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书之后，自己看完了，没必要看第二遍，就摆在书架上。有人来串门，看到那本书好，就提出借的要求，主人很慷慨，借给他之后，他就会带回去阅读。不过，借书并非如此简单，有的存在经济纠纷，有的存在情感纠纷，还有的竟然为一两本书弄得左右为难，颇为尴尬。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人们大多到图书馆借书，到亲戚朋友家里借书。借书被看成是一种风雅的举动，起码说明借书人爱学习。而那些年月，书籍就是知识的载体，可以供人们阅读，让人们在阅读中进步。尤其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时候，刚刚拨乱反正，人们如饥似渴地读书，甚至要把能借到的图书全都读一遍。有人把报纸上的每个字都要看一遍，甚至连中缝的广告都要看一遍，看完舍不得扔，收藏起来。到现在，早已经没有这种风起了。
那个年代，没有互联网和手机，资讯不发达，人们主要的读书手段就是借书，而不是自己买书。有条件的人可以买书看，没条件的人只能借书看。一般来说，工薪阶层会自己买书，有的还有自己的书房，不但看书，而且要舞文弄墨，到报刊上发表自己的文章。不但省城有大型图书馆，而且小县城也有图书馆。人们到图书馆借书看，要排队，不然就借不到。一时间，图书馆门庭若市，熙熙攘攘，好不热闹。而到了现在，图书馆只有妇女带着孩子光顾，很多人都不去了，以为在网上看信息就够了，没必要借书看。其实，人们还是浅薄了，谁也不可能整天在网上看电子书，因为看时间长了眼睛受不了。而纸质图书就好多了，起码比起电子屏幕要省眼，翻阅起来比较方便，没电也能看，可以随时做批注。尤其对于孩子来说，应该让他们看纸质图书，而不能看电子书，以免对视力产生坏的影响。
纸质书是一种消耗品，读者看完之后，就以为掌握了书中的内容，抛诸脑后，不闻不问。而没有看过这本书的人却心向往之，要借来看看。毕竟，借书的人认为「书非借不能读也。」倘若自己买书，市面上那么多喜欢的书，哪里能买得过来？况且，买了书之后，看过也就丢弃了，没必要非得放在书架上展览一番。于是，他们不买书，专注于借书。借书算是君子行为，要遵守君子协定。借亲戚朋友的书不用交押金，也不用担保什么，借了之后，看完就还，不能超过约定期限。当然也有借书人故意超过还书期限，就看书的主人催不催了。有书的主人催借书人还书，就算是下了最后通牒。而借书人一定要还回去，不然就会弄得感情不和。当然，也有的借书人并不计较，借出去的书就没打算要回来。毕竟，书出了手就不是自己的了，就好像作者写了文章就不是自己的一样，只属于读者。书籍也是如此，只属于理解它的读者，而不会属于不读的人。不管这本书是买来的还是借来的，只要能对一个人产生很大的影响，就算是物尽其用了。买书人知道这么回事，购买的时候如饥似渴，读完之后感慨万千，可是放一段时间之后，居然记不起一点内容，而书籍已经被自己借出去了，想拿回来重温一下，就得硬着头皮给借书人要书了。就好像现在欠债的是爷爷，要账的是孙子一样。借书人借书的时候温声细语，好言说尽，一旦拿到书就变了脸色，自认为成了大爷。要是超过还书的约定期限，书的主人要书，借书人就会翻脸，奚落书的主人————就那么一本破书还值得往回要？可是，他们借书的时候却不是这么说的。
有鉴于此，买书人会把自认为不太好的书放到书柜上，把自认为好的书藏在大衣柜里，不让外人看见。外人看到的只是书柜中不怎么好的图书，即便借几本，丢失了，或者不还了，买书人也不会有太多的怨言。毕竟，那些书不值钱，内容也不太好。要想借书，就要承担借书的种种不良后果，不然就不要借，以免被人诟病。明代大学时宋濂小时候家里贫穷，但嗜好读书。他到藏书之家借书，「记日以还」。他读书纯粹是抄书，而不是简单读一遍。那时候「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抄完之后，赶忙跑着送回去，不敢超过借书期限。因为有这样的好素质，很多有书的人都喜欢把书借给他。书籍本身就是促使人进步的东西，给借书人看看，倘若能促使他进步，书籍的主人就算是做了功德。即便不被借书人理解，也不会有什么怨言。
借书人是求人借书，而不是用强权威逼。既然是借书，属于风雅行为，就要做出风雅的举动，遵守君子协定，而不能看到好书就要想办法弄到手，不还回去。曾经的中国文学研究大家郑振铎先生经常借书不还，不知道是忘记还了，还是故意不还。很多他的朋友戏称他为「风雅贼」。人们毕竟没有过目不忘的本事，需要买书、借书来看。不过，对于借书的人来说，还是应该遵守君子协定。不然，看看那些图书馆的借书规定就知道怎么回事了。要交押金，办借书证，超过还书日期，就会多付出读书费用。在图书馆里免费看书也行，但不能带走。看来，人性还是受到了约束，不然图书馆里的书就都被借阅者「迷失」了，公共资源也就浪费了。
不管什么时代，借书来读都是好事，不过，借书人要遵守君子约定，不能太放肆，也不能把借来的书据为己有。勤借勤还，再借不难。可是，现在没多少人读书了，也就没多少人买书和借书了，似乎是一种时代的悲哀，也是社会功利化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