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斯·哈同的画有多美?你只要在他的画面前安静地站着，哪怕你对他一无所知，对他的画一无所知，你也会被眼前的美感动得落下泪来。然而，哈同的画有多美，他的命运就曾经有多黑暗、残酷和悲惨。
他是一个德国画家，作品却被「纳粹」视为「堕落的艺术」，对他进行了监视、讯问和控制。他憎恨并反对希特勒，辗转逃亡到巴黎。德国大使馆吊销了他的护照，哈同成了一个无国籍的流浪画家。他没有画画的颜料，没有床铺，甚至没有食物，他在巴黎街头无望地流浪着。
哈同遇见了雕塑家胡利奥·冈萨雷斯，他的工作室收留了他。二战前夕的乌云笼罩在欧洲的上空，在这惶恐不安的气氛中，哈同过了一段平静美好的生活。他娶了冈萨雷斯的女儿，并且至关重要地结识了抽象主义大师康定斯基、蒙德里安和超现实主义大师胡安·米罗。
静好的岁月脆弱而短暂。1939年9月，法国政府决定逮捕一批在法的德国人，失去德籍的流浪画家仍然被捕了。他是画家，所以被送去粉刷部队的餐厅。等他刚刚重回到正常的生活，德国突然占领了法国。这一次，等待哈同的将不再是逮捕。哈同连夜翻越比利牛斯山，逃往西班牙。
佛朗哥的警察在边境抓捕了哈同。他们狠狠地揍他，然后把他关进了阴森的集中营。画家在集中营里教囚犯们艺术史。只要有一线希望，他都要抓住画笔。可是他只能在集中营里画自画像。集中营所有的一切都是禁忌。
这一次，戴高乐「自由法国」的官员拯救了他。出狱后的哈同加入了法军的外籍军团。一个画家能做什么呢?他选择做一名担架员。发了疯的世界已经不允许有一张画架，他只好去抬担架，把一个个被人类残害的同类，抢救出来。担架上的每一个人，都是一幅深刻、冷酷、真实的画。这不是他所要画的，每一个人都让他心碎。然而这一幅幅画，必将刻在他灵魂的深处。
勃艮第贝尔福森林广阔深远，流水潺潺。可是森林里没有飞鸟，没有小鹿、野猪和狼群，只有相互残杀的人类。一边是他极力抢救的法国伤员，另一边是他的德国同胞。哈同如同荒诞剧中的人物，穿梭其中。1944年11月，贝尔福森林天寒地冻，血腥恐怖，德军的一名机枪手打中了哈同的右腿。
哈同被送到一座荒凉偏僻的农场，浑身是血地躺在担架上。整整两天无人问津，腿上伤口的坏疽不断地扩展。战场终于有了喘息的片刻，有人来了。人们用汽车把他送到200公里外的第戎。和他同行的伤兵，一路痛苦地呻吟着，血不断地滴淌在他的身上。伤兵死在了半路上，死在哈同的旁边。哈同在疼痛中昏死过去。
「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缺少了一些东西。」哈同醒了过来，他的腿从膝盖处被切断。腿仍然疼痛肿胀，流淌着可怕的脓液。必须把他送走。从第戎到图卢兹，670公里，车子开了三天。
哈同没有被完全麻醉，他清醒地看着医生，从他的大腿根处，一点点地锯掉了他只剩下一半的右腿。
战争结束了，哈同回到巴黎。他又可以画画了，坐在轮椅上。
失去了右腿的哈同不再像之前那样作画。他不是用手指、手腕在画，他挥舞着手臂，用他整个身体在画。坐在轮椅上的他，心里涌出了巨大的不可克制的能量。展开在眼前的画面如此广阔，就像贝尔福那片流血的森林，坚硬、粗糙，飞舞着枪林弹雨，还有黑色的白色的雪。他的画充满着狂暴的力量，仿佛一颗填充着激情的炸弹，在画布上爆炸了，愤怒、悲伤、疼痛、一缕缕最后的喘息覆盖了整个墙壁。
哈同不是用笔在画，而是像一位冲锋的骑士，骑在狂暴的黑马上，挥舞着一把雪亮锋利的刀。他是用刀在劈砍着画布。画布是他的敌人，是阻挡着他的墙壁和堡垒，他要杀出一条血路。每一刀，都凝聚着他最后的力气。每一刀，都如闪电一般让人震撼。他无所谓手边是什么，是中国毛笔、猪鬃刷、滚筒或者一把刮刀、一片趁手的硬纸板，什么都行，他无暇顾及，因为摆在他面前的是一场生死搏斗。
然而哈同毕竟不是战士，他是一位画家。在那些狂暴的线条中仍然透出了一种人性的脆弱、细腻、敏感和温情，他与之作战的，并不是外面的那个世界，而是他的内心。「我心里有一种情感，我不得不把它在画布上表现出来。我希望激发起观看者同样的激情。」哈同这种内在的不可遏制的激情的表达，来自于梵高，来自于蒙克，来自于康定斯基。他想超越他们。
梵高的色彩是奔涌的甚至有些疯狂的激情。他爱他的弟弟，爱弟弟刚刚出生的孩子，爱给他看病的加歇医生，爱奥维尔小村中顽劣的孩童，爱阿尔勒的妓女和离他而去的高更，他对这个世界有着不能自拔的爱。爱从他的心里溢出来，流淌在画布上。
蒙克的情感是火山爆发时的岩浆。人与世界在这一瞬间陷入巨大的恐怖。他在这种恐怖之下，发出了呐喊一般的尖叫。他的一生都在向人们呼喊着一种可畏、可惊、可怖和可憎。他甚至画了一幅画——他即使在地狱里，也要叫喊。他希望人类能听到他的叫喊。
而康定斯基，把他们这种几乎失控的情感，用画笔轻轻挡了一下，使他们平息下来，流入到一条宽广深沉的大河之中。现在，哈同就站在这条大河的边上。突然，哈同丢掉了他的画笔，还有刷子和刮刀。他不打算再涂画心里厚重得几乎黑暗的悲伤、痛苦和绝望了。他从康定斯基和蒙德里安的抽象里，找到了另一种抽象——无限地接近人性的美好。
哈同已经老了，他隐居到普罗旺斯地中海边上的一个小城——昂蒂布( Antibes)，他给自己盖了一个房子。他将在这里画出他这一生中最好的画，远离战争，远离苦难，远离黑暗，远离尘世的喧嚣。他画画的工具，是一把喷枪。
画布平整地铺在宽阔的墙面上，他坐在轮椅上，用喷枪喷出色彩。色彩如精灵一般飞舞在空中，然后，静静地停留在画布上。这一刻，哈同画出了拉斐尔「西斯庭圣母」脸上的宁静与安详、圣洁和慈悲；画出了蒙娜丽莎的关切、温和与理解；画出了米勒「晚祷」时女人的虔诚与忧伤。画布上只是随意抛洒的色彩留下的不可捉摸的轨迹，然而这平息了愤怒之后的柔情，有着催人泪下的美。
哈同几乎不再离开他的画室，不再离开他的喷枪。当他手握喷枪的时候，他大概总会想起他曾经深陷其中的战场。现在，他手里的枪，射出的不再是子弹，不再是仇恨和死亡，不再是对叛国者还是英难的诘问，不再是迷信和恐惧，而是纯净。
曾经你死我活的敌对者，法国和德国，都在向他致敬。法国总统授予他「荣誉军团大军官勋章」，联邦德国授予他「大十字勋章」。哈同轻轻扣动扳机，两枚勋章在喷枪中融化成了和解、宽容和理性，定格在洁白的画布上。
1989年12月7日，汉斯·哈同在他的画室用喷枪画了最后一幅画，然后，静静地离开了人世。直到最后一天，他还在努力着，试图告诉人们——何谓至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