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年：1978
现职：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
研究方向：当代文化批评
主要著作：【文化麦当劳】【知识分子的「内战」】【重返公共阅读】
王晓渔的书单
【中国新诗名篇鉴赏辞典】，唐祈主编，四川辞书出版社，1990
【灵地的缅想】，胡河清著，学林出版社，1994
【爱这个世界：阿伦特传】，［德］阿洛伊斯·普林茨著，焦洱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文明的孩子】，［美］布罗茨基著，刘文飞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
【希尼诗文集】，［爱尔兰］西默斯·希尼著，吴德安等译，作家出版社，2001
【巴赫金文论选】，［俄］M. 巴赫金著，佟景韩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商君书锥指】，蒋礼鸿撰，中华书局，1986刚进大学不久，听说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很好，去图书馆借了一堆，诸如费希特【全部知识学的基础】之类，怎么也读不懂，一无所获。这些书籍的价值毋庸置疑，却难以成为我的入门读物。人与书的相遇，需要恰到好处的契机。再经典的书，也会读来索然无味；有些书平淡无奇，在特别的时刻读到却会受到巨大的触动。这种意外，我时常碰到。摆在「秘密书架」上的正是那些意外的书，它们可能并非经典，对自己却有着特别的意味。在这篇文章里，我也尽可能地略过那些人尽皆知的典籍，比如【孟子】或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
「书中横卧着整个过去的灵魂」，据说这是卡莱尔说过的。可是，书中不仅横卧着过去的灵魂，也隐藏着未来的灵魂；不仅横卧着作者的灵魂，也隐藏着读者的灵魂。
与同龄朋友们交流阅读经历，几乎都是从大学才开始自主选择地阅读，此前总是无暇读书或者无书可读。我在淮河北面的一座县城长大，当地的图书馆形同虚设，新华书店的新书屈指可数，只能碰到什么就读什么，读的时候偷偷摸摸，像地下工作者。中国的书勉强能够找到一些，外国翻译进来的就很困难了，除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牛虻】，即使像【红与黑】这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文学名著，也难以找到，全本的安徒生童话我是大学之后才接触到的。那时能够遇到的主要是连环画、评书、辞典、文选、报纸和杂志，不是我选择书，是我被书选择。我最初读到【南方周末】是在1990年代初，最初知道司马南也是因为这份报纸经常刊登他的文章。无书可读的结果是读到什么就背什么，背过几百首诗词，包括当时公开发表的毛泽东的所有诗词。
很偶然的在书摊上买到一本【中国新诗名篇鉴赏辞典】，主编是九叶派诗人唐祈。同时还有一本【新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年），主编是写下「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的公木。后来备受推崇的穆旦，就是那个时候读到的，不过当时我还读不出其中的好，经常把他与穆木天混在一起。两本辞典有不少重合，有趣之处在于差别，【新诗鉴赏辞典】的很多诗虽然第一次读，却太过熟悉，太容易懂，很难再去翻上第二遍。倒是【中国新诗名篇鉴赏辞典】里一些怪怪的不知所云的诗，有着迷人的晦涩，让我反反复复地读，感到很好奇，为什么有人这样组词造句。最难得的是，这本辞典收入了大约十位六零后诗人的作品，当时他们不过二十七八岁，王寅的【想起一部捷克电影想不起片名】，很有画面感，我读后就记住了，虽然还是不太懂。
中学是一个人的趣味、价值观和知识结构逐渐成形的时期，在这个至关重要的精神成长期，中学生却只能被「填鸭」。我经常生产生异想天开的想法，如果中学缩短至三年，大学改为七年，或许会好上很多。每次回想中学，虽然遗憾那时接触到的书太少，但也会庆幸没有遇到衡水中学让人闻风丧胆的军营式管理。尤其到了高三，我三天两头地逃课，宅在家里看书，做着文学青年的梦。这种不计后果只按兴趣做事的风格，对我影响至深，至今「恶习」难改。
大学时期的阅读，胡河清的【灵地的缅想】是无法略过的。当时胡河清自杀不久，我所在的学校是他本科的母校，图书馆里的借阅卡上经常能看到他的签名。一位从事古文字学研究的老师，向我们这些学生推荐了胡河清的著作。【灵地的缅想】改变了我对文学评论的偏见，此前总认为评论寄生于作品之上，是低人一等的，但是胡河清赋予评论以独自生长的魅力。他的评论常常比评论对象好看，有些段落在原作里一点也不显山露水，被他拈出，却意味深长了。
那篇如果不是因为作者去世可能被严重删节的长序，仿佛一份午夜的遗书，胡河清讲述自己的写作生涯：「文学对于我来说，就像这座坐落在大运河侧的古老房子，具有难以抵挡的诱惑力。我爱这座房子中散发出来的线装旧书的淡淡幽香，也为其中青花瓷器在烛光下映出的奇幻光晕所沉醉，更爱那断壁颓垣上开出的无名野花。我愿意终生关闭在这样一间屋子里，听潺潺远去的江声，遐想人生的神秘。」我最初从事文学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这些文字的感召。
2000年前后，网络进入我的日常生活，我正在读研究生。在一个匮乏思想交流的地方，网络成为我的精神飞地。文学无法（有时也不必）直接面对社会问题，但是文学读者在日常生活中却又无法回避那些社会问题。有时，在美学趣味上颇为挑剔的读者，面对社会问题可能是一无所知的，却因为美学的自负而拥有面对一切问题的自负。大学时代，我曾经一边被先锋文学吸引，一边被【中国可以说不】打动，在宿舍的床上听到电台里播放【中国可以说不】，深以为然，认为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有些奇怪的是，我事后却没有去找这本书，至今也没有完整看过。
面对现实中的无聊、琐碎和虚无，如果没有精神需求，会遁入犬儒，如果有些精神需求，又很容易委身于灼热的宏大概念。
创造平行文化，与参与公共生活密不可分。阿伦特最初的兴趣是小说、诗歌和哲学，对现实政治没有兴趣，随着反犹的兴起和智识上的反思，她意识到参与政治的必要。阿伦特试图为「政治」正本清源，恢复政治与公共生活的关系。她强调政治不应被等同于权力斗争，应通往开放的公共生活。把政治等同为权力斗争，会产生两种结果，一种是参与权力斗争，一种是远离权力斗争，这都是极权政治所期待的——狂热的积极分子和冷漠的袖手旁观者，是谎言得以盛行的条件。
在找到阿伦特的所有中文译本和部分英文著作之前，我先是读到阿洛伊斯·普林茨的【爱这个世界：阿伦特传】。这本传记不算经典，讲述阿伦特的生平多于思想，现在重读已经不再有当初的欣喜，却是我接近阿伦特的一座桥梁。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起源」的论述，对「平庸的恶」的发现，对劳动、工作、行动的区分，回应了我的很多困惑，我喜欢这种具有对话感的阅读体验。阿伦特是犹太人，对犹太复国主义抱有同情之理解，但认为犹太民族主义和其他民族主义一样，会带来灾难。她没有把苦难和不幸神圣化，而是批评不加节制的同情会唤起暴力，指向一个奇怪的悖论：「有人出于同情和对人类的爱而随时准备滥杀无辜」。这些必要的提醒，帮我走出文学青年常有的「悲情叙事」。以赛亚·伯林对阿伦特不以为然，痛斥「钦佩她的人只不过是会摆弄字母的‘文人’」，这没有妨碍我一边阅读阿伦特，一边搜集伯林的中文译著，认同他对多元观念的坚持，喜欢他自陈「我总是生活在表层」，拒绝「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深刻。
初读布罗茨基的【文明的孩子】，是在假期返乡的绿皮车厢里。我对读书的环境一向挑剔，那次在喧嚣的车厢里翻开【文明的孩子】，却毫无障碍地进入书中的世界。布罗茨基因为撰写那些不够积极向上的诗歌，在苏联被视为不务正业者，一度被流放，后来又离开苏联，从流放者成为流亡者。布罗茨基对诗歌技术的精细解读，以及他呈现的诗与政治的关系，都让我折服。布罗茨基注重音节、音步、韵脚、诗体、重音、辅音等技术细节，但他同样注重诗与灵魂的关系。他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阐述更是让人难忘，「文学有权干涉国家事务，直到国家停止干涉文学事业」。爱尔兰诗人希尼谈论过相似的话题，他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诗的功效为零……从来没有一首诗能阻拦坦克。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诗的功效又是无限的。」那本【希尼诗文集】（吴德安等译，作家出版社，2001）现在似乎被炒到一二十倍的价钱，一点也不逊色于这十余年的房价。【巴赫金文论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和卡尔维诺的著作，也是我反复阅读的书。巴赫金的「狂欢」和卡尔维诺的「轻逸」，对我而言不仅是一种理论，更是校正了我有时过于严肃以至于拘谨的生活态度。
在25岁之前，我遇到这些书和这些人。我读书一向随兴所至，漫无边际，缺少条理和系统，但是后来发现，那些书与书之间存在着隐秘的联系。我被翠绿的树冠吸引，树与树之间相隔很远，地面之下盘根错节。布罗茨基和伯林惺惺相惜，希尼对布罗茨基有着高度评价。也有相反的事情，伯林讲到阿伦特怒不可遏，布罗茨基和海维尔之间发生过论战，这没有关系，差异本身就是魅力。
这些年，读过的经典越来越多，让自己特别触动的书越来越少，很多书虽有认同，却很难再有震动。【商君书】让我感受到久违的「文化震惊」，尽管它谈到的观念我一点也不陌生。谈论中国传统，无论是文化、思想还是历史、政治，最需要了解的可能不是其他，是法家。这样说不意味着我如何认同【商君书】，恰恰相反，我几乎每一句话都不认同。【商君书】主要讨论如何「强国」，这里的国是君主的代名词，「国家崛起」与「中央集权」乃至「君主集权」是一体的。【商君书】明确表示，欲要「强国」，先要「弱民」，「富国强兵」与「国强民弱」互为表里。在法家那里，打击豪强不等于人人平等，只是意味着君权独大，人人平等地接受奴役；重视农业的目的是打击商业，使得民众维持在温饱阶段，在「耕战」中度过一生；执法必严与法治毫无关系，法治之法本身需要经过合法的立法程序，法家之法只是把君主的观念认定为法律。法表法里很难持续，通常二世而亡。到了汉武帝之后，法家的利刃裹上儒家的糖衣，就无坚不摧了。到了近代，很多知识人误把法家当法治，埋下20世纪悲剧的种子。时至今日，不管台面上打的牌是马基雅维利、施密特，还是丧家犬、董仲舒、周树人、通三统，台下晃动的大都是法家身影。法家是无师自通的技艺，流淌在国人的血液中。
很多人把【商君书】当做「秘密书架」，包括1970年代批儒崇法的那位先生，当下思想界的中坚人物多半是在那时度过了青年时代。一本完全无法认同的书，给了我很多思想上的激荡，这又是一件有趣的事。只有在读到这一本时，我不会感慨，如果能早点读到，该有多好。我很少推荐【商君书】，因为它太有魅力，很容易让人无法自拔。正如本文开篇所说，人与书的相遇，需要恰到好处的契机。
（2014.5.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