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名」的社会：文士以画治生的特殊空间

2024-06-26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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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艺术与社会研究

作者 | 王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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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的「重名」，主要是指社会中对于「名」的重视和崇拜。正如上一节所论，鉴藏观念中贵古贱今的观念受到挑战，文士绘画在当时便得到了认可，这为文士以画治生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也非常明显：如果说古画经过了时间的淘洗，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价值评估，那么对于购藏者来说，他们面对当代文士的绘画，又应该以何种标准来甄别选取呢？除了少数精于鉴赏的文人，大部分购藏者对于绘画作品之良莠，其实并没有足够的鉴别能力。于是，作者之「名」往往成为判断绘画价值最重要的因素，绘画购藏由此不再依凭「目鉴」，而是仰赖「耳闻」，耳食之风遂盛于晚明社会。这种风气对文士以画治生来说，既有利，也存在弊端。一方面，文士往往是社会中名望的拥有者，多种因素均可造就文士之「名」，而名气之下往往不乏索画者；另一方面，这也为擅画却声名不显的文士造成了困难。可以说，重「名」的晚明社会，为文士以画治生提供了特殊的空间。

一．社交性消费：晚明社会重「名」之表现

虽然历代文人都有对于「好名」之弊的议论，但实际上，儒家对于「名」并非持完全排斥，而是主张名实相副，孔子即有言「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并不摒弃对「名」的追求。然而，晚明社会对于「名」的推崇，却出现了一种过度的样态：从士人角度而言，不仅「名士」往往名实不副[1]，而且「名」与「利」也紧密相关，成为一种谋生手段；从社会角度来说，世人崇拜「名士」，并非重视其中的榜样模范意义，而是以一种消费的态度来对待，「名」也成为一种可以换算为经济价值的资本。也正是因为「名」具有此种价值，名士诗文书画成为文化商品，可以为他们直接带来经济利益。以下试一一论之。

首先，就「名」的意义而言，晚明社会对于「名」的理解与看待方式有很强的世俗性与功利色彩。历来文士获得声名，或者因为学问，或者因为文才，或者因为孝悌品格，并无定例，且数量并不多，方能显「名」之贵重。但在明中后期，名士之「产生」出现了一定的规律，狂狷成为当时名士的主要形态。士人不再恪守中道，反而有种种惊世骇俗的行为，再加以其诗文名望，成为当时「名士」的主要类型。好酒色、懂书画、擅诗文、有怪癖，皆可为名士，甚至有时人讽刺说当世名士只在赌场与妓院之中。也正因为此种偏离中道的名士风气如此世俗化，非常容易模仿，以至于晚明处处皆有「名士」，此一称呼不再是褒扬，反而成为一种带有贬义的「习气」。明末陈龙正在与友人的书信中对当时的「名士」行止有形象的描述，他认为「名士之称，起于诸葛之巾服临戎，……重在‘士’不在‘名’也」，而晚明之「名士」，则「简颖吟哦，邮筒往复，动矜名士，重在‘名’不在‘士’，毋乃未识名士之义耶？」[2]这种由「士」到「名」的意义转移，正体现了当时社会重「名」的风气，以及「名士」日趋浮泛的做派。钱钟书对「名士」有过一番梳理，认为「降至后世，‘名士’几同轻薄为文、标榜盗名之狂士、游士」[3]，可谓的见。

「名」之源头如此，逐利的世风下，世人对「名」的理解也呈现出了世俗化特征，更为看重「名」的功利性意义。以唐寅和祝允明的一则故事为例，【白醉琐言】记载二人浪游扬州，「极声伎之乐，资用乏绝」，于是「戏谓监使者课税甚饶」，扮作玄妙观的募缘道者，去拜访监使者。如此冒昧而来，监使者果然大怒，叱之曰：「尔独不闻御史台，霜威凛凛邪！何物道者，辄敢经造乎？」面对监使者的责问，唐、祝则有一段颇有趣的回答：「明公将以贫道为游食者与？非敢然也。贫道所与交，皆天下贤豪长者，即如吾吴唐伯虎、祝希哲辈，咸折节为友。明公不弃，请奏薄技，惟公所命。」于是御史出题，二人赋诗，果然「御史大悦，即檄下长吴二邑，资金五百为葺观费」。唐、祝二人得金以后，「乃悉召诸妓及所与游者畅饮，数日辄尽」。异日，监使者巡视到了玄妙观，发现倾颓如故，找人来问，方知为唐、祝二人所骗，但「惜其才名，不问也」[4]。

此一则故事显然是小说家言，不过从这种野史记载中，正能看出社会普遍的对于文士之「名」的理解，其中有几点颇值得注意。首先，故事中唐寅与祝允明此举，明显背离儒家观念中的中道，若非二人具有名士身份，其行为实际上和民间普通诈钱骗财者无别；其次，二人面对御史的责问，为了增加可信度，称所交者皆天下豪杰，甚至当世名士如「唐伯虎、祝希哲辈」也折节为友，可见「名士」身份在当时的意义，甚至有道德与身份的保证作用；再次，监使者得知被二人所骗后，并未采取惩戒，反而将此事轻轻放过，其原因也是「惜其才名」，可见社会对于名士的怪异举止容忍度之高。在整个故事中，「名」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不仅是事情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即让监使者相信，并且保证二人免于惩戒），而且解构了二人骗财行为的严肃性，反而赋予其文士风流的另类色彩。可以说，唐、祝二人这一名利双收、愚弄御史并且免于惩罚的故事，正是世人对于「名」的功利态度的体现。传统的道德性的、隐逸的文士精神性的「名」不再是焦点，取而代之的是「名」之功用与特权，在上面的故事中，「名」最直接的用途便是为唐寅与祝允明提供了继续浪游扬州的资金，并免于责罚。

事实上，晚明社会正是以这样一种态度来对待「名」的。正如上文故事所展示的，与名士的交往关系本身便能提高地位，保证品格，进而带来利益。与名士结交遂成为一时风气，名人的文化产品也成为消费的重点，无论是名人的序跋，还是字画，都具有非常实际的经济意义，成为可以购买的商品。

以诗文类消费为例，重「名」的风气体现得最明显的是诗文集序跋和贺寿诗文。贺寿诗文，本章末节会有专题涉及晚明的贺寿习俗，此处暂不展开，且以诗文集的序跋为例略作观察。晚明文士中盛行编纂文集的风气，即便本人在世时未成集，其子孙也会努力使其诗文集付梓，并邀请名人为之写序。即使朋友间作序，也往往具有夸耀目的。这种序跋请求在晚明书信中比比皆是，如明末胡澂有【除夕与顾与治】，称：「以仆往者灾木，而虞山、石湖二老，于皇、伯紫、澹心诸同学，不吝诠序之，独先生未有一言。……仆非敢自谓可存，若借品题以归我黄山、白岳间，夸我父老，平生愿足。」[5]灾木一词，是指文集梓刻行为有浪费木料之嫌，是谦辞。胡澂此封信是请顾与治（即顾梦游，字与治）为其作序，以「夸我父老」，可见当时对序文的一般认识确实难免此种夸耀作用。胡澂信中亦提及了已经为他写了序的众人，有钱谦益（虞山人）、杜濬（字于皇）、纪映钟（字伯紫）、余怀（字无怀，号澹心）等等，皆属明末清初名士，钱谦益更是当时人人企望结交的文坛领袖，得其片语只字都是无上荣耀，可见作序人的选择并非根据熟悉亲密程度，而是有一套社会普遍遵从的标准，其中主要考虑的因素便是作序人之「名」。因此，当时的各种文集往往像是名士收集册，明末名僧袾宏描述当时风气称：「世人将平生所作诗文，汇为一集，乞诸名人序跋之，曰：‘以此为不朽计也。’」[6]名士作序跋，有助于诗文集的流传与不朽，更可以夸耀于父老，无怪乎世人竞相追逐名士，求其品题。

然而名士并不是人人皆可结交，在传统交往礼仪中，若非熟识，请其作文往往有唐突之嫌，于是经常需要中间人引荐。在此种需求下，「名士牙行」应运而生。何谓名士牙行？王士禛【居易录】中有一段文字，提及此种为名士作牙人的例子：

【老学庵笔记】，嘉兴闻人滋自云作门客牙、充书籍行。近日，新安孙布衣黙，字无言，居广陵，贫而好客，四方名士至者，必徒步访之。尝告予欲渡江往海盐，询以有底急，则云欲访彭十羡门，索其新词，与予洎邹程村作，合刻为三家耳。陈其年（维崧）赠以诗曰：「秦七黄九自佳耳，此事何与卿饥寒？」指此也。人戏目之为「名士牙行」。吴门袁骏字重其，亦有此名。康熙乙巳曾渡江访予于广陵。[7]

牙行亦称牙人、牙郎，是市场中为买卖双方引荐、促成交易的中间人，名士牙行，则显然是专门作「名士」生意的牙人，类似于现在专门经营关系的中介之类。以王士禛这里提到的孙默为例，他的活动正是结交名士、促成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他「贫而好客，四方名士至者，必徒步访之」，对于诸名士有明确的结交意识，与此同时，他也会有意识地促成文士之间的认识与合作，比如王渔洋提到他奔走于浙江海盐的彭孙遹（字骏孙，号羡门）与江苏邹祗谟（字訏士，号程村）之间，努力促成「合刻为三家诗」之事。陈维崧调侃道「此事何与卿饥寒」，但实际上，孙默等人正是以此为生，但凡有人需要代为引荐，往往需要奉上礼物和酬劳。可以说，孙默与诸多名士的联系正是其谋生之资。

关于吴门袁骏与新安孙默，杜桂萍有【「名士牙行」与清初「赠送之文」的繁荣———以袁骏、孙默征集活动为中心的考察】一文[8]，专门对此二人进行讨论。除了上文中王士禛所记载的为文士牵线的行为，孙默和袁骏本身便是「名士收集者」：「苏州人袁骏以表彰母节为名，长期不遗余力地征求【霜哺篇】题词达60 年之久，以至‘凡士大夫过吴门者，无不知有袁孝子也’。客居扬州的休宁人孙默以回家为名，征求送归黄山诗文近30 年，促成了‘海内诗文积盈箧，无人不送归山辞’的效果，却始终未能返归家乡黄山。」[9]凡是当世有名者，皆是他们求诗乞文的对象，为他们题诗、作序的有陈继儒、施闰章、钱谦益、汪琬、归庄、魏禧、汪懋麟、陈维崧等当世名家，孙默自称获得的诗文便有一千多近两千余篇。值得注意的是，孙默以归黄山为由，向众名人求送别诗文，收集活动持续多年，却并未有归黄山之举，他也因此受到许多质疑。实际上，对于孙默来说，归与不归并不重要，收集本身便是目的。袁、孙二人，周旋于名士间，正是当时名士消费现象的典型案例。

其次，晚明社会对于「名」的消费，主要是在社交网络中展开的，是一种社交性消费。一般来讲，世人购买名人诗文书画的目的，或者为了欣赏，或者为了收藏，但在明中后期，对于此类文化产品的消费很大一部分都是为了维持人情关系。晚明正是一个社会性交往极为发达的社会，有别于人人各安其事的传统社会形态，晚明社会呈现出了极强的流动性，不仅有专门的帮闲、流氓等生业不固定的群体，即使文士也不再安于居家闭门耕读，往往处于奔波游走状态，送往迎来、交际应酬成为生活中非常重要的内容，社交的意义在晚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凸显。

这种社交社会的风气与状态，也可以从晚明日用类书中窥得。前文已经提及明中后期的日用类书所涉及的各类知识，不仅有日常卫生健康、农业、节俗等居家必备知识，还有许多社交性内容，比如教人写信的「文翰门」，包含了「诸书札式、称呼套语、杂用称答、馈送小柬、请召小柬活套、妇女馈送小柬」，里面不仅有概论性的指导，还有具体示例讲解，非常生动。以「请人」这一交往模式为例，根据不同原因又分为「定亲请人」「定亲请媒」「新娶请人」「子娶请人」「生子请人」「生孙请人」「子冠请人」「常生请人」「父寿请人」「母寿请人」「建居请人」「葬坟请人」「商归请人」「请濯足」「新正请人」「元宵请人」「端午请人」「中秋请人」「重阳请人」。从中可见礼尚往来之俗，比如「商归请人」，指的是行商之人归来请客，而「请濯足」则商人反为客，是亲朋友邻为归来的商人接风洗尘。交往礼仪中专门拈出商人这一身份，亦可见此时对于商人的重视。此外，关于这种种场合的书函交往，不仅仅有「请」的范例，也有「回」的套路。比如「中秋请人」，请者套路为：「六合无尘，一轮全满，此心直射，对景益明，共坐蒲团，举杯畅饮。」而回者的套路为：「明月当空，群云在手，辱招绮席，示我德言，愿挹辉光，拂开暗塞。」[10]在市井百姓的日用手册中出现这种文绉绉的书函示例，让人不得不注意到此时社会交往风气的两个特点，一个是追求文士之雅（虽然只得其形不得其神），另一个就是繁缛，社交往来极为频繁，且人情交际关系展现为一套套文雅化的、充满刻意的套话，其中不乏阿谀奉承之词（如「文翰门」亦有专门针对不同身份的颂德活套之辞），足见此时的世风之变。正如王正华所说，「福建版日用类书所指向的晚明审过并非今日认定之‘衣食住行’日常生活或家居生活，而是极为重视交际应酬与流行话题的社会生活。……晚明福建版日用类书存在于一个巨大而密实的人际网络中，交织的是人情世故，是场面交际，而不是缙绅家业、问学求道或生活上的实际问题。」[11]

在这样的社会网络中，以「名人」诗文字画作为维持社交关系的物品，再合适不过了。一方面，诗文书画在明代本身便是流行风尚的一部分，是文士雅文化的象征；另一方面，即使无法欣赏书画本身，有「名人」落款作为保证，价值就得到了保障。所以，名人的诗文字画作为礼物，出现在了晚明社会的多种场合，比如送别[12]、祝贺（如贺升官、贺入泮、贺寿、贺新婚、贺得子等等）、丧葬（以碑志文为主）等等。不仅能文擅画的文士自己完成作品作为礼物送给亲朋，不具备创作能力的民众想要知名文士的字画，也会备上润笔酬劳，上门请托，或者请中间人代为引荐。著名文人画家詹景凤有一封与徽商方用彬的书信，展示了绘画的此种「人事」用途：「佳册二、佳纸四俱如教完奉。又长纸四幅、中长纸六帖、听兄作人事送人可也，幸勿讶。」[13]此处人事即维系人情的礼物。詹景凤不仅完成了方用彬定制的画册，还额外附上几幅画作，供方用彬送礼之用，可见以画为礼，确属当时的通行做法。

总而言之，晚明社会中对于名的崇拜，以消费的形式体现在种种社交关系之中。晚明重「名」，「名」不仅意味着社会身份，而且能够为文士带来经济利益。而普通民众，则以消费的形式共享了「名」：无论是名人字画，还是名士题写的序跋，都成为可供购买的文化商品，以一种象征性的方式满足了社会对于「名」的需求。通过这种商品消费，「名」传递、流转于社交往还之中，成为重要的社交资源。可以说，晚明正是以这种独特的方式展现了社会对于「名」的重视与崇拜。

二．耳食之风：重名社会中的文士以画治生活动

这种重名的风气波及绘画消费，则体现为「耳食之风」，即单凭画者名声、不识作品的购藏风气。耳食之风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购藏群体绘画欣赏能力的缺失。虽然绘画在晚明社会极为盛行，却主要体现为一种消费风气，绘画知识仍然为少数文人所有，并不是每个购藏者都有相应的绘画鉴赏能力来作出独立判断。毕竟，绘画赏鉴不仅需要天资与识力，更需要广泛地观摩历代真迹。明末清初山水画家龚贤曾言：「广陵多贾客，家藏巨镪者，其主人具鉴赏，必蓄名画。余最厌造其门，然观画者稍柔顺，一日坚欲尽探其箧笥。每当有意者，归来则百遍摹之，不得其梗概不止。」[14]对于龚贤一类贫困文士来说，观赏古代绘画的机会极为难得，虽然龚贤不喜与扬州富商往来，为了看画却不得不「稍柔顺」，力求遍观其所珍藏的名画。

龚贤这样的擅画文士想要观赏古画尚且如此困难，对于一般民众，绘画知识之获得就更难了。晚明普通民众对于绘画的认识，可以从当时的日用类书中窥得。以晚明福建书商余象斗所刊刻的【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为例，其中有画谱门，具体包括写真秘诀、杨补之梅谱、李息斋竹谱、历代名画、画山水秘诀、画松谱。相比书中其他门类的知识，画谱门的内容总体呈现出一种机械生硬的状态，可操作性较差。其中最可参考的，大概是梅谱，对于初学者较为友好，大概是因为梅花主题的绘画在当时社会最受欢迎。相比之下，此书对于山水绘画的介绍就抽象许多，摘取了黄公望【写山水诀】、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的部分内容，拼凑痕迹明显。而在具体讲到「识画诀法」时，则直接摘录了宋代刘道醇的「六要」「六长」说，至于为何选取此段议论，大概是因为刘道醇曾明言：「夫识画之诀，在乎明六要而审六长也。」[15]刘道醇此论如果不加以解释，实际上并不好懂，如此贸然摘选，除了可供记忆，或为时人提供可供炫耀、引为谈资的画史知识，并没有太大实际意义。实际上，这正是此种日用类书编撰的典型方式，即选取历代知名人士的著作进行选摘，排次成书。晚明社会中流行的各种通俗书籍，都存在这种选章摘句的特点。这些摘录的文字，主要是为了向大众提供正在流行的文人雅文化的基本知识，以作为社交场合的谈资。可以说，这种类书有点类似城市生活知识文化的通俗手册，并非登堂入室的上好选择，遑论借此培养鉴赏眼力了。

因此，晚明社会中对绘画的爱好，主要体现为一种消费风气，而非绘画知识的普及和鉴赏能力的提升。何良俊对当时购藏者的绘画修养有过一段议论：

世人家多资力，加以好事，闻好古之家，亦曾畜画，遂买数十幅于家。客至，悬之中堂，夸以为观美。今之所称好画者，皆此辈耳。其有能稍辨真赝，知山头要博换，树枝要圆润，石作三面，路分两岐，皴绰有血脉，染渲有变幻，能知得此者，盖已千百中或四五人而已。必欲如宗少文之澄怀观道，而神游其中者，盖旷百劫而未见一人者欤！[16]

正如何良俊所述，晚明之好事者对于绘画的态度，仍然是夸示性消费，而非审美性赏玩。能够具备「石作三面、路分两岐」这样的绘画常识，对于一般购藏者已经是很高的要求，至于能够像南朝宗炳一样，卧游观赏、神游山水之中，更是「旷百劫而未见一人」。因此，在绘画的购藏选择中，名气就成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绘画的价值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作者名气大小。沈德符曾记载二事，让我们得以一窥当时的耳食之风：

古名画不重款识。然今人耳食者多，未免以无款贬价。予顷在京贯城市中，同老古董徐季恒步阅，见一破碎手卷，纸质坚莹，似高丽旧笺，纯画人物，长几及尺，女郎十余曹皆倚醉偃仰，老媪旁掖之，或背负以趋。予急贸得归寓，徐怪诘所以，予曰：昔阎立本作醉僧图，后因有醉道士、醉学究图，此必醉士女也，衣摺简逸，笔法生动，有吴带当风遗意，是马和之笔无疑。徐大喜，正窘迫，从予哀乞，因以贻之，售于朱户部朱陵，得重价。又一友世裔而为古董大估。一日携一大挂幅来，重楼复殿，岩泉映带，中有美嫔袒露半身，而群女拥持之，苦无题识，问予当作何名。予曰：此杨妃华清赐浴图，可竟署李思训。此友亦喜甚，聊城朱蓼水太史一见叹赏，以百金买去，其元值一金耳。[17]

这两则故事，一个是沈德符慧眼识无款古画，另一个是廉价画作托名李思训而身价大涨。在第一个故事中，真正有艺术价值的古画，因为没有作者题款而湮没于无知者之手，幸得沈德符识珠，经由古董商徐季恒，能够以重价归于户部朱陵。可以说，作者之「名」在此画的价值与际遇中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画之沉沦是因为无「名」（无款），能以重价而售则是因为有了「名」（南宋著名画家马和之）。当然，沈德符在其中也起了重要作用，他以文士之修养，识别出了此画的审美价值，并进行了画史定位，但他此举的最终结果，仍然是为此画赋予「名」，将其归为名家之笔（事实上，此画到底是否为马和之所作，尚堪讨论）。可以揣测，如果沈德符并未明确指出画者，而只是单纯称赞其笔法生动，徐季恒是否还会执着求画？此画是否还能以重价售于朱陵？没有了马和之名气的加持，结论颇可怀疑。第二个故事中，「名」的作用就更为明显了，一金买来的画作，托名李思训之后，竟身价大涨，以百金归于朱太史。沈德符对此见怪不怪，对于其所代表的精于鉴赏的文士群体来说，为画作赋「名」的请求颇为常见，他们作为书画鉴赏领域的「名家」，也掌握着「名」的予夺之权。

强调「名」遂成为提高绘画经济价值的一大手段。著名徽商方用彬曾经营书画典当事务，其与亲友书信往来中，经常提及书画的经济交易，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对于书画价值的认识确实以「名」为主导。比如方大汶欲以几幅画质典于方用彬处，其信中称：「今有墨庄山水一幅，杨维桢字一幅，原得重价。维桢系元时名人。雪窗兰一幅，亦古名僧画。欲当银五六两，望乞俯从，足见爱厚。」[18]杨维桢之字和雪窗兰画，其价格并不完全系于艺术价值本身，而更依赖作者的名望，所以方大汶要特地说明杨维桢是元代名人、雪窗兰是古名僧所画，其目的显然是为了提高典当品的经济价值。此一例子正说明作者的名气本身就具有保值的作用。可以说，在晚明社会中，「名」比作品本身的审美意义更具有说服力，更具有公众认可的流通价值。所以，在描述绘画作品时，对于作者之「名」的强调，效力要远胜于对画作细节的描摹。冯梦龙【醒世恒言】「卖油郎独占花魁」故事中，描写花魁娘子居室布置时称「中间客坐上面，挂一幅名人山水，香几上博山古铜炉，烧着龙涎香饼」[19]，可见，以画作凸显居室之风雅，甚至不必进行详细描述，只需突出是「名人」山水便足够了。

既然名士山水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托名文士的赝品也越来越多。即使是画家本人，面对如山堆积的笺素之请，也往往需要请人捉刀，进行代笔。求画者为了避免拿到此类代笔之作，甚至有面请的行为，逼着画家当场作画，以作监督。此举实在不雅，有此遭遇的文士亦叫苦不迭，傅山即称之为「俗物面逼」，极为苦恼。但即便是此种面请的场合，也未必一定能拿到真品，因为作者本身也是可以「赝」的。【鸥陂渔话】中记载了一新安商人的遭遇，让人咂舌。此新安商人想要董其昌的书法，却又担心拿到的是赝品，于是请中间人引荐。此中间人让商人备好厚礼，带其面谒董其昌，董其昌当面作书，商人欢喜而归。结果到了第二年，此商人于松江偶遇董其昌，才发觉昔年所请乃有人假扮，并非董氏真人。商人于是大呼冤屈，董其昌知晓前因后果，笑而为其书。此一故事展示了当时作伪之荒诞，不仅作品可伪，连作者亦可作伪，社会追「名」逐利之风可见一斑。值得注意的是，此一故事并未到此结束，此新安商人得了董其昌的书法，「归以夸人，而识者往往谓前书较工也。」[20]董其昌的书法反而不如赝品工致。对此我们亦不妨作一揣测，即使识者以为董书不如赝品为工，此新安贾人便会认为赝品比董其昌亲书作品更有价值吗？答案应当是否定的。这不仅涉及真赝之分，更重要的是真赝背后的意义：即使董其昌亲笔所写被认为不如赝品，那也没有关系，书写的审美价值并不是最关键的，作者才是作品价值之所系。这种作者和作品的关系，并非传统书论中「书如其人」的精神与道德逻辑，而是重在作者之「名」为作品带来的经济价值。

在这样的风气中，文士在以画治生活动中，更值得关注的身份其实是文人，而非画家，他们的名也并非单纯缘于绘画。正如陈宝良所说，「‘名士’云云，或藉诗文而名，或藉讲学而名，或藉帖括而名，或藉谈禅而名，其间不一，很难一概而论。」[21]晚明文士成名原因很多，比如陈献章以学问名世，亦能画梅花，世人求画往往未必单纯因其画梅而来，而是循其学问名望而来。相较于其他群体，文士群体更具身份优势，也更容易获得声名。这对文士以画治生来说，既是有利因素，同时也带来许多困扰，因为并非所有文士皆欲借名售画。关于文士名望与以画治生之关系，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是明末黄九烟卖画扇的遭遇：

前进士浔阳黄九烟先生，国变隐居，往吴门，访徐昭法。……叩昭法草庐，昭法饿，不能出门户，强起揖客。黄先生抱持大哭。……黄先生令铁庐持一扇，鬻之市，戒勿道姓名。铁庐持扇入市，顾者辄弃去。铁庐念昭法厨空久矣，售扇可作数日粮。乃言曰，此黄九烟诗画也。一富人即持白金数钱购之。铁庐归，以实告。黄先生暨昭法大怒曰，孺子殆不足教，速持去，索扇来还我。铁庐惴惴入市，顷之，持扇还。黄先生笑曰，孺子固当如是。[22]

此则记载中，同一把诗画扇，前后遭遇竟如此不同。在铁庐未道破画者名字时，「顾者辄弃去」，而明言此乃黄九烟所作后，即有富人持钱购之。有「名」与无「名」的区别，不啻天壤。我们或许可以作一推断，即此扇艺术水准可能未必有多高，或者画风在普通民众间不具吸引力。实际上，黄九烟在艺术史上并未留下太多痕迹，其画家身份远不如其「进士」身份具有知名度与社会认可度。实际上，「进士」黄九烟的名头正是富人购买画扇的主要原因。不过，黄九烟对于借名卖扇之事，显然是非常反感的，否则也不至于让铁庐返回市中，取回画扇。黄九烟所拜访的徐枋也持相同态度。徐枋为明末遗民，他以画治生，却不落款不题字，努力隐去画作和自己的关系。这种做法，与黄九烟在托铁庐卖扇时告诫勿道姓名，属同一逻辑，都是明清易代之际隐士维持隐居避世状态的一种努力。

然而，他们的努力往往宣告失败。正如铁庐需要宣扬黄九烟之名才能卖出画扇，徐枋之以画治生，也无法完全摆脱其名的影响。徐枋之名，正是因其遗民操守而来。他虽欲隐姓埋名，故不题字、不落款，但世人慕其名而求其画，显然不会满足于一幅没有落款和题字的作品，往往不仅要写明定制者的情况，还要表明徐枋的身份信息，宣告绘画与创作者的紧密联系。徐枋在与友人的信中曾屡屡抱怨，深深困扰于买画人的题字要求。这实在是非常矛盾的局面。

由此可见，在一个耳食之风盛行的社会中，文士要展开其治生活动，所面对的正是这样的困境。一方面，文士作为社会中文化和社会资本的占有者，有多种途径获得名望，他们往往也是拥有「名」的主要群体，而社会中对于「名」的追逐和消费，无疑为文士以画治生提供了非常好的环境；另一方面，「名」也会成为一种负累，对于黄九烟和徐枋这类隐姓埋名的遗民而言，不仅意味着节操难以持守，在清初人人自危的法网之中，还会带来性命之忧。同时，专擅一艺的普通文士来说，在晚明这样一个重名的社交型社会中，如若不善于结交，声名不著，则治生活动寸步难行。这正是重「名」风气的反作用。

——选自【自娱之外：明末清初文士以画治生研究】

注释：

[1]明人对当时名士「名实不副」的不满，可借两封书信略作管窥。其一为黄虞龙写与葛震甫的书信：「昨在郭圣仆会中，见近时诸名辈，正平平无奇耳，乃知见面不如闻名也。坐中有伧哄然厉声曰：只要千秋人敬重，休管物议沸腾。不知一时既腾物议，那讨千秋敬重出来？况所经物议者，又未必皆负冤屈。此处却不照管。虽才凌沈宋，亦何取乎？余尝举似孙子京，子京曰：奈深人逃躲何！余应曰：宋比玉既言之矣，世间自有明眼人在，自然逃躲不得；即使逃躲得一时，千秋后依旧时有明眼人翻他的案，依然逃躲不得也。」见（清）周亮工著：【尺牍新钞】，岳麓书社2016年版，第172页。其二为明陈龙正与友人之书：「名士之称，起于诸葛之巾服临戎也。勋略震世，名都将相，蝉蜕轩冕，履贞蹈素，不改士风。故懿叹而称之，重在土不在名也。简颖吟哦，邮筒往复，动矜名士，重在名不在士，毋乃未识名士之义耶？昔之名士，人号之；今之名士，自呼之。昔之名士，离士位者当之；今之名士，守士习者居之。」（清）周亮工：【尺牍新钞】，岳麓书社2016年版，第203页。）

[2]（明）陈龙正：【与友】，载（清）周亮工【尺牍新钞】，岳麓书社2016年版，第203页。

[3]钱钟书：【管锥编（一）（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35页。

[4]（明）唐寅：【六如居士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年版，第249—250页。

[5]（清）周亮工：【尺牍新钞】，岳麓书社2016年版，第205—206页。

[6]（明）莲池大师著，张景岗点校：【莲池大师文集】，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458页。

[7]（清）王士禛撰，张鼎三点校：【王士禛全集】（五），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3788页。

[8]杜桂萍：【「名士牙行」与清初「赠送之文」的繁荣——以袁骏、孙默征集活动为中心的考察】，【求是学刊】2016年第5期。

[9]杜桂萍：【「名士牙行」与清初「赠送之文」的繁荣——以袁骏、孙默征集活动为中心的考察】，【求是学刊】2016年第5期。

[10]（明）余象斗编：【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万历二十七（己亥）年余氏双峰堂刊本，卷十五「文翰门」。

[11]王正华：【艺术、权力与消费：中国艺术史研究的一个面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370页。

[12]实际上，以诗文送别，明代之前已成为文人交往的习惯之一，其中不乏感情深挚、动人心魄的作品，如李白【渡荆门送别】之「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之「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都是传诵不已的名句。明代，则不仅有送别诗文，送别图亦极为流行。如明成化间举人陶成有【云中送别图】（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送友人赴云中就任，以画送别。此外，【儒林外史】第四十六回【三山门贤人饯别五河县势利熏心】中，亦有「庄濯江寻妙手丹青画了一幅登高送别图，在会诸人都做了诗」的情节，可见明代文士送别亦有诗画合璧的情况。（清）吴敬梓：【儒林外史】，崇文书局2018年版，第320页。

[13]陈志超著：【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7页。

[14]刘海粟主编，王道云编注：【龚贤研究集】（上集），江苏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157页。

[15]刘道醇此说如下：「夫识画之诀，在乎明六要而审六长也。所谓六要者：气韵兼力一也，格制俱老二也，变异合理三也，彩绘有泽四也，去来自然五也，师学舍短六也。所谓六长者：粗卤求笔一也，僻涩求才二也，细巧求力三也；狂怪求理四也，无墨求染五也，平画求长六也。」（宋）刘道醇撰：【圣朝名画评】，载安澜编【画品丛书】，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54页。

[16]（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88页。

[17]（明）沈德符著，杨万里校点：【万历野获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555页。

[18]陈志超著：【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05页。

[19]（明）冯梦龙编著，杨桐注：【醒世恒言】，崇文书局2015年版，第31页。

[20]此则记载原文为：新安一贾人欲得文敏书，而惧其赝也，谋诸文敏之客。客令具厚币，介入谒，备宾主礼，命童磨墨。墨浓，文敏乃起，挥毫授贾。贾大喜，拜谢持归，悬堂中，过客见之，无不叹绝。明年，贾复至松江，偶过府署前，见肩舆而入者，人曰：「董宗伯也。」贾望其容，绝不类去年为己书者。俟出，审视之，相异真远甚，不禁大声呼屈。文敏停舆问故，贾涕泣述始末。文敏笑曰：「君为人所绐矣！怜君之诚，今可同往，为汝书。」贾大喜再拜，始得真笔，归以夸人，而识者往往谓前书较工也。此又可见名家随意酬应之笔，常有反出赝本下者，可遽定真伪于工拙间乎？（清）叶廷琯【鸥陂渔话】，见张小庄著：【清代笔记日记中的书法史料整理与研究（下）】，中国美术学院出版2012年版，第551—552页。

[21]关于明代名士的分类及行为表现，陈宝良有【明代的名士及其风度】一文，所论颇精，可资参考。参见陈宝良【明代的名士及其风度】，【安徽史学】2018年第1期。

[22]（清）吴德旋：【初月楼闻见录】卷二，文明书局1985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