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夏尔·奥古斯丁·圣伯夫
伏尔泰是18世纪唯一真正的、唯一伟大的诗人。他的想象力永远是在那里。就整个的伏尔泰来说，他的作品常有差失，但是只要他的人在那里，诗人也就在那里。他是诗人，在一切自然流露中，在他的笔下一切无意的涌现中，小品文也好，讽刺诗也好，慧黠语也好，歌头也好，生就是谚语的警句也好，不管是什么题目，都从他的脑子里冒出来，不胫而走地到处流传着。他还是诗人，在谈话里，由于慧心的迸发，由于灵机的不断闪烁，由于他说任何事物时都有那么一种活泼妩媚的语致。但是，他一受不到这种直接迸发的支持，一用心写文章，他就弱了，风格就不够了。在史诗和悲剧里，他都只满足于把他的时代应付过去，也就是说把那一个最缺乏诗意的时代应付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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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泰尽管有他的奇异的才华，却没有——大着胆子说罢——却没有适宜于赋予死者以不朽，给死者保证一个最后的、不凋的花冠的那种东西。是不是只在这种场合下他缺乏那种抒情号角的嘹亮声响呢？毫无疑义，在他那种种不同的天赋中，这种抒情的天赋他是没有的；他是个妩媚可人的诗人，活泼泼的，诙谐起来无法可学，甚至也有阵发的感动力，飘忽的柔情和闪电一般，但是他既没有形象的辉煌，又没有格调的壮丽，也没有班达尔所谓之「嘹亮的缪斯的纯粹光明」。他在他的才调中没有什么可以证明那同一诗人所说的，并以其本身作为明显实例的另一句话：「语言从深刻的智慧中抽绎出来的文辞，再遇到妩媚之神，就能比行为更活得长久些。」妩媚之神，他是常遇到的，他很乐意亲近她们，但是那都是些家常的妩媚之神；而班达尔所要求的另一条件，深刻，他就没有了。他的缪斯在内心里太放荡了，口头上自难有持久的神圣情感的流露。因而，特别是在这里，既然这里是要对一个死者致敬意，我们就明白感觉到他所还需要的是什么，他还需要类似博叙埃热情的东西，不说类似班达尔的热情了。文辞的庄重、尊严，学理的尊严，那种出于信仰泉源的、口诵而心惟的灵魂不灭的思想，由说话的人扩及被颂扬的人身上，用他们的纯化了的懿德把他们裹起来，像一层洁白的、不朽的尸布，这一切，他都没有；同时，我们也该说，那位慷慨而高贵的邦主夫人所留下的印象也不适于引起这种宗教感。她的讥讽和她哥哥的讥讽太相近了；哪怕诗人再悲壮些、再庄重些，她的讥讽都够破坏他的愿望，搅翻他的意匠。佛勒德利克，请好好注意这一点，此时的做法几乎是与他生平所持的原则自相矛盾的。他要人家为他的妹妹做的是什么呢？他向诗人要求，向诗人索取一个苦痛的洪亮呼声，一种公开的、持久的、显赫的崇敬。但是，在这种庄严穆肃的动人时刻，他们都吃了自己的学理的亏了；他们此时却发觉了一种无法补偿的心灵枯窘。唯一的挽词，一个真诚的伊壁鸠鲁主义者所能想到的，倒该是这样：「一切都完了，这是无可挽救的：我们自己明天也将同归于尽。我们沉默地哭着罢。」伏尔泰倒不是个伊壁鸠鲁主义者，但是题目却引着他走向这条路，所以就写出了一首振奋多于哀感的琴歌，费尽了平生之力；他叫道：
呵！巴蕾特啊！你，可佩的懿德与风姿！
你，无成见的奇女，无邪恶又无差错，
死神把你夺去了，从这可悲的尘世，
从这些杀人越货、惨象无穷的邦国，等等
但是这种趋势支持不下去；文笔接不上来了，韵律已经不算是完备的，但是就意思来说还是太宽，作者的思想由于作意求高、求充满这个韵律，结果疲乏了。伏尔泰暴露出了他的不可告人的弱点，在最初发表这首琴歌时不得不以注释形式加上、连缀上种种与本题无关的廋语，都是些对哲学的敌人以及对自己的敌人的谩骂：他在这里特别看到一个机会，对全世界再散播一番讥刺，把它塞进这位著名的亡人的衣褶里。在这种庄严的哀悼中来运用缪斯们的、运用这些神圣使者的翅膀是太不合适的呀。
【法国启蒙思想家肖像】
夏尔·奥古斯丁·圣伯夫 范希衡译
北京出版社
审核丨猫娘
编辑丨阔洛 饱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