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峁遺址是近年來中國考古界的一項重要發現，對於理解古代文明的發展和演進具有深遠的意義。石峁遺址的發現與調查，不僅揭示了龍山時代晚期城址的宏大規模，還為我們展現了這一時期城市規劃和防禦設施的先行程度。從遺址的結構來看，石峁城址由皇城台、內城和外城三重結構構成，根據其與陶寺遺址之間的關系推斷可能與建立夏代的族群有關。
外城
石峁古城遺址的外城結構確實堪稱一絕，其設計之精妙、構造之復雜，都充分展現了古代中國人民的智慧和匠心。這座古城的外城結構不僅是一個物理的防禦體系，更是一個城邦象征。首先，從構成元素來看，外城墻、門道、馬面、角台、內甕城、外甕城、城墻、院落等設施一應俱全，形成了一個嚴謹的城池結構。這種結構既能夠有效地抵禦外敵的入侵，又能夠確保城內居民的安全。而外城東門作為古城的視野最佳觀測點，號稱為「上古第一國門」，更是凸顯了其在整個防禦體系中的重要地位。最後，專家對石峁古城外城結構的評價也充分證明了其在中國古代建築史上的重要地位。
石峁古城在石峁古城外城東門的遺址中能看到有一個被玻璃罩罩著的人頭骨祭祀坑遺跡，總共這樣的祭祀坑發掘出了七座，而目前大棚內的人頭奠基坑只是其中的一個。總共七個殉葬坑頭骨數量不少於一百二十具，別的六處都已經搬回到實驗室。經過初步鑒定，這些頭骨以年輕女性為主，部份頭骨有明顯的砍斫痕跡，個別枕骨和下頜部位還發現了灼燒跡象。以年輕女性頭蓋骨用於奠基儀式或祭祀活動的情況卻十分罕見。在石峁古城遺址中的這一發現可謂十分驚人。
內城
首先，內城的結構設計精巧，將皇城台巧妙地包圍其中，依山勢而建，形狀大致為東北至西南向的橢圓形。這城墻作為內城的重要組成部份，大部份位於山脊之上，采用高出地面的石砌方式構建。現存長度達5700余米，墻寬約2.5公尺，保存狀況良好，部份地方高出現今地表1公尺有余，堅固且宏偉。
皇城台則是石峁古城遺址的核心區域，其結構特點鮮明。它位於內城的中心位置，具有宮城的性質，是石峁古城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皇城台的建築遺跡豐富，包括宮殿、祭壇、房址等，顯示了當時社會的繁榮和復雜程度。此外，皇城台還發現了大量的玉器、陶器、骨器等珍貴文物。
陶寺和石峁遺址的關系
陶寺遺址和石峁遺址在族群結構和文化傳承上展現出了復雜而緊密的關系。首先，從族群結構的角度看，陶寺和石峁都位於黃河流域的重要地帶，其居民可能有著相似的族源背景。特別是在石峁人群主要起源於陜北本地早期人群的情況下，陶寺和石峁的族群之間可能存在著一定的交流和融合。這種交流可能包括人口遷移、通婚、經濟往來等多種形式，從而形成了復雜而多元的族群結構。
其次，從文化傳承的角度看，陶寺和石峁在多個方面展現出了相似的文化特征。例如，兩者在典型器物、築城規劃、城址結構、夯築技術、用玉制度、彩繪圖案、殺戮祭祀、鑄銅技術等方面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這些相似之處表明，陶寺和石峁在文化傳承上存在著密切的聯系，可能共同繼承和發展了某一時期或某一地區的文化傳統。此外，根據古DNA研究，石峁人群與陶寺人群之間具有最密切的母系遺傳聯系。這種遺傳聯系進一步證明了兩者在族群結構和文化傳承上的緊密關系。這種關系可能源於共同的祖先，也可能是在長期的交流和融合過程中形成的。
古文獻中關於夏朝先祖大禹部族的記載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歷史線索。從所引述的文獻中，我們可以看到大禹與西北地方的緊密聯系。首先，【史記】中提到「禹興於西羌」，直接指出了大禹的興起與西羌地區有關。西羌，大致位於中國西北地方，其次，【後漢書】中的「大禹出西羌」進一步印證了大禹與西北地方的淵源。這不僅強調了大禹與西羌的緊密關系，還暗示了該地區可能是大禹部族的發源地。再者，【帝王世紀】中稱「伯禹，西羌夷人也」，直接稱呼大禹為西羌人，因此，石峁遺址極有可能是大禹部族城邦。
大禹在治水方面的功績，無疑是中國古代歷史中一段極為重要且充滿傳奇色彩的篇章。更在華夏民族的歷史長河中樹立了一座不朽的豐碑。 根據石峁遺址的考古成果，石峁古城的廢棄時間剛好對應上夏朝的建立，可能標誌著該地區大禹部族的統治中心向中原地區遷移，是一個與這一歷史背景緊密相關的重要事件。這一遷移可能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包括政治、經濟、文化和環境等。大禹部族可能為了尋求更為肥沃的土地、更為穩定的社會環境，或是更為便利的交通條件，而選擇了向中原地區遷移。
石峁人群的南下陶寺有以下的考古發掘證據。首先，從人口構成的角度來看，陶寺遺址晚期的人口出現了顯著的變動。透過鍶同位素測定等方法， 考古學家發現陶寺遺址晚期有高達70%的人口為外來人口。這種大規模的人口變動很可能與石峁人群的南下有關。
其次，陶寺遺址的文化面貌在晚期也發生了顯著變化。這種變化不僅體現在陶器的風格、紋飾上，還表現在墓葬的形制和隨葬品等方面。這些變化與石峁文化的特征相吻合，進一步證明了石峁人群對陶寺遺址的影響。再者，石峁遺址出土的器物在陶寺遺址晚期也有發現。這些器物包括典型的石峁風格的陶器、石器等，它們的出現為石峁人群南下提供了直接的物質證據。
此外，透過對陶寺遺址和石峁遺址的動物骨骼進行比較分析，考古學家發現兩者的畜牧資源在晚期出現了明顯的交流。特別是綿羊和黃牛等畜牧資源在陶寺遺址晚期的增加，與石峁地區以畜牧業為主的生產方式相吻合， 進一步證明了石峁人群對陶寺遺址經濟生活的影響。
最後，從地理位置上看，陶寺遺址位於石峁遺址的南部，這種地理位置的鄰近性也為石峁人群南下征服陶寺提供了可能性。綜上所述，陶寺遺址的消亡與石峁人群的南下之間存在密切的關聯。考古發掘提供了豐富的證據支持這一觀點，包括人口構成的變化、文化面貌的改變、器物的交流以及畜牧資源的共享等方面。這些證據共同構成了揭示兩者關聯性的重要線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