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和鲁迅之间
通过和胡风的深入接触与沟通，吴奚如认识到：「他不只是研究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对社会科学、哲学的研究，也有相当高的水平。他对于文学上的认识论——现实主义的理解和著作，在当时我认为是有显著成就的。他运用现实主义的观点，去评论当代有代表性的作家的著作，写出了创造性的力作，如【张天翼论】、【林语堂论】等。当时鲁迅先生信任他，许多左翼作家(可列出一大串名字)和他结下文字因缘，不是偶然的。」
吴奚如回忆，比这更重要的是：
根据种种客观现实，我当时判断胡风在政治上是可信任的⋯⋯我在转入党中央特科工作之后，就奉命委托他为党中央特科(它代表党中央在上海执行任务，在艰险的隐蔽斗争中从未中断)和鲁迅先生之间长期的「机要交通员」，为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我只在有紧急事情时才去见鲁迅先生。直到1936年4月下旬，冯雪峰由陕北苏区到达上海后，才结束这一委托……(【我所认识的胡风】)
由日本到达上海一个月左右，在「左联」党团书记周扬的建议下，胡风出任宣传部长。两三个月后，茅盾辞去「左联」书记，胡风继任，直到1934年10月因穆木天被捕泄露了他的身份离任为止。不过，胡风1931年加入日本共产党的党籍却未再恢复，而同是日共党员，同在东京被捕，同被驱逐回国的何定华，却一回国参加「社联」就转为中共党员。个中原因，与胡风较为靠近冯雪峰和鲁迅，后来与周扬之间产生隔阂，不能不说没有关系。但初到上海，胡风与周扬之间并无芥蒂。如吴奚如所言：「在1933年——1934年间，他和‘左联’党团书记周扬的关系是协调的，‘左联’内部是团结的。」
不管怎样，胡风与鲁迅之间的亲密友谊与相互理解却越来越加深了。
虽然胡风否认吴奚如曾明确给过他「党和鲁迅之间联络人」的名义，事实上他确实起到了这种作用。
有几件事值得一提。方志敏被捕后，在狱中写信给党中央，由胡逸民夫人送至上海，就是先转到了鲁迅那里。鲁迅把信打开一看，是几张白纸，不知是哪里寄来的，就把白纸转给了胡风。用碘酒擦拭后，显出文字。胡风回忆，信上的内容是「请鲁迅、宋庆龄、蔡元培等⋯⋯向社会发动一个营救他的运动。我把此信送给吴奚如同志看，他将方志敏给党中央的信留下，并说方志敏来信中的意见，请鲁迅先生研究处理」。
另有一次，党中央特科要紧急派一名干部到山东某国民党军队中去工作，但一时拿不出路费来。据吴奚如说：「让胡风去向鲁迅先生求援(捐助或借贷)，先生当时即二话不说地拿出几十元。」(【回忆伟大导师鲁迅】)
1935年秋，共产国际在上海的情报组织被中外反动派破坏。为查明这一事件的起因和经过，吴奚如亲自去内山书店见鲁迅，请他通过日本友好人士查明真相。过了三天，鲁迅便委托胡风向吴奚如转达了他了解到的情报。
类似这样的情况，当不仅只是这些。凡此均涉及机密性工作，需要承担风险，不顾个人安危，如果没有信任和友谊，没有共同的立场、情感和献身精神，显然是无法做到的。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当国民党反动派和左翼文坛不明真相者，污以胡风「特务」云云，而鲁迅则坚定、毫不含糊地回答：「我不信！」
不过，胡风并不希望自己成为职业革命家，而是抱定用笔战斗的人生观，也是相当明确的。
据吴奚如介绍，1935年党中央特科交给他一项任务，要他从左翼文化人中物色一批人到特科系统工作，条件是：1. 忠诚可靠；2.在国民党上层分子中有亲友关系；3.有独立工作能力。他先后照此物色了以下党与非党的左翼文化人：丘东平(和十九路军及两广将领有关系)、徐平羽(和邵力子有一点亲戚关系)、聂绀弩(和国民党许多上层分子 ，包括康泽在内有故旧关系)、方天奕(即何定华，其叔父方觉慧是国民党老中央监委，实职是「鲁豫监察使」)……其中，胡风也是他物色的人选之一，但遭到婉言拒绝：「我觉得还是搞文艺理论工作对党的贡献相宜，如果党中央一定要我加入党的工作，我只好服从⋯⋯」吴奚如认为：「既然他态度犹豫，只好作罢。」(【我所认识的胡风】)
工作和战斗在鲁迅身边，胡风与冯雪峰、彭柏山、刘雪苇、萧军、萧红、欧阳山、草明等结下了不浅的友谊，有些还成为莫逆之交。
以彭柏山为例。当时他还没有职业，也没有作品发表，生活拮据，时常食不果腹。有一天，胡风去探望他，见其正在啃冷硬的大饼，当即掏出两块钱，「让他多活几天」。后来，胡风把此情况告诉鲁迅，鲁迅就嘱咐胡风把他每月捐给「左联」的20元钱拿出几块送给柏山维持生活，同时鼓励他进行创作。彭后来陆续发表了【崖边】等小说，均得到鲁迅和胡风的支持与帮助。1934年11月，柏山被国民党逮捕，解送苏州盘门外监狱囚押。他化名给鲁迅去信，胡风识出墨迹后，从此开始不间断地往狱中寄送药品、钱、书、衣物等，数年如一日地付出友爱。信中，胡风还特别强调鲁迅嘱寄【忏悔录】，「豫翁说：‘卢梭是个流浪儿，要看他怎样成为思想家、政治家的?’」此间，胡风受鲁迅委托，还向日本【改造】杂志介绍了柏山的小说，并专门收集他已经发表的几个短篇送至文化生活出版社结集出版。所得稿费，胡风每月寄5 元到狱中，柏山借此改善生活，或帮助同牢难友。当时同被关押的许涤新正害肺结核病，柏山特地托人买了一大听鱼肝油，由外役转送给他。
刘雪苇也回忆：「和胡风建立关系之后⋯⋯而个人之间的友谊，却也逐渐建立起来，在穷得无法的时候，特别是绀弩不在，也曾伸手向他求过‘袁大头’的帮助。」他同时说：「那时起有人把我也目为‘胡风派’是错误的。所谓‘胡风派’，无非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派’，实际是‘鲁迅派’、‘雪峰派’。这直到二十年以后才明白真相，是十分可悲的。」(【我和胡风关系的始末】)
胡风接手「左联」的领导工作后，在宣传部下面设立了三个研究会：一是理论研究会，成员有韩起、聂绀弩、任白戈等；二是诗歌研究会，成员有穆木天、卢森堡、蒲风、柳倩等；三是小说研究会，成员有周文、欧阳山、草明、沙汀等。同时创办了一个油印的内部小刊物【文学生活】，登点工作情况，分给盟员看，借以维持一点工作关系。为此，鲁迅每月捐款20元，茅盾15元。
由于环境恶劣，鲁迅不参加「左联」的一般性活动，意见由胡风见面时代为转达。「左联」领导人汇报工作一般要约好时间、地点，在某个馆子里见面，边吃边谈。
胡风回忆：
一天，周扬约定近十个能写点作品的青年盟员，在小馆子吃饭，预定由茅盾谈话。但过了约定时间相当久，茅盾还没有来。周扬急了，到内山书店去找鲁迅；鲁迅听了说：这很不好。意思是，不能使这些盟员失望。马上跟周扬一道到小馆子里来了。见到他，大家都非常高兴，亲热地闲谈起来了。后来茅盾还是来了，坐定以后，结结巴巴地谈起他的【子夜】和短篇【林家铺子】的创作经验来了。听着听着，鲁迅现出了不耐烦的神色，静静地对茅盾谈话中某一点插入了几句：「我的想法不是这样……」茅盾听了发窘，现出了不尴不尬的脸色。事后，参加了那次会见的人谈到时，总是恋恋不舍地回忆到鲁迅和听到他谈话的愉快心情。(【鲁迅先生】)
冯雪峰在调离上海之前，几乎隔一两个晚上就来胡风住处。他们谈文艺问题，谈党的和「左联」的某些人事情况等，例如对【自由谈】上发表的鲁迅杂文的感想，他和瞿秋白的共同工作情况。胡风则把自己从日本带回的一些新出的理论书刊介绍给他，并用日式绸布包好由他拿走。
1934年秋，穆木天被捕转向，出来后向「左联」党团提出胡风是南京内奸的怀疑。胡风对周扬默认谣言表示愤慨，提出辞去书记的职务，同时也只得放弃在孙科主办的中山文化馆领取薪金的供职。他把这事告诉鲁迅，鲁迅沉默了好一会，平静地说：「只好不管他，做自己本份的事，多用用笔……」胡风自云：「这样，我就和所有左联的有了文名的盟员一样，只是挂一个名，不参加任何组织活动了。为了生活，为了工作，我开始做专业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