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伯是浙南游击纵队队员，如果健在的话应该100多岁了。
年幼的时候，曾经多次问过二伯，参加过什么样的战斗，二伯总是笑而不语，实在被我拗不过了，才告诉我，他参加的战斗不能称为战斗，只能算是缴枪行动。
在解放军渡江之后，浙南游击纵队的力量迅速壮大。留在温州的国民党守军，大部分在温州的几个县城里，大部分的乡公所里只有十几条枪支类似民团的力量驻守。
缴枪行动通常先由当地地下党对乡公所里驻守的人员进行梳理排摸，并对骨干人员进行革命宣传。经过宣传之后，这些骨干人员答应成为缴枪行动的内应之后，就开始谋划解除这个乡公所的武装。
二伯带领的缴枪行动都在瑞安的乡公所。二伯通常带着二、三十名游击队成员，先将乡公所围上，然后和地下党一起上前去劝说乡长，让乡公所的反动武装上缴枪支。
乡长面对突然到来的游击队，多少还是有点错愕的，但在二伯的谆谆诱导下，乡长不再坚持，痛快的交了枪。失去武装的乡公所就如同拔了牙的老虎，只能坐等解放了。
最危险的一次缴枪行动是在途中，遇到绥靖公署的巡逻队，双方都有二、三十人。路上的偶遇，让双方都措手不及，虎视眈眈的对视之后，大家便心照不宣的各自离开了。二伯说，如果那次双方动起手来，两败俱伤，估计要搭上二、三十条人命，他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活到今天。
解放温州时的游行队伍
小时候，我在村里常常能听到二伯的故事，说的最多的就是二伯上小学的时候，上课非常调皮，但是极其聪明，文章过目不忘。上课时，二伯经常开小差，不认真听课，但一旦老师提问，却能对答如流。
二伯最经典的故事就是用粽子去粘铜板。爷爷开的草药铺里，有个钱斗。钱斗类似于大型的储蓄罐，进口处是漏斗状的，卖草药收到的铜板，直接丢进漏斗里，铜板便顺着漏斗滑进钱斗里。一天的营业结束后，便打开钱斗的侧门，拿出铜板。
那时候的农村孩子，也不会玩什么游戏，聚在一起就是赌博。二伯很喜欢赌博，为了筹集赌资，二伯就打起了钱斗的主意。那年端午节，发现粽子很粘。于是二伯把粽子切成一小块，刚刚可以通过钱斗的漏斗缝隙，再用线绑上，把粽子顺着漏斗放入钱斗中，让粽子放到底之后，再提起粽子，这时候粽子上或多或少都能粘上几枚铜钱。
就这样，二伯好赌的名声就在村子里传了开来，村里人也给二伯取了外号叫「打赌客」。
二伯在瑞安师范读书的时候，每次寒假回家，都要让奶奶重新买被子。奶奶每次去买被子的时候，都被村里人笑话，村里人以为二伯在学校打赌输了把被子当了。奶奶也不解释，任凭他们笑话。
二伯八十多岁那年回到村里，村子里的小伙伴还笑话二伯打赌输的把被子都当掉的事情。那次，二伯才解释说，班上有的同学太穷，在学校宿舍里，都跟他合盖一床被子，放假的时候，就把被子送给了同学。
二伯在瑞安师范读书的时候，大伯已经当上了乡长，特意把乡小学校长的位置留给二伯，希望二伯毕业后回乡教书。没想到二伯却已经加入地下党，并参加了浙南游击纵队。
二伯因为有文化，学校没毕业就被安排在浙南游击纵队机关总部当文书。当时，浙南游击纵队的总部里也有国民党的很多眼线，二伯去了总部没多久，驻扎在大峃的绥靖公署就传出消息，乡长大伯的弟弟参加了共产党。
绥靖公署的陈志坚大为震怒，想派人把当乡长的大伯抓起来，借此威逼二伯退出共产党队伍。得知消息的大伯，赶紧投奔到一位当时在南京步兵学校就职的远房亲戚。最后大伯随着国民党军队一路败退到台湾，四十二年后才得以返乡。
二伯加入浙南游击纵队后，随着部队的改编，分别驻扎在洞头、上海、南通、崇明等地。二伯驻扎在上海的时候，特意把裹着小脚的奶奶接到上海小住一阵子。奶奶回家后，高兴的和村里人说，你们以前都笑话我生了个打赌儿子，好在有了这个打赌儿子，才有机会去上海见大世面。
由于大伯在台湾一直失联，二伯便扛起了长子的责任，一直给家里补贴家用。我父亲的上了高中之后，学费都是二伯资助的。二伯不仅照顾自家兄弟，还把二伯母的兄弟视为家人，一并资助上学。二伯说，他最高兴的事情就是在他的资助下，两边的家庭都培养出来的重点大学的大学生。
由于二伯有文化，很受部队领导重视，升职较快，还多次送二伯去军校进修。在一次提任审查时，发现二伯的大哥在台湾。于是二伯就转岗到部队农场，再转业回温州。二伯在温州的一家国营企业工作没多久就离休。
二伯回到温州工作后，对家里的侄子视同己出，非常关心我们的成长。二伯时常邀请侄子们去他工厂呆几天。我与几个堂哥结伴过去后，通常呆上大半个暑假。在物资匮乏的七、八十年代，在国营工厂的食堂改善伙食后，每个人都能胖一圈回来。
在八十年代后期，我和一位堂哥受自由化思想的影响，言语较偏激，用现在的话讲，是十足的愤青。二伯为此，忧心忡忡，特意写信给我父亲，让我父亲要关注我和堂哥的思想教育。最好不要让我和堂哥多接触，担心我的思想会进一步受堂哥的影响。
二伯离休后，就回到了上海。2012年，他特意回乡，去洞头找寻老部队曾经的营房，终因年代久远，所在部队的又经过多次改编撤并，最终没能帮助二伯完成心愿，甚是遗憾。
二伯最后一次回乡，已经近90高龄，不仅听力下降，而且患有老年痴呆症。回到村子里，依然能记起小时候的很多事情。
与二伯一样，在家务农的几位伯父听力也下降严重，影响彼此的交流，大部分时间就是几个弟弟就围在二伯父身边，不发一语，却时常四目相对，让旁人泪目。
二伯的晚年，一直由退休后的上海堂姐和姐夫一起照顾生活起居，片刻不离。在姐姐姐夫的照顾下，二伯父高兴的度过90岁生日。
二伯父在上海过世，骨灰安葬在家乡，牌位送进了祠堂，摆在了大伯牌位的旁边。国共两党的兄弟最终团聚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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