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0月，陈云被查出患有结肠癌。手术前，中央办公厅主任姚依林问他有什么交代。
陈云思索了很久，觉得只有一件事放不下。
病中的他提起笔，亲自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 「虽然这次是小刀，但人老了，为防万一，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潘汉年问题的解决，潘案要重新审理」。
就是这封信，让一桩尘封多年的历史冤案重新走到了人们的视线里。
被迫与汉奸「共舞」
陈云和潘汉年，都是我党在隐蔽战线上的卓越领导人。
他们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并肩战斗，风雨同舟，走过了惊心动魄的革命岁月。
潘汉年是著名的「情报专家」。
上世纪30年代初期，他奉命在中央特科工作，担任情报科科长。
1939年初秋，上海已成「孤岛」，情势十分复杂。当时情报工作的主要对象是日本侵略者和汪伪汉奸。
特殊的工作环境、特殊的职业需求，对潘汉年来说，可谓举步维艰。
而他的主要对手，正是令人谈虎色变的汪伪76号特工总部大魔头——李士群。
汪伪政权成立后，李士群紧紧抱住汪精卫的大腿，一路官运亨通。
但是此人是典型的「墙头草」，朝三暮四、摇摆不定，从来都信奉「有奶便是娘」的原则。因此，他虽然当了汉奸，但也并非真心臣服于汪精卫。
对抗日战争的结局、汪精卫政权的未来前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走向，李士群一直在观望着、盘算着。
他内心打着小算盘，觉得不能吊死在一棵树上，不仅和国民党中统保持着秘密关系，同时又想方设法搭上中共的线索。
就是在这样复杂的局势下，李士群主动和潘汉年之间建立了联系。
在最初一两年间，李士群并没有提供多少有价值的情报。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租界完全被日本占领，形势更为严峻。
潘汉年这才决定，要进一步打开和李士群的联系渠道 ，以保证上海的地下工作能够坚持下去。
1943年，潘汉年被任命为华中局情报部部长。他收到消息，日伪有可能对淮南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扫荡。
为了进一步了获取情报，潘汉年向饶漱石建议，由他进一步加强和李士群的联系，交换一些情报。
饶漱石批准了这个提议。
1943年3月，潘汉年再次潜赴进上海。
所谓「智者千虑，终有一失」，此次上海之行为他后来的政治生涯埋下了祸根，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一次改变命运的会面
到达上海当天，潘汉年立即通过联系人，与胡均鹤接上了头。谁知胡均鹤告诉他，李士群人不在上海，而在苏州。
上海离苏州并不远，潘汉年匆匆赶到苏州后，又扑了个空。
李家人说，李士群不在苏州， 如果有急事可以直接去南京找他。
一而再，再而三的扑空，使潘汉年觉得有点不对劲。
李士群到底在玩什么把戏？为什么让他去南京见面呢？
要不要去南京，能不能去南京，去了会不会有什么危险？
其实作为中共情报工作负责人，潘汉年亲自去南京显然是不适宜的。万一被国民党抓住把柄，说不定会编造出「勾结日伪」的谣言，使得我党在舆论上陷入被动局面。
但如果不去，那么此前与李士群建立的情报关系就将宣告结束，不仅会影响以后的情报来源，就连目前新四军急需的「扫荡」情报也无法搞到了。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权衡再三后，潘汉年咬咬牙，决定冒险一试，去一趟南京。
可是到了南京，依然不见李士群的踪影。汪伪政权的另一个头目杨杰出面接待了潘汉年。
杨杰自作多情地将潘汉年介绍给一些汉奸，还称呼他为「李士群的朋友」。这样一来，潘汉年的南京之行，几乎就公开化了。
到了第二天，李士群终于露面了。然而狡猾的他完全不关心情报，反而大大谈了一通当前形势。
最后，他话锋一转说道： 「汪先生听说你来了很高兴，他想和你谈一谈。」
事到如今，李士群无疑是图穷匕见。这一切都是他设计好的一个局，先把潘汉年辗转欺骗到南京，然后再挟持他与汪精卫见面。
潘汉年此次前来是为了尽可能获得更多有价值的情报，但李士群却突然把他带入一个危险四伏的境地。
深入虎穴的潘汉年早就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最重要的就是将「扫荡」情报弄到手。
在这一动机的驱使下，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和汪精卫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