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立命者，非徒指生死之数，实关乎人之德行、志业与修为。古往今来，多有志士仁人，因立志坚定，而能转祸为福，化凶为吉。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立者，立命也，立心也，立身也。
昔有孟轲，幼孤且贫，而志不改，勤学不辍。孟子母三迁，示之以善邻，孟子因而问道于子思，遂成大儒。此非天命所归，乃人事所致也。
又如汉高祖刘邦，出身寒微，本一布衣，然其立志高远，不以境遇自限。遇黄石公授以兵法，后得天下，非天命有以使之，乃其人谋定而后动，应机立断也。
然而，立命非唯志气可成，亦需德行相扶。如杨震，东汉名臣，廉洁自守，不受私馈。时人称其「清白吏」，其立命在于清廉，故能名垂青史。
再论商鞅，变法图强，志在振兴秦国。然其立法过苛，失于仁政，终遭车裂之祸。商鞅之立命，虽有功于一时，却未能深得人心，故其命不得其终。
由此观之，立命之道，贵在合乎天理人情。若逆天而行，纵有一时之功，终难逃天网恢恢。如同治水，宜疏不宜堵，顺其性而导之，则无患矣。
且夫立命，不可偏废中庸之道。如墨子兼爱非攻，其志可嘉，然过于偏重，失于人情世故，故墨家之后不传。儒家讲究中庸，不偏不倚，故能久行而不衰。
唐太宗李世民，初登大宝，即广纳贤才，开言路，兴文教，其立命在于开创盛世。然其弑兄篡位，虽有功于国家，而德有亏欠，故后世有议论焉。
立命之学，非一朝一夕之功，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生在世，当以德行为先，以志业为本，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夫人生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若不早立命，何以对得起此生？故吾辈当以古人为鉴，立志立言立行，以求无愧于心，无悔于事，无怨于命。
是以，立命之学，深矣远矣。吾等当以恒心恒行，自强不息，方可见天命之所归，人事之所成。如是，则虽万世千秋，其名其行，犹可为人称颂，为世铭记。
译文
立命之学，它超越生死命数，关注人的品格塑造、志向追求与行为操守。自古至今，众多杰出人物因其坚定不移的志向，而能够扭转乾坤，化解危机，成就非凡。
孔子曾言：「吾十五岁有志于学，三十而立。」此「立」，既是立定生命的方向，也是立定心灵的境界，更是立定个人的品格。孟轲，生于贫寒之家，幼年丧父，然而其志向不改，勤奋苦读，得益于母亲三次搬家择邻而居的良好环境熏陶，后来师从子思，终成儒家亚圣。孟子的成功，与其说是天命使然，不如说是其坚韧不拔的人生态度和求知若渴的精神所致。
汉高祖刘邦，本是一介平民，却志向高远，不为生活困顿所束缚，得黄石公传授兵法，终一统天下。刘邦的立命之学，揭示了人力所能及的改变命运的力量，而非单纯依赖于天命。
然而，立命不仅要靠坚定的志气，更需品德辅佐。杨震，东汉时期著名清官，以清廉自律，拒绝一切贿赂，被人赞誉为「清白吏」。他的立命之道，就在于坚守道德底线，因此能够在历史上留下美名。
商鞅变法，力图使秦国强大，其志可嘉，然而因其变法过于严苛，偏离了仁政之道，最终落得悲惨结局。商鞅的故事警示我们，立命之道必须兼顾天理与人情，违背天道，即使短期有所成就，终究难以逃脱失败的命运。
立命之学，同样要求我们在追求目标时遵循中庸之道。墨子主张兼爱非攻，虽具崇高理想，但由于过于极端，忽视了人情世故，导致墨家学说难以广泛流传。而儒家提倡的中庸之道，不偏不倚，恰到好处，故能历经千年而生生不息。
唐太宗李世民，虽励精图治，开创贞观之治，但因其皇位继承过程中存在瑕疵，虽功绩卓著，却仍有道德争议。这也说明，立命之时，须兼顾个人事业与道德操守，二者缺一不可。
立命之学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通过修身齐家，乃至治国平天下的实践来完成。人活一世，首先要以德行为先，以崇高的志向为依托，方能在人生的舞台上立于不败之地。
人生短暂如白驹过隙，若不尽早立定命运的航标，如何能无愧于生命之旅？因此，我们应当以古人为镜，立下宏伟的志向，发表真知灼见，付诸坚实行动，从而做到问心无愧，行事无悔，面对命运无怨。
立命之学，深奥而悠远，我们应当以恒心毅力，自强不息，才能找到天命与人事之间的平衡点，实现生命的升华。唯有如此，即使历经万世千秋，个人的名声与事迹，仍然会被世人传颂，被历史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