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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牍书疏，千里面目。」在古代，由于交通不便，人们之间的交流往往依赖书信。展阅一纸信笺，就如同与远隔千里的亲友面对面交流一般。尺牍书法不仅保留了文人灵动的指腕技巧，还收藏了他们曾经的交往和多变的心绪。对于书画初学者来说，尺牍是引领他们进入艺术境界的不二法门；而对于久浸丹青之人来说，尺牍则是他们反复品味的美馔佳肴。
尺牍与书法史的关系极为密切。无论是魏晋时期还是后世，用毛笔书写的书信都是书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三希堂合体卷 】中的三封信：【快雪时晴帖】【中秋帖】和【伯远帖】，它们充分展示了尺牍在书法史中的重要地位。唐代留存的名人尺牍墨迹较少，而宋代则以尺牍作品为中心。到了元、明时期，书法作品数量逐渐增加，以信札为主的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到了清代和近现代，尺牍反而成为了配角。显然，尺牍是早期书法史的主要构成部分，也为后世书法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重要性不容忽视。
在书法史研究中，尺牍常常被单纯地视为书法风格的材料，而对其本身的功能性重视不够，导致许多书信中的文化现象被忽视。例如，晋唐时期的书信在书写上有特殊的格式和用词，这些在后世的尺牍中已不再沿用，因此在文句解读上常常会遇到困难。此外，信中内容的隐晦也增加了研究的难度，因为很多事情只涉及到通信双方，往往点到为止，作为旁观者的我们确实很难完全理解。
尺牍文化不仅仅指信札本身，还涉及到许多相关的实际操作层面，如信稿、信封、传递等。然而，由于书信的日常性，很多东西都难以流传或保存下来，导致我们对古人的尺牍文化了解有限。
在书法史上，信稿是一个有趣的议题，它具有时代上的区分和意义。以宋代尺牍为例，流传下来的书信中很少发现涂改的痕迹，这表明它们基本上不是底稿，而是寄出的正本。这些信件由于书法、内容等原因而被妥善保存下来，但信件的底稿去了哪里呢？很可能这些稿本在完成阶段性的功能后被丢弃，或者由于其他因素未能流传下来，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现代。
晋人法书无疑是书法史的核心典范，其中最重要的作品就是尺牍。过去，由于流传数量稀少，加上年代久远等因素，这批尺牍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只是被当作书法学习的对象。然而，数量不多的晋人尺牍所反映的书写文化是什么呢？这确实值得深入研究。
目前所见的晋人尺牍中，很多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节笔的出现。简单来说，节笔是毛笔碰触到高突的折纸痕所产生的特殊线条。这种现象直到近代才引起日本学者的注意。这种现象之所以长期被忽视，是因为书写方式的改变，特别是宋代开始习惯使用桌子写字后，节笔几乎完全消失在书法史上。米芾在【海岳名言】中说： 「吾梦古衣冠人授以折纸书，书法自此差进，写与他人都不晓。」并言用此法作书一纸与蔡京，蔡京谓「法何太遽异耶！」 并且说用这种方法写了一张纸给蔡京，蔡京说： 「异状……为临摹者不能得。」 惊叹不已；又拿给蔡襄看，蔡襄感叹古法再现，顿时恢复了旧日的面貌，惊讶地以为他是神人。 这则记载是说米芾学习「折纸书」后，书法得到了古法。
我们观察【 王羲之墨迹摹本全集联卷 】中【远宦帖】中的「救命」、【二谢帖】中的「左边剧」等字，都有折纸书的现象。那么米芾是学了「二王」，而不是孙过庭吗？答案是否定的。前面已经说过，当时【书谱】在米芾的挚友薛绍彭手中，而且薛绍彭还将【书谱】刻石传世，被称为越州本。米芾不可能舍近求远，学习「二王」帖中不起眼的偶然折纸痕，而舍弃孙过庭【书谱】后半段比比皆是的折纸书。最合理的解释是，【书谱】上大量的折纸书现象引起了米芾的注意和思考。米芾又在「二王」的手札中发现了折纸书的痕迹，从而证实了「折纸书」是古法，于是学习了孙过庭的「折纸书」法。
二 信封
大家对现代信封都不陌生，无论西式还是中式，都是长方形的，寄收件人的信息写在平整的面上，而不是纸张的合缝处。在传世的尺牍书法作品中，很少见到信封流传下来，晚期的作品相对较多。
我们现在所使用的信封在古代被称为外封，与之相对的还有内封，但内封其实就是信件的一部分。目前传世书信中最早的内封是苏轼的【渡海帖】（收录入【苏轼尺牍墨迹合集卷 】）：
轼将渡海，宿澄迈。承令子见访，知从者未归，又云恐已到桂府。若果尔，庶几得于海康相遇。不尔，则未知后会之期也！区区无他祷，惟晚景宜倍万自爱耳！匆匆留此纸令子处，更不重封，不罪不罪。轼顿首。梦得秘校阁下。六月十三日。
此帖的结字在统一的风格中又有丰富的变化，每个字都有各自不同的姿态，被苏轼赋予了鲜活的生命力，恰似苏轼所说：「短长肥瘦各有度，玉环飞燕谁敢憎？」通篇的章法参差不齐，长短各异，字法大小错落，顺其自然，墨色淋漓，厚重丰满。尤其是到了后面越发肆意挥洒，心手相应，忘却了楷书的规则。笔墨之间透露出浓郁的气息，超凡脱俗，犹如书中的仙人。
这篇札记全文不足百字，却挥洒自如，信笔写就，充满了天然的趣味。「大概就像行云流水一样，起初没有固定的形态，但常常在该流动的时候流动，在不能停止的时候停止，文理自然，姿态多样。」元代的张宴曾说：「告不如简，简不如草。」也就是说，作为一般的书信交流，往往不是有意要写好的，但越是不经意越能让人摆脱一切束缚，达到忘我的境界，从而展现出真实的性情，就像苏轼所说：「书初无意于佳，乃佳耳。」
这封信现在被装裱成了立轴，尺牍上方有两条拼接而成的横书小纸条，就是这封信的内封，现在被移到了尺牍上方。内封的方式是将写好的书信向左卷起，沿着合缝线糊上，然后直接在骑缝处写上收信人的姓名和「谨封」字样，这种卷封的方式在唐代以后比较流行。苏轼说自己「匆匆留此纸令子处，更不重封」，希望对方不要怪罪。显然，宋人在卷封的内封之外还有更隆重的重封（外封）方式。【西楼苏帖】中收录了苏轼的【与宝月和尚书】，其中内封写着：「手启上宝月大师老兄。轼谨封」，外封写着：「书上成都府大慈寺中和院宝月大师。眉山苏轼谨外封」，可以看出外封主要是用来写地名等信息的。由于大多数宋元时期的钤封都没有保存下来，所以北宋的墨迹例证就显得格外珍贵。
内封因为和信札写在同一张纸上，比较容易被一起保存下来。而信札的外封则是用另外的纸张书写，在没有刻意保存的情况下，收到信后往往会随手扔掉，这也导致人们对外封的概念一直都很模糊。
现在能看到的宋代外封，应该就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程元凤的【呈举郎中札子】。虽然这是一份官方文件，但也足以反映当时外封的使用格式。这个外封的高度与尺牍大致相同，中间写有名衔的部分可以看到一条纸缝，纸缝的右边（观众的右边）从字上可以看到还有一条纸痕（左边超出中缝的部分被右边的纸盖住了），最珍贵的是外封上下的折边，就是写着「札提」和「封」字的两个长方形纸条，可能是因为有字才得以保存下来，长方形纸条很明显是向前折叠密封的，形成了一个长条状的信封外观。
与书信本身被珍藏的情况不同，信封显然因为阶段性功能的完成而被轻视，至少从传世的尺牍来看是这样的。尽管信封和信笺都属于尺牍书写文化，也是出自同一位书法家之手，但由于其承载的功能不同，命运也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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