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韩炳哲【精神政治学】关玉红译 中信出版社 2019
在写完【规训与惩罚】（Überwachen und Strafen)之后，福柯很清楚地意识到，规训社会并不能精确地反映出那个年代的真实情况。
因此，20世纪70年代晚期，福柯开始致力于对新自由主义统治形式的分析研究。分析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福柯不管对人口概念还是对生物政治学概念都坚定不移：「当人们明白被称作自由主义的政府体系是什么的时候，在我看来，也就可以理解什么是生物政治学了。」[1]
在接下来的讲座上，福柯不再提及生物政治学，也不再谈论人口的概念。这个时候，福柯显然不了解，生物政治学和人口学作为规训社会的天然范畴并不适合用来阐述新自由主义政权。因此，福柯没有完成向精神政治学的转向，而这一点恰恰是很有必要的。[2]
在1978/1979学年的讲座上，他不再讲关于新自由主义生物政治学的分析。关于这一点，福柯本人也表达了自我批评的意思，然而，他还是没有认清根本性的问题：「不管怎样，我都想向大家强调，我最初是想探讨生物政治学的，然而最终却像事情所发展的那样，我关于新自由主义却讲了很久，或许是太久了……」[3]
在【神圣之人】(Homo sacer)的序言中，乔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讲了他的猜想：「死亡阻碍了福柯继续向世人展示生物政治学纲领所有的隐含内容，也使他无法指明深入研究的方向。」[4]
与阿甘本的猜想不同的是，福柯的早逝——如果算得上早逝的话——使福柯失去了自己对生物政治学观点的反复思考和为了新自由主义精神政治理论而放弃生物政治学的机会。即使是阿甘本的统治理论分析也未能提供一个理解新自由主义政治权力技术的可能性。今天的「神圣之人」不再被排除在体系之外，而是被包括在体系之内的概念。
福柯明确地将生物政治学与资本主义规训模式联系在一起，这种规训模式使得肉体在其所处的生产形式中被社会化：「对资本主义社会而言尤为重要的生物政治学是有关生物的(Biologisch)、躯体的(Somatisch)、肉体的(Körperlich)事情。」[5]也就是说，生物政治学在根本上是和生物上或者人身上的事情联系在一起的。它在终极意义上是最广义的「肉体政治学」(Körperpolitik)。
新自由主义作为另一种运行形式，即资本主义的变种，在第一性上无关生物、躯体和肉体。它发现，其实精神才是生产力。因此也是向精神政治的转变与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也密切相关，因为今天的资本主义是由非物质和非肉体的生产模式所确定的。被生产的不是物质的，而是像信息和计划这类非物质的东西。作为生产力的肉体再也不如在生物政治性规训社会里那么重要了。
为了提高生产力，所要克服的不再是来自肉体的反抗，而是要去优化精神和脑力的运转程序。优化思想逐渐取代了规训肉体。因此，神经增强(Neuro-enhancement)就从本质上与精神病学的规训技术划清了界限。
今天，肉体从直接的生产过程中被释放出来，成为审美和医疗技术优化的对象。因此，外科矫正术也被审美矫正术所取代。福柯的「易于教导的肉体」在今天的生产程序中已无立足之地。美容手术和健身中心取代了规训式矫正术的位置。然而，肉体的优化比单纯的美容就医要有意义得多。「性福」与健康变成了新的有待扩大、营销榨取的经济资源。
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认识到，福柯的生物权力概念在当下是不合时宜的，这么认为也不无道理：「我觉得，福柯从历史和地理的角度，也就是首先放眼欧洲，以令人信服的口吻所描述的生物权力，与对当今时代有深刻影响的权力并不是同一种权力。」[6]
斯蒂格勒认为，精神权力的心理技术(Psychotechnologien der Psychomacht)或许会取代生物权力的位置。当然，在这一点上，他所理解的是诸如电视等远程节目制作行业(Programmindustrie)，这些行业剥夺了我们的行为能力，使我们成为被欲望操纵的消费体，并导致群体性退化。斯蒂格勒以读写技术来对抗心理技术。
他认为，文字媒介意味着开发和启蒙(Aufklärung)。因此，他以康德的理论为基础指出：「康德最终把作为成年依据的读写机制作为自己的出发点。」[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