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 年 1 月 17 日，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一組數據表明，2023 年年末全國人口達 140967 萬人。其中，2023 年全年出生人口為 902 萬人，出生率為 6.39‰；死亡人口數為 1110 萬人。
人口總量持續滑落，相比 2022 年減少了 208 萬人，人口自然增長率為-1.48‰。另外，15 - 49 歲育齡婦女人數相較於 2022 年減少了 300 多萬人。
2023 年中國總和生育率降至 1.0，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排名倒數第二。
為扭轉人口負增長態勢，官方分別於 2016 年、2021 年提出全面開放二胎和三胎政策。
然而，從近年數據來看，這些積極鼓勵生育的政策在人口負增長時代成效甚微。
長此以往，將引發兩大現象。
其一為勞動力人口短缺。 生育率降低的直接後果必然是勞動力的短缺。
相關數據顯示，2010 年至 2022 年，15 - 64 歲的勞動年齡人口規模從 10 億降至 9.6 億，比重從 74%下降至 68%。專家預計，到 2050 年左右可能會進一步降至 58%。
生育率降低導致的勞動規模持續萎縮和勞動力減少，對人口數量紅利造成不小沖擊。
屆時，勞動力成本將再度攀升，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將面臨挑戰 ，一定程度上可能導致經濟陷入低迷。
其二，可能致使我們從人口紅利期邁入人口負擔期，面臨「未富先老」的難題。
社會 養老壓力 也會不斷增大，例如延遲退休政策便是為緩解養老壓力的重要舉措。
這些壓力會分攤到社會大環境中的每個人身上。
「斷絕香火」在一定程度上會加劇養老危機和勞動規模萎縮的狀況，盡管危機仍在持續，眾多人也已意識到問題，但老百姓的反應依舊冷淡，這令人驚訝。我們該如何看待這一現象呢？
一、社會結構轉型：繁衍與生存的碰撞
在歷經 46 億年發展的自然界中，生物前進演化出一種特殊機制：當環境不適宜群體生存時，生物會停止繁衍。人類作為生物的一支，從某種程度而言，人口負增長時代的來臨是自然選擇的結果。
在眾多街頭采訪視訊中，當被問及年輕一代為何不願生育時， 必然會提到壓在年輕人身上的三座「大山」：高房價、高醫療、高生育成本。
在高壓社會中，年輕人的生存空間並不比前輩更寬松， 多數 90 後、00 後深陷無效內卷之中。
千禧年之前，社會尚未如此內卷，大學生工作包分配，階級未完全固化，資源流動，努力就能成功。
隨著經濟高速發展，社會結構開始轉型，教育普及和科技進步使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面臨的問題也更為復雜。
「高房價、高醫療、高生育成本」這些開發中的弊端年復一年。 當生存成為難題，繁衍便成為被舍棄的選項之一，被當代人戲稱為「避孕藥」。
毋庸置疑，住房和醫療是人生必備，堪稱剛需。然而，當房價與薪資嚴重失衡，房奴只能放棄生育，用 20 多年甚至半輩子去謀求安身之所。
高生育成本也是生育路上的「攔路虎」，育媧人口研究的【中國生育成本報告 2022】顯示，將一個孩子養至 17 歲，全國平均成本達 48.85 萬。
這個數位讓眾多工薪階層望而卻步。如此看來， 放棄繁衍以保障自身有限的生存空間，實乃無奈之舉。
二、多元文化沖擊與自我意識的覺醒
在剖析任何問題時，不能片面強調環境的作用而忽略人的主觀能動性。 高壓環境的確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人們的生育意願，但並非決定性因素。
官方積極推出相關政策，努力最佳化環境，為社會群體營造更友好的生育環境。但自 2017 年以來，人口數量連續 7 年下降，政策效果不盡人意。
這一現象與精神層面的變化，即個人意識的覺醒密切相關。
自古以來，儒學體系中的「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體現了人們對生兒育女的重視，家長催婚時常以此約束子女。
多數父母對孩子選擇不婚不育的丁克行為往往難以接受，但即便父母和大環境有所反對，也無法阻擋年輕一代對人生和自我的深度探索。
自我意識的覺醒成為當代年輕人的顯著特征之一， 所謂自我意識，即對自身主體性的認知，對自身需求的正視與尊重。
在中國，選擇丁克的家庭數量穩步上升。據 2020 年數據，中國丁克家庭規模已超 60 萬，丁克家庭年均增加 767 萬，占家庭總戶數的比重高達 37.95%。
至 2021 年，這一數位仍在增長，具體表現為丁克人口占總人口的 14%。
同時，伴隨多元文化的沖擊，寵物文化風靡全球， 無論東亞的南韓還是歐洲國家，飼養寵物的人群不斷增加，中國亦如此。
部份年輕人甚至表示，養孩子不如養寵物， 這種極端心理進一步凸顯了年輕人對生育的排斥與抗拒，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斷絕香火」現象的蔓延和影響。
總之，生育率低下是一個社會性難題，但事物發展是螺旋式上升的前進過程，矛盾與新生相互依存。當社會和個人對環境做出更好的調整時，迎來轉機的那一天並不遙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