則由丈夫回避。
總之，先秦時期，無論是貴族階層還是普通民眾，無論是有條件還是沒有條件，臨產的孕婦都必須與丈夫隔離。
為了保證男子的安全，臨產的婦女必須與丈夫隔離開來，漢代更加嚴苛的生育禁忌和驅逐產婦行為，就是原始時期男子的自我保護措施的再次呈現。
不過，漢代驅逐產婦現象主要發生在江南地區，中原一帶則比較少見。王充【論衡】雲：「江北乳子，不出房室，知其無惡也。
這一說法雖然比較客觀，但也有可商榷之處，我們認為不論江南江北，產婦生產是不祥的觀念普遍存在，但因地域文化不同和條件所限，各地對待產婦的做法是不同的。
事實上在北方的上層社會，產婦生產並不移居於外。
不惟上層產婦生產時不逐出家門，北方普通人家的產婦也多在家產子，【淮南子·本經訓】中有「刳諫者，剔孕婦」的記述，高誘在註釋中指出：「孕婦，妊身將就草之婦也。」子】稱婦人產子為就草。北人臥炕，以草藉席，將產則去席就草也。’按此，則北方乳子不出室也。」
由此可以判斷，漢代下層社會婦女生產也不被驅逐，就是在其平時生活的炕上生產，只不過生產前要先去掉炕上鋪的席子而已。
出居乳舍
漢代社會，各地文化和風俗發展並不一致，有些地方的確存在驅逐產婦的現象，尤其是下層社會。
而秦漢以後，隨著個體家庭成為主流，董仲舒順應時代的變化，將陰陽思想與儒家的君臣、父子、夫婦倫理結合到一起，夫權得以進一步強化。
在夫權至尊的原則下，出於趨吉避邪的緣故，只能將產婦驅逐出去。因為在野外待產很危險，有些地方便出現了專門為產婦提供服務的乳舍， 很多孕婦到了預產期便離開家，住到了乳舍裏，滿月方歸。
不過，在兩千年前的兩漢社會，民間醫生或許有不少，但以男醫為主體且完全依靠自然分娩的時代， 出現以孕婦生產為服務物件的醫院則不可能。
盡管春秋時代的越國曾經有將分娩者「令醫守之」的記載，但那是越王勾踐臥薪嘗膽時為發展人口所作的特殊安排。
所以，乳舍專為產婦服務是沒有問題的，但肯定不具有醫院性質，當然也不會提供醫療看護。
不宜歸生
漢代社會流行的生育禁忌中有「不宜歸生」（歸娘家生產）一條，相較於驅逐產婦「丘墓廬道畔」，歸生顯然是一件於嬰兒、產婦及夫家都極為有利的事情，但在漢代社會 ，歸生也是產婦必須嚴格遵守的生育禁忌。
據應劭【風俗通義】記載，「不宜歸生」的原因是「俗雲：令人衰」，即產婦歸生對娘家人不利，在先秦宗法制社會裏，婦女自出嫁之日起便與娘家脫離了血親關系，非有大故不能回娘家。
兩漢社會，個體小家庭占主流，禮法對已婚婦女與娘家關系的限制已不像宗法制社會那樣嚴格，出於自我保護或者關愛女兒的考慮，被驅逐的產婦們可能會回娘家生產，「歸生」成為漢代社會一種禁忌，說明產婦回娘家生產的現象曾經是比較常見的。
那麽，所謂「不宜歸生」，是否因為婦女生產是血光之災而影響娘家的安危呢？當然不是。應邵在【風俗通義】中很明確地指出「令人衰」的說法都是騙人的把戲，真正的原因是「婦人好以女易他男，故不許歸」。
在「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傳統社會裏，無子為「七出」之首的禮法使得妻子時刻有地位不穩的憂慮。即便有「三不去」禮法保障，但無子或不能生育長子也意味著老年沒有或缺乏足夠的保障，因此產婦被逐出雖然是悲慘的事情，但卻為她提供了一個穩固家庭主婦地位的機會。
如果生育的是女兒，她可以在娘家人的幫助下換回一個兒子，漢代產婦歸生以女易子的事情時有發生，為了防微杜漸，保證子女血緣的純正性，「歸生令人衰」的話語便被建構起來。.
生子不舉
生子不舉是兩漢時代生育禁忌中的重要內容，在某些特殊日子出生的孩子，或出生時身體有異的孩子被視為不祥的征兆，因此會被棄養。
從表面上看，生子不舉是為父母安危著想，但實質上仍然體現了父權的利益。
其實，生子不舉習俗在漢代的普遍流行，也與戰國以來夫權的強化有密切關系。
殺嬰習俗產生於原始社會，但彼時殺嬰主要出於優生和族群生存的考慮，殺嬰物件沒有男女之別。 進入父權社會以後，男丁受到重視，殺嬰才有了性別選擇。
不過，在婚姻戀愛相對自由的時代，女性貞節觀尚未建立，為了保證父系家族繼承人血緣的純潔，上古時代有「首子不舉」的習俗。
透過婚姻六禮與嚴格的內外之分，除非是非婚生子，春秋時代的貴族很少有棄子不養的情況了，即使偶爾有之，棄而不養的也通常為女嬰。
事實上，在父權強大的社會裏，產後虛弱的母親是沒有能力表達自己意願的，尤其是產婦特殊的身份，比如田文母是妾，田無嗇可能連妾的名分都沒有，她們連自己的權益都無法維護，又怎麽有能力維護一個忌日出生的嬰兒呢？
因此，生子不舉習俗流傳甚廣，忌日出生的孩子被棄者不少，廣後不治其本親服，雲：‘我於本親已為死人也。’世以此為深譏焉。」。
結語
表面上看，這些習俗是先秦乃至原始時期產婦不潔觀念和隔離產婦習俗的延續，實質上卻是強化的夫權和父權在漢代婦女產孕過程中的體現。
不論是「丘墓廬道畔」和「不宜歸生」，還是「生子不舉」， 掌握話語權的都是丈夫和父親，妻子和母親的意願可以忽略不計。
毫無疑問，漢代社會生育禁忌背後體現的是漢代家庭中性別與權力的關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