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永州石刻诗中的山水观念与山水审美
在中国， 山水不是简单的自然风景 ，它「植根于世界秩序和家国意识，是汇聚道德信念、人生理想、宇宙真理于一体的开放性层构性概念。」
中国山水的意义生成并不是完全由主体的视觉感受或主观想象决定，而是 在社会权力、文化氛围、主体认知能力等 之间的复杂关系中不断丰富。
在中国文人的抒情传统中，山水常常作为对象而服从于 文人特殊的审美趣味、人文价值观念和情感表达。
如较为典型的托物言志与借景抒情，这些方式常常把山水当作一种 抒情符号、隐喻工具或是文人的心理情结表达 。
从历史上看，无论是在价值论上主观主义对待山水，涂抹自然，把山水当作人类的审美趣味、人文价值观念、哲学观念的 隐喻或象征 。
还是功利主义利用山水表达自身的审美趣味，都是 人类作为主体在场充分发挥自由 ，山水作为对象常常不在场或被奴役的表现。
它们容易遮蔽山水作为自然本身的特性与魅力 ，也压抑了人类自身客观欣赏山水的趣味、态度和能力。
但在中国文化中，山水并没有完全沦陷于人类主体性过度膨胀的深渊，而是由早期的被误解、歪曲、蔑视，逐渐转向了 被感受、寄托、领悟和融合 。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山水观念和山水审美也是独特的， 并呈现出了较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
就宋代以前而言，一方面，山水突破了地理维度而成了 情感、理想、隐逸、自由、艺术 等多元象征，它既可以是价值观念、哲学观念，也可以是审美体验。
另一方面，人们由远古时期畏惧、崇拜山水的 上下位关系逐渐演变为与山水为友的平等式对话关系 。其中，山水经历了【周易】和道家的抽象化、祛魅化，以及儒家的比德化。
人开始以想象分解山水，以社会秩序同构山水秩序，大幅消解了山水的神性与威严。而从文学表现上看，山水又从【诗经】中的自然山水和【楚辞】中的人格化山水神灵，发展为汉赋中的「帝国山水」， 使真实山水逐渐转变为案前山水 。
之后，随着汉末社会的动乱，人们因隐逸的需要走向了山水，到了魏晋， 山水审美意识正式觉醒， 还在原来观察、想象山水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山水诗、山水画，以及山水园林等多种山水艺术，并追求呈现山水本身。
唐代时，人们 很少拘泥于具体的、局部的山水形象 ，而是追求山水的整体性气韵，或以山水表现自身处境，并逐渐达到了物我交融、山水与我合一的审美境界。
另外，唐代的贬谪文人 还丰富了山水的「狰狞」美 ，以改造山水、建造景观、游乐山水等方式完成了自我治愈，并逐渐在山水、文化与自身之间建立起了深刻的联系，这也对宋代及以后的山水观念和山水审美产生了重要影响。
到了宋代，山水观念和山水审美在原先的基础上又发生了新变化：山水的自然意义消退，它被纳入到了社会历史、文化与权力意识的关联中， 而逐渐成了人文化的山水 。
山水成为历史、文化表述的媒介
宋人游历永州山水主要有两种原因：第一，政治上的失意直接削弱了文人的话语权力，于是文人们将目光放在了距离皇权较远的永州山水之中，并以 命名、欣赏、改造山水等方式重新满足权力欲望 ，进而实现新的身份认同。
科举引发的人口流动、交通业的发达，以及永州文学景观的吸引都使大量的文人在永州寄情山水、宴饮酬唱，由此推动了 永州山水审美活动的兴盛 。
同时，在此过程中，山水不仅是审美对象，还是文人对某种历史或文化的表述， 成了连接历史的媒介。
从社会语境上看，虽然宋代的文官政治赋予了文人更多的权力和极高的政治地位，但也造成了 严重的党争和冗官问题 。
于是，大规模、高频率的文人贬谪事件屡见不鲜，据统计， 宋代贬谪至永州的文人达47人之多， 对于这部分人而言，贬谪蹂躏了他们的人格，抹杀了他们的主体自由。
同时，永州陌生的环境、语言和风俗又使他们感到沉闷和压抑，所以在这种复杂心境下， 他们对永州山水的表达也是复杂的。
从宋代永州石刻诗的表达特征上看，其中的山水书写主要源于诗人在永州的行旅和吊古。尤其是在吊古的过程中， 诗人经常有意识地选择永州文学景观 ，而后者又留存着丰富的历史记忆，所以使他们的山水书写也流露出了某种历史意识。
这样一来，永州的部分历史被连接到了石刻诗中，永州山水也因此成了永州历史文化的表述。具体言之，永州的浯溪摩崖和朝阳岩是宋人主要的山水活动场所， 也是宋人以山水连接历史的重要载体。
王安中是宋哲宗时的进士，历任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宗学博士、御史中丞等官职。在政治上，王安中支持联金抗辽，但在宣和三年（1121年）因招纳了有叛金之嫌的张觉， 被金朝认为是败盟之举。
于是在靖康初年， 王安中被追责，贬至随州、象州 。宋高宗时，改贬道州（永州）。此诗是王安中于象州所作，因写浯溪景色而被后人收录于摩崖石刻。
在诗中，王安中 借浯溪图「卧游」浯溪山水 ，还梦见了浯溪附近的小僧、碧绿的湘江和摩崖石刻。
可见宋人的山水观念和山水审美是更自由的， 达到了身不在景中，又游于景的审美境界 。另外，在贬谪诗中，永州的形象常常是蛇虫凶险、摩崖可怖、溪水湍急，但王安中这首石刻诗不一样。
他通过观赏山水画而 想象出的浯溪秀丽幽静 ，并以「浯溪之图喜新得，身卧岭南心岭北」一句表达了对浯溪山水的迷恋。
换言之，在宋代的山水观念的影响下，诗人不再像唐代或之前那样表现出强烈的被抛弃感、拘囚感和荒废感，而更多地表现出一种 隐逸山水或超然物外的心境 。宋人甚至是只需要依靠神游山水就可以实现心灵的解脱。
所以在这首诗中， 王安中超越了视觉上的山水景色 ，以浯溪图「卧游」山水，在回忆与想象中满足了审美愉悦。
或者说，宋代的山水不仅仅是一种景观，还是 治愈文人自我心灵的场所 。在这个场所中，他们在政治上丧失的权力得以回归。
也可以不受约束地观照山水，掌控山水，进而实现以我观物、神与物游。同时，这种承续道家山水观念的方式，也使贬谪诗人能够快速地实现精神上的自我超越，进而生成豁达闲适的心境。在这个过程中， 山水也成了主体自我拯救的重要媒介 。
另外，从宋代永州石刻诗中的山水书写上看，诗人热衷于有意识地寻找永州的文学景观，并在此基础上 对山水进行历史回忆或再想象 。
就永州的文学景观而言，在宋代以前，不同的神话、历史、文人活动 都与永州山水发生了结合而转化成了文学景观。
其中又以唐代柳宗元、元结等人的永州书写最为重要。从历史上看，柳宗元、元结以文字，或建造风景的形式丰富了永州山水的意蕴，也是 宋人游历永州山水的重要原因 。
于是，在宋代永州石刻诗的山水书写中，诗人经常在柳宗元、元结等人的永州书写的基础上再想象， 并以此尝试连接柳宗元、元结等人的山水美感。
不过，虽然这种方式 使实在的、具体的山水风景容易被忽略 ，但也形成了一种流露出历史意识的山水审美方式。所以宋代永州石刻诗中有大量关于浯溪【大唐中兴颂】和朝阳岩观景的诗歌，后者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永州的文化记忆。
崇宁初，张琬赴广东任官时途经永州作此诗，刻于朝阳岩下洞洞门岩壁上。朝阳岩是元结开发的文学景观，所以诗中第一句既是对元结品格的赞颂 ，也是对朝阳岩秀丽景色的赞美 。
在赞颂元结之后， 张琬开始具体描绘永州山水 。他首先以「极目」的方式将城、楼、寺、石、钟、月、江、泉收入眼界，又以汉赋中独特的山水方位意识介绍景物，于是南楼北寺、石涧平泉被依次罗列，景色各异又使山水空间变得立体。
最后，「暂来还去」的时间流失感又把原本营造好的山水空间逐一打破，以一种特殊的意识将自身从山水观赏中抽离， 只剩下朝阳洞里的无生命的诗文 。
值得探讨的是，张琬诗中的这种意识， 恰好是宋代才形成的新的山水审美意识 ，它指出了风景需要人的参与才能生成意义，并且是基于历史的，社会的，否则风景永远是「沉默」的风景，其文字、历史、美感都不会被激活。
这与唐代诗人的不同：唐代诗人多注重吟咏情性，常常追求本真化的生命体验。而宋代诗人则追求在山水中感悟社会和历史。在宋人眼里， 山水的意义与历史、符号等意义密不可分。
从山水与历史的联系上看，宋代诗人 不只是追求描山绘水的精湛技巧 ，还十分关注历史，所以永州石刻诗中的山水书写也经常凸显出一种历史烙印。
宋人在观照山水时多了一份审视历史的目光，并将山水纳入到了社会历史中， 使山水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不过，由于文官政治的弊端，诗人在贬谪期间所作的 诗、文、画都易引来权力的猜疑 。为了减少政治风险，宋代诗人便经常在诗中借山水审视历史、针砭时弊，而且大多会在诗中设置极深的政治怨讽。
另外，宋人对历史的选取也十分讲究，他们通常 选取一些衰败的社会历史为对象 ，并站在符合纲常、道德的立场进行议论，最终将之与山水景色相结合，既感怀历史，又批判现实。
所以永州浯溪摩崖上与「安史之乱」相关的【大唐中兴颂】一直都是宋代贬谪诗人的重要议论对象， 浯溪摩崖也成了他们在永州的必游之地 。
崇宁二年（1103），黄庭坚被贬广西宜州， 中途在永州停留了近两个月 。在此期间，他在浯溪摩崖观赏了【大唐中兴颂】，游历了愚溪、淡岩、朝阳岩等地，作了【浯溪图】【答浯溪长老新公书】二诗，并刻有【书次山欸乃曲二首并跋】【书摩崖碑后】【浯溪题壁】。
据说黄庭坚在刻这首【书摩崖碑后】之前还专门洗浴，这既表现出了 他对元结、颜真卿所作的【大唐中兴颂】的尊敬和喜爱 ，也表现出了他的历史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