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德之教」 是先秦儒家本有的弘规。 自孔子之「践仁以知天」，曾子之「守约、慎独」，到孟子之「尽心尽性知天」「存心养性事天」以及「修身以俟命」，都是成德之教弘规的全部展开。 宋明儒者所弘扬的，便是这一成德之教的弘规。 而王阳明所提出的致良知，亦可说是对「成德之教」理论的进一步完善。
阳明学以教人成德为其学说旨归。 当时，明代立朱子学为官方正统学说，并以此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导致士人皆将此作为通向举业之径，人们终日陷溺于辞章训诂之中。 面对此景，王阳明发出「圣道不明、圣学难再」的慨叹，由此他决定先从【大学】 文本出发，提点世人，回到孔孟，以期重现「成德之教」。
一、古本权威的确定：【大学】古今之辨【大学】原为【礼记】中的第四十二篇，在宋时地位逐渐上升，朱熹将其与【中庸】 【 论语】 【 孟子】合称为「四书」，并作【四书章句集注】，明成祖后此书成为后世儒生学习的官方教材。① 朱熹认为：「大学，孔氏之遗书。 而初学入德之门也。 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 而论、孟次之。 学者必由是而学焉。」
正是基于【大学】在四书中的重要位置和受重视的程度，王阳明先从【大学】的版本问题出发，通过将【大学】旧本与朱熹所修订的改本作对比辨析，指出当时通行版本的不合理之处，以求回归对旧版的关注，重新确立原典的权威性，这样便可确保其学说的学统正当性。王阳明肯定大学古本，认为此版并不存在所谓的「错简」「阙文」等情况，如此便否定了程朱以来对大学所进行的调整、补文的合理性，② 有利于王阳明从形式和内容上解构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进而阐发自己的「诚意格物」 说，将重点聚焦到「诚意」二字，之后其「致良知」核心思想的提出便可谓自然而然、水到渠成。
在字义辨析方面，王阳明认为：「‘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与‘在新民’之‘新’不同。 ‘作’字却与‘亲’字相对，然非‘亲’字义。」在文意连贯方面，王阳明认为：「下 面 ‘ 治 国 平 天 下’ 处， 皆 于 ‘ 新’ 字 无 发明。」在语义侧重方面，王阳明说道：「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
由此可见，王阳明承袭孔子「富之、教之」和孟子「亲亲而仁民」之意，于「仁」之思想多有发挥。 经过对大学古今版本的辨析，王阳明得以廓清思路，在旧本的基础上阐释自己的「诚意格物」诸说，以此与朱熹「格物致知」说分庭抗礼。在朱熹所注的【大学章句】 中，有明显的本末、先后、始终次序。
如在解释八条目时，朱熹注道：「物格者，物理之极处无不到也。 知至者，吾心之所知无不尽也。 知既尽，则意可得而实矣。意既实，则心可得而正矣。 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 齐家以下，新民之事也。 物格知至，则知所止矣。」
如此，便将「格物致知」放在一切工夫的首要位置，使为学者难免于此处孤注一掷。 并且，朱熹提出「格物」 要「穷至事物之理，推至事物之极」，如此方可获得无尽之知。 然而，这样究极下去，何时才能完成修身，何时才能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 就知识的无限性而言，此种为学方法，必然会使无数学者汲汲于闻见之知，进而脱离日常实践，导致道德旁落，最后发出何时可止、止于何处的疑问。格物之后如何能致吾心之知，如何能「诚得自家意」？ 这是朱熹之说派生出的又一问题，也是其最根本的问题。 在王阳明看来，不应离开人的道德而空谈格物，而应该时刻确定格物的目标是要培养人的德性。
王阳明曾遵循着朱熹的为学方法渐进读书，虽有所进步，但仍自觉难成圣贤，在他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物理」和「吾心」总是为二，难有接头之处，因此，朱熹所提倡的「格物致知」从来就不是圣贤的本意，圣贤之学的最终目的是让人有道德、明人伦。 龙场悟道中，王阳明恍然悟出「心即理」，「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 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的道理。
王阳明提出「旧本析而圣人之意亡矣」，无非是辟朱熹「格物致知」之学来为自己的学说张目。 为此，王阳明在【大学古本序】中说道：「大学之要，诚意而已矣。 诚意之功，格物而已矣。 诚意之极，止至善而已矣。 止至善之则，致知而已矣。 正心，复其体也；修身，著其用也。 以言乎己，谓之明德；以言乎人，谓之亲民；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
王阳明指出【大学】的主旨便是要人「诚意」，他在写给顾东桥的书信中说道：「若‘诚意’之说，自是圣门教人用功第一义。」并且他 指 出 「 要 在 立 诚 而 已」， 「 立 诚 尽 之矣」。
在王阳明看来， 「 诚意」 的工夫就是「格物」，诚意的目标是「至善」，衡量至善的准则是「致知」，做到致知，本体便得到复归。与朱熹不同的是，王阳明不再将「物理」 与「吾心」、 「 己」 与「 人」、 「 修身」 与「 齐家」、 「 治国」、「平天下」分隔开来，在他的学说中，这些范畴之间并没有体现出明显的本末始终关系。 王阳明说道：「是故不务于诚意而徒以格物者，谓之支；不事于格物而徒以诚意者，谓之虚；不本于致知而徒以格物诚意者，谓之妄。 支与虚与妄，其于至善也远矣。」
真正解决为学支离虚妄问题的关键便是简化并连接【大学】中的核心概念，而非作补传。 后世学者对儒家经典著作注疏愈多，愈是只在支节处增进，这样就导致离真正的圣人之学愈来愈远。
至此，王阳明通过对【大学】的重新解释完成了其学说的第一阶段，即提倡「诚意格物」。①王阳明整个学说体系就是这样随着对经典的重新解释而建立、展开和完成的。 他赞成孔子「述而不作」的做法，反对后世学者对圣贤之学的增添。 他说道：「圣贤笔之书，如写真传神，不过示人以形状大略，使之因此而讨求其真耳；其精神意气，言笑动止，固有所不能传也。 后世著述，是又将圣人所画，摹仿誊写，而妄自分析加增，以逞其技，失其真愈远矣。」
因此，他对于经典的总结，重点在于其中的旨义而非文辞。 王阳明多次要求弟子把握经典中的精神，如他在答弟子徐爱问【六经】【春秋】的异同时提出经、史相同，皆为扬善去恶而作。① 王阳明教导弟子， 不能拘泥于文字，须解其中意涵，这点在其解释顾东桥来信中所提到的【四书】 【六经】 所在的问题时体现得尤为明确。 王阳明列举子张和颜回的例子，意在说明闻见之知不及在心上求的德性之知。那么，在心上如何用功呢？ 王阳明说： 「 必欲此心纯乎天理，而无一毫人欲之私……非防于未萌之先，而克于方萌之际不能也……此正中庸‘戒慎恐惧’、大学‘致知格物’ 之功，舍此之外，无别功 矣。」
即 要 求 于 「 心 上 求 理」， 追求「心体之纯」，进而指向个人的「德性之知」。 正是基于对经典精神的把握，正德三年春在贵州龙场「悟性具圣人之道」后，王阳明用五经之言相佐证，发现了圣人之言与自己的想法完全契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