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本与神化：精神史脉络看张载

我们知道，在宋代道学传承中，张载处于很特殊的地位，所以现代学者对于张载的研究呈现出复杂而多元的面向：对张载气论的重视，涉及到气论与理学或者说儒学的复杂关系；把张载纳入以理学和心学为思潮主流的道学系统中，涉及到可能扭曲张载诸多概念原意的困境；而且因为张载活动于道学初创时期，还没有充足的文献能够提供互证，即使【正蒙】文本自身有很好的严整性，依然涉及到诠释上的很多困难。由于这种种复杂性，所以虽然已经有了很多的张载研究成果，对张载的深入诠释依然是很需要做的工作。 杨立华先生的【气本与神化——张载哲学述论】 ，就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基于对文本的深入阅读与精准的概念分析而展开的张载研究。

本书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很清晰，书中虽然讨论的是极其深刻的哲学概念，比如虚与气、神与化、心与性，但并没有引入混沌模糊的预设，而是让文本自身说话，发掘出很多精彩的观点，为我们理解张载提供了很好的引导与帮助。此外，文中对现有的一些观点有所批评，这些批评很有说服力，所以也希望能看到张载研究专家的回应与对话。

首先，〈导论〉表达了作者对北宋道学兴起的基本看法。 相对于外缘性的历史因素，作者更关注某种一以贯之的精神史趋向。作者认为正是此力量使外缘性因素传递到内在精神，促进了内在精神的提升与文化思想的成就。因此，作者细致地梳理了历史的精神语境之过程以呈现这一精神趋向。先从宋皇室之弱势说起，因弱势而生惧慎，惧慎生慈和，从而有宽容的文化政策；「养士」则以〈儒行篇〉激励之，所以士人有「忧」世的情怀。然而，与皇室宽容一面相应的，是疑忌之心的一面，体现在制度上的处处约制和平衡，这一影响经过层层传递，就形成了党争。落实到具体争论上，朋党各方诉求的是不同的政策取向，而这实际是历史识野的分化，其经学基础就是【左传】与【周官】之争。在这一分化中，王安石和道学家都否【左传】而重【周官】，以回复三代为宗旨；但在实现方法上，两者选择了不同的道路：王安石希望通过政治和权力去实现，而道学家则强调以道德之感召力来移易风俗，从而特显了内圣之学。在作者的剖析下，道学在精神史的脉络下步步逼现出来。这里作者叙述了一种不同于一般思想史的历史诠释，现有研究少有达到这样的思辨深度。

其次，来看作者对虚与气的解释。 作者注意到以前少有人注意到的「形象」、「叁两」两组概念，并以此为基础，将虚、气及其关系予以了安顿。第一，区分象与形，两者可以以天道与地道分别。形是气聚成形者，是形而下者，相应于器；象是未形者，是形而上者，相应于道。准确地说，象是在抽象义理与成形器物之间的东西，是「由无法察觉的微小变动引生的某种整体的变化趋势以及这种趋势在认知主体中产生出的无法归约为具体感知的意味」，对象的规定是关键的一步。第二，讨论叁两。「地所以两」是有限的物的层面，是分离的两；「天所以叁」则在于以太极之一贯通两分的阴和阳，这一通贯性是根本。第三，讨论「虚空即气」。先说明有与「有形的存在者」并存的太虚；进而说明太虚与气的关系就是无形之气与有形之气的关系；再根据形象、叁两确定了形上形下中的三个层次：有形的气和万物、无形而有象的太虚、清通不可象的神；当然，神不在气外。最后，作者认为，张载论虚气是有针对生死问题之面向的：通过气化宇宙观的建构，根本否定了佛教的寂灭，建立了「存，吾顺事；没，吾宁也」的儒家生死观。这一部分讲象之规定、神的定位以及生死观等，提出了独特的观点，发掘出了深入的义理；但这些复杂的问题非本文所能判断，希望学界能对之有充分的回应。

再次，来看感与性。这是作者又一着力讨论的问题，作者认为它是张载哲学从本体论转向道德哲学的枢纽性环节。 我们知道，张载气学的本体论与理学对于道德的强调之沟通是很大的难题，作者拈出「感」来沟通这一问题，非常巧妙。其具体论证是，感有三类：阴阳「二端」之感、人物之间的「蕞然」之感和尽性知天的圣人之感。这三类感是有等级的：人物之间的「客感」是「壅」、「蔽」的，只有圣人「用感」才能达到真正的普遍性，而复归到天之感；这样道德领域就接上了本体论。着实来说就有「性」，感与性是一体之两面：「感」是「性」的鼓动万物的作用；「性」内在于「感」，引生「感」，同时自身又是静的；而且，性有天作为形上根源，也就是从本体论贯通到道德领域。这样，张载就通过「感」贯通了上下，真正建立了有形上根源的儒家生活态度。

作者其他部分的论述也很有意思，比如鬼神与神化、心与心的内容、气禀与气习等，分析地非常精细。特别是关于礼与乐的论述，是非常海德格尔式的生存论分析，直刺人心，这样的讲法才能让礼乐切实地进入生命中，从而体悟儒者之真义，活出儒家的生活态度。

综观全书，概念之分析界定非常精准，论证之铺展推演非常清晰，就像【正蒙】之文本，时时感觉思想之谐和、圆融之美。上面只是简单讨论了书中的几个论述，整体的了解需要读者自己取书阅之，品味把玩。在此则有必要进一步考察本书所采用的研究进路，从第二序的意义上来说，这可能引生更深层的反思空间。我们知道，张载的文本本身已经是概念很清晰、论证很充分的典籍了，但却依然形成了关于文本思想的复杂争论，这里面确实存在着很多误解，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研究者所采取的研究进路本身就不完整而导致。而本书是明确的、严格的文本分析之路数，如书名所点出的「述」，这一解释学态度希望呈现张载哲学的固有脉络；也就是说，不引入任何别的理论框架去套张载文本，也不要以「作」的态度把张载的哲学发展成一种研究者个人的现代哲学。所以，回应现有的张载研究，本书在很大程度上做的是一种除蔽的工作，去除现代研究者附加于张载的东西，呈现张载之本来面目。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还是不可避免地会有某种前见，作者还是有些海德格尔的底色，但是作者克制了把海德格尔与张载直接比较从而引入某种美妙义理的诱惑，而是尽可能的让文本自身说话，从而呈现出真正意义的中国古典哲学；然后，我们再在此基础上谋求进一步的讨论。这是一种很必要的述说方式，尤其在中国哲学依然处于身份认同之阶段下，尤显重要；但现有的很多研究在这方面没有足够的意识，被别的方式所掩盖。

说明了文本分析的意义，这是一层意思。还有一层，在文本分析呈现出比较可靠的脉络之后，下一步该怎么办？首先，这可能是一个假问题。因为现实情况是：整体上来说，对中国古典哲学的理解依然并不清晰，很有继续除蔽、呈现的必要，那么我们就不应该问下一步的问题；也就是说，合理的逻辑是这样的：应该充分处理好文本之后，再进入下一阶段，两者之间的差异要明确，否则会导致混乱。强调不能混淆的关键是因为我们个人的知识和视域是有限的，但就问题本身而言，可以有理想状态下的展开。也就是说，这里就有一个解释学的循环，了解基本文本之后，我们需要进一步跟经典对话，以当下的生命去体悟文本之精神，那么对文本可能就有了新解，把文本的诠释可能性呈现出来。当然，这样的发掘其实已经是一种混乱了，因为它肯定了文本的无尽可能性，就远离了文本分析的基本预设。对此两种方式，我们可以分别称之为文本叙事与义理叙事，前者从现实有限性下认为要区分不同环节，后者从理想状态上认为要循环以求创解，对这两者需要仔细的考量。

就从张载研究来看，虽然本书所强调的呈现中国哲学的本来面相很必要，但有的研究会说「我的路子是一种义理叙事，呈现的是张载哲学之精神所在，所以有融通、有分判，所作的解读虽然非张载本有，但张子复起，也允此说」。比如对「太虚即气」的解读，唐君毅认为是「虚气不二」，牟宗三认为是「虚气体用圆融」，都是向上一机的再融通之寻求，并没有根本否定太虚是气；不管其结论是否正确，这样的讨论方法似乎也是可以接受的。不过，进一步考察，义理叙事的方式还是存在问题。虽然解读者都尽可能地证明自己是无前见的解读经典，但义理所必然具有的一以贯之的形而上属性，使解读者必须从文本中乃至从其他的相关维度中，提升出此哲人所持有的统摄性的精神所在，然后才能进入文本。这样，文本——义理——文本的圆圈就落实为后半部分，即把义理放到文本中验证这一部分，文本则被边缘化，不具有中心的主动的地位；而且，义理之讨论是很复杂的，可以说，必然会犯混淆、空荡和偏差等错误。相反，文本叙事的进路表现出完全不同的侧重。首先，它不会引入太多的维度或者说参数，尤其是思想上的不确定因素；其次，完全从文本出发，做概念分析、语言分析、引证互诠等工作，以求找到哲人在文本中表达的准确涵义；再次，对这些涵义加以梳理、分析，提出义理性的诠释。在这个过程中，思路清晰，论证明确，很有意义；但反过来，从义理叙事的一方来看，又会提出质疑：是否过于严格，不能引入一些有价值的维度；是否应该至少尝试一下，即使有可能犯错误也应该讨论之以求完善，发掘批判性价值，让文化生命有前进的可能。

综合两者，如果同情地理解那很容易出错的义理叙事方式的意义，加上义理判断其实就是每个人的生命存在本身，无论过去还是将来都是一个事实；那么这两种研究进路的关系，既不应是时间上不同阶段，也不应是两种不能相容的对立，而应该是一种在坚持严格文本叙事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向义理叙事前进的相互融合关系。这看起来是一个简单的常识，是大家都认可的共法，但实际上做起来很难，尤其是呈现出来的研究结论，能够看到明显的区分与张力；所以明确文本叙事的优先顺序，时时反思义理叙事是否僭越是很必要的。在这个过程中，义理叙事是挑战者，文本分析是标准的拥有者，而不是反之。义理有无限发散的可能，但我们必须依靠文本来确定其是否合法，是否有足够的可接受性。只有在坚实的文本支撑下，论证才有说服力，才能提供有意义的研究成果。但义理叙事所表达的观念作为一种可能性，是很有意义的，虽然它经常是犯错误的一方；因为它能够形成某种「他者」，有真正的挑战性，从而提供发展的根本动力，这是义理叙事的基本价值所在。因此，虽然文本叙事作为正统的标准方法，但义理叙事依然有其必要性，这两方面都去做才是完整的。从具体操作来看，两者的逻辑冲突本身并不构成困难。困难的是具体工作，能够把具体的工作做好：义理的路数多精审其准确性，文本的路数多考察新的维度，就自然地做到了两者的融合；当然具体的工作永远是最困难的事情。

回头再来看本书的研究进路。当然它首先是一种非常明显的文本叙事的方式，作者对文本的精细考究非常见工夫、见精彩；但本书也有清晰的合法的义理解读，这是必须强调的。义理并不一定要是明确提出一个标签来标称张载，然后以此为导向具体解读张载思想的各层面；也不一定要通过与西学的理论系统比较，把张载处理成自然哲学、道德哲学等分块，勾画出一个严格的逻辑系统；而是可以通过仔细索求张载自己的思想脉络，把其潜在的义理可能性发掘出来，本书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来述说张载之义理精神，即「述」的方式。本书正文十章是有着内在理路之顺序的，在此不能简单地标签化地说明之，如果勉强用现代哲学语词说，它是从自然哲学到本体论，再到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但这样的标签掩盖了本书所表述的精微的内在脉络，只能说本书在严格的文本叙事中融合了对义理的思考，至于具体的呈现则需要读者自己去发掘去体会。所以，本书可以说是一种融合了文本叙事和义理叙事二者的作品，这样的研究进路是很有借鉴意义的，值得去思考讨论；这就是本书所呈现的在第二序意义上的学术价值所在。当然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是说本书的方式是唯一合理的处理方式，在文本与义理之间有很多种选择，关键是对研究进路有足够的批判反思，如果做到这一点，更多侧重义理的研究进路也是可以接受的。

总的来说，本书在具体分析上提供了很多有新意的观点，这些观点不一定都对，但确实发掘出几个以前没有讨论过的问题，这对于扩展张载研究之深广度是有意义的。至于直接具体观点的辩论，希望张载研究专家多多展开对话，以期得出广泛认同的解读。而本书所特别凸显的对中国传统思想与哲学的研究进路，同样也是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即使研究者不选择严格的文本梳理的方式，但都无可避免地要有把自己放在文本之下拷问的自觉；而如何进入义理叙事，这可能更困难一些，尤其各解读者都有个人的前见在里面，即使本书这样的以文本叙事为中心的方式，考察其义理表述，也会有作者的前见之痕迹，所以这一理路需要更多的批判反思，以求更好地解读张载之义理精神。最后，关于张载研究，可以看到一些希望。因为张载的特殊性：一、张载处于道学初期，学问自成一家，所以研究能够比较集中，不会分散太多；二、张载的写作严谨，脉络清晰，所以现在对文本的讨论容易取得一致。因此，当前研究张载可能是中国哲学领域最有机会获取进一步成果的，甚至能够提出对中国哲学有范式意义的理想型。虽然这只是一种希望，还需要去做很多工作，但或许作者这本书就已经是一个开始了，对此我们一直期待着。

（本文作者鲁鹏一，原载【哲学门】第19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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