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室里已经暗下来了。医师站起来，立在那儿，开始叙述国内外发表了些什么文章，现在出现了什么样的思想潮流。伊万·德米特里奇专心听着，提出些问题，可是忽然间，仿佛想起什么可怕的事，抱住头，在床上躺下，背对着医师。
「您怎么了？」安德烈·叶菲梅奇问。
「您休想再听见我说一个字！」伊万·德米特里奇粗鲁地说，「躲开我！」
「这是为什么？」
「我跟您说：躲开我！干么一股劲儿地追问？」
安德烈·叶菲梅奇耸一耸肩膀，叹口气，出去了。他走过前堂的时候说：
「把这儿打扫一下才好，尼基达……气味难闻得很！」
「是，老爷。」
「这个年轻人多么招人喜欢！」安德烈·叶菲梅奇一面走回自己的寓所，一面想，「从我在此地住下起，这些年来他好像还是我所遇见的第一个能够谈一谈的人。他善于思考，他所关心的也正是应该关心的事。」
这以后，他看书也好，后来上床睡觉也好，总是想着伊万·德米特里奇。第二天早晨他一醒，就想起昨天他认识了一个头脑聪明、很有趣味的人，决定一有机会就再去看他一趟。
十
伊万·德米特里奇仍旧照昨天那种姿势躺着，双手抱住头，腿缩起来。他的脸却看不见。
「您好，我的朋友，」安德烈·叶菲梅奇说，「您没有睡着吧？」
「第一，我不是您的朋友，」伊万·德米特里奇把嘴埋在枕头里说，「第二，您白忙了，您休想再听见我说一个字。」
「奇怪……」安德烈·叶菲梅奇狼狈地嘟哝着，「昨天我们谈得挺和气，可是忽然间不知什么缘故，您怄气了，一下子什么也不肯谈了……大概总是我说了什么不得体的话，再不然也许说了些不合您的信念的想法……」
「是啊，居然要我来相信您的话！」伊万·德米特里奇说，欠起身来，带着讥讽和惊慌的神情瞧着医师。他的眼睛发红，「您尽可以上别处去侦察，探访，可是您在这儿没什么事可做。我昨天就已经明白您为什么上这儿来了。」
「古怪的想法！」医师笑着说，「那么您当我是密探吗？」
「对了，我就是这么想的……密探也好，大夫也好，反正是奉命来探访我的，这总归是一样。」
「唉，真的，原谅我说句实话，您可真是个……怪人啊！」
医师在床旁边一张凳子上坐下，不以为然地摇摇头。
「不过，姑且假定您的话不错吧，」他说，「就算我在阴险地套出您的什么话来，好把您告到警察局去。于是您被捕，然后受审。可是您在法庭上和监狱里难道会比待在这儿更糟吗？就算您被判终身流放，甚至服苦役刑，难道这会比关在这个厢房里还要糟吗？我觉得那也不见得更糟……那么您有什么可怕的呢？」
这些话分明对伊万·德米特里奇起了作用。他安心地坐下了。
这是下午四点多钟，在这种时候安德烈·叶菲梅奇通常总是在自己家中各房间里走来走去，达留希卡问他到了喝啤酒的时候没有。外面没有风，天气晴朗。
「我吃完饭出来蹓跶蹓跶，顺便走进来看看您，正像您看到的那样，」医师说，「外面完全是春天了。」
「现在是几月？三月吗？」伊万·德米特里奇问。
「是的，三月尾。」
「外面很烂吗？」
「不，不很烂。花园里已经有路可走了。」
「眼下要是能坐上一辆四轮马车到城外什么地方去走一趟，倒挺不错，」伊万·德米特里奇说，揉揉他的红眼睛，好像半睡半醒似的，「然后回到家里，走进一个温暖舒适的书房……请一位好大夫来治一治头痛……我已经好久没有照普通人那样生活过了。这儿糟透了！糟得叫人受不了！」
经过昨天的兴奋以后，他累了，无精打采，讲话不大起劲。他的手指头发抖，从他的脸相看得出他头痛得厉害。
「温暖舒适的书房跟这个病室并没有什么差别，」安德烈·叶菲梅奇说，「人的恬静和满足并不在人的外部，而在人的内心。」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普通人从身外之物，那就是说从马车和书房，寻求好的或者坏的东西，可是有思想的人却在自己内心寻找那些东西。」
「请您到希腊去宣传那种哲学吧。那边天气暖和，空中满是酸橙的香气，这儿的气候却跟这种哲学配不上。我跟谁谈起第奥根尼来着？大概就是跟您吧？」
「对了，昨天跟我谈过。」
「第奥根尼用不着书房或者温暖的住处，那边没有这些东西也已经够热了。只要睡在桶子里，吃吃橙子和橄榄就成了。可是如果他有机会到俄罗斯来生活，那他慢说在十二月，就是在五月里也会要求住到屋里去。他准会冻得缩成一团呢。」
「不然。寒冷如同一般说来任何一种痛苦一样，人能够全不觉得。马可·奥勒留[12]说：‘痛苦是一种生动的痛苦概念：运用意志的力量改变这个概念，丢开它，不再诉苦，痛苦就会消灭了。’[13]这话说得中肯。大圣大贤，或者只要是有思想、爱思索的人，他们之所以与众不同就在于蔑视痛苦，他们永远心满意足，对任什么事都不感到惊讶。」
「那么我就是呆子了，因为我痛苦，不满足，对人的卑劣感到惊讶。」
「您这话说错了。只要您多想一想，您就会明白那些搅得我们心思不定的外在事物都是多么渺小。人得努力理解生活，真正的幸福就在这儿。」
「理解……」伊万·德米特里奇说，皱起眉头，「什么外在，内在的……对不起，我实在不懂。我只知道，」他说，站起来，怒冲冲地瞧着医师，「我只知道上帝是用热血和神经把我创造出来的，对了，先生！人的机体组织如果是有生命的，对一切刺激就一定有反应。我就有反应！受到痛苦，我就用喊叫和泪水来回答；遇到卑鄙，我就愤慨。看见肮脏，我就憎恶。依我看来，说实在的，只有这才叫做生活。这个有机体越低下，它的敏感程度也越差，对刺激的反应也就越弱。机体越高级，也就越敏感，对现实的反应也就越有力。这点道理您怎么会不懂？您是医师，却不懂这些小事！为要蔑视痛苦，永远知足，对任什么事也不感到惊讶，人得先落到这种地步才成，」伊万·德米特里奇就指了指肥胖的、满身是脂肪的农民说，「要不然，人就得在苦难中把自己磨练得麻木不仁，对苦难失去一切感觉，换句话说，也就是停止生活才成。对不起，我不是大圣大贤，也不是哲学家，」伊万·德米特里奇愤愤地接着说，「那些道理我一点也不懂。我也不善于讲道理。」
「刚好相反，您讲起道理来很出色。」
「您摹仿的斯多葛派[14]，是些了不起的人，可是他们的学说远在两千年前就已经停滞不前，一步也没向前迈进，将来也不会前进，因为那种学说不切实际，不合生活。那种学说只在那些终生终世致力于研究和赏玩各种学说的少数人当中才会得到成功，可是大多数人都不懂。任何鼓吹对富裕冷淡、对生活的舒适冷淡、对痛苦和死亡加以蔑视的学说，对绝大部分人来说是完全没法理解的，因为这大部分人从来也没有享受过富裕，也从没享受过生活的舒适。对他们来说，蔑视痛苦就等于蔑视生活本身，因为人的全部实质就是由饥饿、寒冷、委屈、损失等感觉以及哈姆莱特式的怕死感觉构成的。全部生活不外乎这些感觉。
人也许会觉得生活苦恼，也许会痛恨这种生活，可是绝不会蔑视它。对了，所以，我要再说一遍：斯多葛派的学说绝不会有前途。从开天辟地起一直到今天，您看得明白，不断进展着的是奋斗、对痛苦的敏感、对刺激的反应能力……」
伊万·德米特里奇忽然失去思路，停住口，烦躁地揉着额头。
「我本来想说一句重要的话，可是我的思路断了，」他说，「我刚才说什么来着？哦，对了！我想说的是这个：有一个斯多葛派为了给亲人赎身，就自己卖身做了奴隶。那么，您看，这意思是说，就连斯多葛派对刺激也是有反应的，因为人要做出这种舍己救人的慷慨行为，就得有一个能够同情和愤慨的灵魂才成。眼下，我关在这个监狱里，已经把以前所学的东西忘光了，要不然我还能想起一点别的事情。拿基督来说，怎么样呢？基督对现实生活的反应是哭泣，微笑，忧愁，生气，甚至难过。他并没有带着微笑去迎接痛苦，他也没有蔑视死亡，而是在客西马尼花园里祷告，求这杯子离开他。」[15]
伊万·德米特里奇笑起来，坐下去。
「就算人的安宁和满足不在外界，而在自己的内心，」他说，「就算人得蔑视痛苦，对任什么事也不感到惊讶。可是您到底根据什么理由鼓吹这些呢？您是圣贤？是哲学家？」
「不，我不是哲学家，不过人人都应当鼓吹这道理，因为这是入情入理的。」
「不，我要知道您凭什么自以为有资格谈理解生活，谈蔑视痛苦等等？难道您以前受过苦？您懂得什么叫做痛苦？容我问一句，您小时候挨过打吗？」
「没有，我的父母是厌恶体罚的。」
「我父亲却死命地打过我。我父亲是个很凶的、害痔疮的文官，鼻子挺长，脖子发黄。不过，我们还是来谈您。您有生以来从没被人用手指头碰过一下，谁也没有吓过您，打过您，您结实得跟牛一样。您在您父亲的翅膀底下长大成人，用他的钱求学，后来一下子就谋到了这个俸禄很高而又清闲的差使。您有二十多年一直住着不花钱的房子，有炉子，有灯火，有仆人，同时您有权利爱怎么干就怎么干，爱干多少就干多少，哪怕不做一点事也不要紧。您本性是一个疲沓的懒汉，因此您把您的生活极力安排得不让任什么事来打搅您，不让任什么事来惊动您，免得您动一动。您把工作交给医士跟别的坏蛋去办。您自己呢，找个温暖而又清静的地方坐着，攒钱，看书，为了消遣而思索各种高尚的无聊问题，而且，」说到这儿，伊万·德米特里奇看着医师的红鼻子，「喝酒。
总之，您并没见识过生活，完全不了解它，对现实只有理论上的认识。至于您蔑视痛苦，对任什么事都不感到惊讶，那完全是出于一种很简单的理由。什么四大皆空啦，外界和内部啦，把生活、痛苦、死亡看得全不在意啦，理解生活啦、真正的幸福啦，这都是最适合俄罗斯懒汉的哲学。比方说，您看见一个农民在打他的妻子。何必出头打抱不平呢？让他去打好了，反正他俩早晚都要死的。况且打人的人在打人这件事上所污辱的倒不是挨打的人，而是他自己。酗酒是愚蠢而又不像样子的，可是喝酒的结果也是死，不喝酒的结果也是死。一个农妇来找您，她牙痛……哼，那有什么要紧？痛苦只不过是痛苦的概念罢了。再说，人生在世免不了灾病，大家都要死的，因此，娘们儿，去你的吧，别妨碍我思索和喝酒。一个青年来请教：他该怎样做，怎样生活才对。
换了别人，在答话以前总要好好想一想，可是您的回答却是现成的：努力去理解啊，或者努力去追求真正的幸福啊。可是那个荒唐的‘真正的幸福’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当然，回答是没有的。在这儿，我们关在铁格子里面，长期幽禁，受尽折磨，可是这很好，合情合理，因为这个病室跟温暖舒适的书房之间根本没有什么分别。好方便的哲学：不用做事而良心清清白白，并且觉着自己是大圣大贤……不行，先生，这不是哲学，不是思想，也不是眼界开阔，而是懒惰，托钵僧[16]作风，浑浑噩噩的麻木……对了！」伊万·德米特里奇又生气了，「您蔑视痛苦，可是如果用房门把您的手指头夹一下，您恐怕就要扯着嗓门大叫起来了！」
「可是也许我并不叫呢。」安德烈·叶菲梅奇说，温和地笑笑。
「对，当然！瞧着吧，要是您一下子中了风，或者假定有个傻瓜和蛮横的家伙利用他自己的地位和官品当众侮辱您一场，而且您知道他侮辱了您仍旧可以逍遥法外，哼，到那时候您才会明白您叫别人去理解和寻求真正的幸福是怎么回事了。」
「这话很有独到之处，」安德烈·叶菲梅奇说，愉快地笑起来，搓着手，「您那种对于概括的爱好使我感到愉快的震动。多承您刚才把我的性格勾勒一番，简直精彩得很。我得承认，跟您谈话使我得到很大的乐趣。好，我已经听完您的话，现在要请您费心听我说一说了……」
十一
这次谈话接下去又进行了一个多钟头，分明给安德烈·叶菲梅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他天天到这个厢房里来。他早晨去，吃过午饭后也去，到了天近黄昏，他往往仍旧在跟伊万·德米特里奇交谈。起初伊万·德米特里奇见着他还有点拘束，疑惑他存心不良，就公开表示自己的敌意，可是后来他跟他处熟了，他那声色俱厉的态度就换成了鄙夷讥诮的态度。
不久医院里传遍一种流言，说是安德烈·叶菲梅奇医师开始常到第六病室去了。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也好，尼基达也好，助理护士也好，谁都不明白他为什么到那儿去，为什么在那儿一连坐上好几个钟头，到底谈了些什么，为什么不开药方。他的行动显得古怪。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常常发现他不在家，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事。达留希卡也很心慌，因为现在医师不按一定的时候喝啤酒，有时候连吃饭都耽误了。
有一天，那已经是在六月末尾，霍博托夫医师去看望安德烈·叶菲梅奇，商量点事。他发现医师没有在家，就到院子里去找他。在那儿有人告诉他，说老医师到精神病人那儿去了。霍博托夫走进厢房，在前堂里站住，听见下面的谈话：
「我们永远也谈不拢，您休想叫我改信您那种信仰，」伊万·德米特里奇愤愤地说，「您完全不熟悉现实，您从来没有受过苦，反而像蚂蝗那样靠别人的痛苦生活着，我呢，从生下来那天起直到今天却一直不断地受苦。因此我老实对您说，我认为在各方面我都比您高明，比您有资格。您不配教导我。」
「我根本没有存心叫您改信我的信仰，」安德烈·叶菲梅奇低声说，惋惜对方不肯了解他的心意，「问题不在这儿，我的朋友。问题不在于您受过苦而我没受过。痛苦和欢乐都是暂时的，我们不谈这些，不去管它吧。问题在于您跟我都在思考，我们看出彼此都是善于思考和推理的人，那么不管我们的见解多么不同，这却把我们联系起来了。我的朋友，要是您知道我是多么厌恶那种普遍存在的狂妄、平庸、愚钝，而我每次跟您谈话的时候是多么高兴就好了！您是有头脑的人，我觉得跟您相处很快活。」
霍博托夫推开一点门缝儿，往病室里看了一眼。戴着睡帽的伊万·德米特里奇跟安德烈·叶菲梅奇医师并排坐在床上。疯子愁眉苦脸，打哆嗦，颤巍巍地裹紧身上的长袍。医师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头低垂着，脸色发红，显得凄苦而悲伤。霍博托夫耸一耸肩膀，冷笑一声，跟尼基达互相看一眼。尼基达也耸一耸肩膀。
第二天霍博托夫跟医士一块儿到厢房里来。两个人站在前堂里偷听。
「咱们的老大爷似乎完全疯了！」霍博托夫走出厢房时候说。
「主啊，饶恕我们这些罪人吧！」庄重的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叹道，小心的绕过泥塘，免得弄脏他那双擦得很亮的靴子，「老实说，尊敬的叶夫根尼·费奥多雷奇，我早就料着会出这样的事了！」
十二
这以后，安德烈·叶菲梅奇开始发觉四周有一种神秘的空气。杂役、助理护士、病人，一碰见他就追根究底地瞧他，然后交头接耳地说话。往常他总是喜欢在医院花园里碰见总务处长的女儿玛霞小姑娘，可是现在每逢他带着笑容向她跟前走过去，想摩挲一下她的小脑袋，不知因为什么缘故她却躲开他，跑掉了。邮政局长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听他讲话，也不再说「完全对」，却莫名其妙地慌张起来，含糊地说：「是啊，是啊，是啊……」而且带着悲伤的、深思的神情瞧他。
不知什么缘故，他开始劝他的朋友戒掉白酒和啤酒，不过他是一个有礼貌的人，在劝的时候并不直截了当地说，只是用了种种暗示，先对他讲起一个营长，那是一个极好的人，然后谈到团里的神甫，也是一个很好的人，他俩怎样贪酒，害了病，可是戒掉酒以后，病就完全好了。安德烈·叶菲梅奇的同事霍博托夫来看过他两三回，也劝他戒酒，而且无缘无故地劝他服用溴化钾[17]。
八月里安德烈·叶菲梅奇收到市长一封信，说是有很要紧的事请他去谈一谈。安德烈·叶菲梅奇按照约定的时间到了市政厅，发现在座的有军事长官、政府委派的县立学校的校长、市参议员、霍博托夫，还有一位胖胖的、头发金黄的先生，经过介绍，原来是一位医师。这位医师姓一个很难上口的波兰姓，住在离城三十俄里远的一个养马场上，现在凑巧路过这个城。
「这儿有一份申请关系到您的工作部门，」等到大家互相招呼过，围着桌子坐下来以后，市参议员对安德烈·叶菲梅奇说，「叶夫根尼·费奥多雷奇刚才在这儿对我们说起医院主楼里的药房太窄了，应当把它搬到一个厢房里去。这当然没有问题，要搬也可以搬，可是主要问题在于厢房需要修理了。」
「对了，不修理不行了，」安德烈·叶菲梅奇想了一想，说，「比方说，要是把院子角上那个厢房布置出来，改作药房的话，我想至少要用五百卢布。这是一笔不生产的开支。」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