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首个公开支持奥地利学派的总统，米莱就职后迅速推进阿根廷的各项改革，很多人认为这是一次大型社会实验。严格来讲，这个说法并不准确，因为经济学是经济学，政治是政治。正如物理学是物理学，工程是工程一样，两者有联系但不应相互混淆，澄清一下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很有必要。
经济学是科学
首先，我们要明确经济学的科学地位。既然是科学，那就有科学的规范和要求，有其分析方法和范式。无论是芝加哥学派，还是奥地利学派，虽然具体观点上各有不同，在根基上的科学哲学也略有不同，但它们的定位仍然都是科学。科学的一大特征是，逻辑先于立场，这点跟政治和政策都迥然相异。
其次，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来说，早期的经济学的确与财政学紧密相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经济学已经逐渐从财政学中分离出来，研究对象也发生了转变。古典经济学时期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完整译名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虽然斯密的观察是微观的，但目标还是宏观的。
后面经济学的发展更细致更具体，新古典经济学假设了一个理性人，区分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研究的是人和价格理论，宏观经济学研究的则是货币和国家经济。而到了奥地利学派这里，研究对象是真实的行动人，研究方法也进行了统一，不再区分微观和宏观，也不再区分价格理论和货币理论，而是把经济学建立在人的行动学之上，使理论体系具有更强的内在逻辑一致性。
第三，所有科学都在探寻规律，这种规律要求在其研究边界内具备普遍必然性，不能出现特例或反例。另外理论在追求更大解释力的同时力求简洁，所以我们经常会听到的「奥卡姆剃刀原理」，意思就是「如无必要勿增实体」。一个理论掺杂的因素越多，就越不容易发现问题的本质。
所谓的「普遍必然性」，一方面是在解释，理论可以解释相同的现象。另一方面也是在预测，如果某些条件同时满足，那么某些现象会重复出现。它基本的表达范式是「如果……那么……」的结构，对现象的解释和预测，其实是一体两面。
在物理学上，牛顿的万有引力可以解释，为什么掉落的铁球会是一个自由落体运动。它也可以预测，一个人在地球上，如果他松开手上的铁球，那么铁球就一定会自由下落。这个理论在地球上具备普遍必然性，所以它既可以解释现象，也可以预测现象。比如说「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这其实也是在不自觉地使用物理学。
对于经济学来说，也有类似的理论，既可以用来解释，也可以用于预测。物理学可以告诉你「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经济学同样也可以。比如早在1920年，米塞斯发表文章，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一个没有价格的经济体系，是否有可能存在？」而他给出的回答是，由于缺乏以私有财产、竞争性市场和利润为基础的交换体系，就不存在价格之类的东西。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做出高效的经济决策。
米塞斯的论证，既是对经济现象的解释，也是对计划经济不可行的预测。当时几乎整个经济学界都在看好计划经济，包括后来大名鼎鼎的萨缪尔森。而米塞斯、哈耶克和奥地利学派都是不受欢迎的少数派，但他们根据坚实的经济学理论，指出苏联就是那座「危墙」。历史证明，萨缪尔森看走了眼，因为他的经济学有很多理论缺陷，只是他自己没有发现不知道罢了。
即便今天，经济学的发展也还很年轻，从亚当·斯密开始也才不过两百多年的时间。所以正确的理论和错误的理论鱼龙混杂，有不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理论也未必正确，需要仔细甄别。对于那些反复经过逻辑拷打的经济学理论，它的解释力和物理学理论一样硬核，并不因为经济学是社会科学，就好像不如自然科学那么「硬气」一样。
所以，对于经济学，我们既要大胆批判，也要有「科学自信」。经济学的理论和自然科学一样，有非常硬核的逻辑支撑和解释力。但是这需要投入一定的精力来学习，才能发现经济学大厦之美，才能掌握其解释力，才能知道如何运用理论去解释现象和预测趋势。
经济学不是施政纲领
很多人常常疑惑，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逻辑上很成功，很有说服力，但为什么在实践中却很失败，为什么世界上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实施奥地利学派？这是一个常见的误解，也是一个错误的问题。
前面说了，科学的基本表达范式是「如果……那么……」，比如「如果不保护产权，那么就不会有价格和经济计算，市场将会崩溃，社会将会贫穷」。而政治的表达形式则是「为了……所以……」，比如「为了实现社会公平，所以我们要向富人多征税」。
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是，从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因果关系入手，告诉你不同的选择会导致不同的结果，怎样的选择带来怎样的结果，强调过程的分析。但是政治告诉你的是，为了某个宏伟的目标，我们要怎么做。这就是两者的区别。
这里强调的是，面对任何宏伟的目标，我们都应该保持审慎的态度。即便是作为一个奥地利学派的支持者，面对一个高呼奥地利学派的阿根廷总统米莱，同样也要保持审慎。因为作为经济学家的米莱，和作为总统的米莱不一样；作为科学的奥地利学派，和以奥地利学派为指导的政策措施，两者也不一样。
奥派经济学的观念，一定程度上的确是在支撑着米莱的执政理念和施政纲领，但我们也需要明确指出，经济学本身并不是施政纲领。经济学研究的是因果关系，我们需要强调的是经济学的科学性，而不是其政治性。
应该说，米莱在阿根廷的胜利，并不完全是奥派观念的胜利，更多还是政治博弈的胜利，人们对市场仍然有很多误解。阿根廷人支持米莱，很可能是因为他激情四射的口号，而不是奥地利学派冰冷的逻辑链条。而米莱所施行的各种政策，也不能因为其宣称是奥地利学派，就可以不经思考划入奥派范围之内。一个政策的实施效果，要一事一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奥地利学派代表的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是一套理论体系，也是一种意识观念。科学强调的是分析和批判，奥地利学派绝对不会成为给政治政策背书的工具。即便是米莱把奥派挂在嘴边上，也不意味着他不会犯错。
米莱在阿根廷的改革，成功了当然最好，人们可以一边享受着经济增长的果实，一边慢慢思考改革背后的逻辑关系。一边称赞着米莱，一边重新认识奥地利学派。然而，一旦米莱的改革遭遇到了阻力，或者最终失败了，失去耐心的人们，很可能不仅会把错误归咎于米莱，还会把错误归咎于他所信仰的奥派经济学。也就是说，政治上的失败，会被认为是科学上的失败。所以一开始就应该明确区分，政治上的成功，并不等同于科学上的成功；政治上的失败，也不是科学的失败。
经济学可以为我们做什么？
理有固然，但势无必至。逻辑是必然的，而历史是偶然的。一个完美的圆形，一条绝对笔直的直线，只存在于我们的概念和想象中。但现实中我们无法制造出一个完美的圆形或者绝对笔直的产品，这并不等于说我们的概念和想象没有作用，更不等于说概念本身就是错的。
实际上我们都知道，无论是圆还是直线，以及其他几何学的知识，对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至关重要。整个几何学体系和物理学一样，给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底层支持。完美的圆形产品造不出来不要紧，但几何学提供的这个概念，让设计和生产的人知道了努力的方向。只要这个方向是对的，需要圆形的产品，不需要一定是完美的圆，只需要向这个圆靠近即可。比如轮胎或者轴承，越接近圆就越能发挥其性能。
经济学的作用也是一样，绝对完美的自由市场经济，也只是一个基于逻辑分析的概念。如果非要以国家为单位来考察，那么的确，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在，没有一个国家符合这个完美的要求。但我们仍然可以确信，任何一个国家，它在方向上越靠近自由市场，这个国家就越繁荣。奥地利学派非常强调边际上的改善，而这种方向上的靠近，就是边际上的改善。
经济学无法保证繁荣，它只能教给你科学的分析方法。经济学的分析，并不强调动机和目标的高尚，也不以动机本身为研究对象，它看重的是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因果关系。也就是，手段是否能够满足目的的实现。
一个平面几何的基本定理是，三角形内角和等于180°。当这个定理成为常识，如果一个人跑来告诉我们他发现了一个平面三角形，内角和不是180°，他推翻了这个定理。不用问，我们首先会怀疑他的测量出现了问题，而不是怀疑定理本身有问题。
物理学上，当能量守恒定律成为一个基本共识，有人跑来告诉你他发明了永动机，你不需要亲自去看他的永动机实验，你就可以判断他要么是疯子要么是骗子。这就是理论的作用，它帮我们解释现象认识世界的同时，也在帮助我们做出判断。当你掌握的理论足够扎实，你的判断就可以足够准确。
然而，即便是物理化学已经发展了几百年的时间，上个世纪仍然有人会被「水变油」的把戏欺骗，造成了巨额经济损失。经济学作为科学的时间更短，正确的经济学理论有很多人并不知道，还有很多错误的理论被当作真理来对待。更有甚者，有的经济学学者，并不是为了追求真理而研究，而是专门创作理论来给政策背书，做某些错误政策的推动者。
正如很多人的化学知识不够过硬，无法看穿「水变油」的骗局一样，很多人的经济学知识也不够充足，以至无法看穿很多「免费福利」的把戏。当遇到难以解释的现象，他们会因为某种程度思维上的惰性，无法在经济学的方向上找到答案时，就寄希望于换个方向快速找到答案，比如某些政治动机，或者是某些阴谋论。
很遗憾，这种分析方法正好违反了「奥卡姆剃刀」原理，通过增加变量进行解释，看上去好像是真的，但实际上破坏了理论的简洁性，也破坏了科学理论要求的普遍必然性。所以，当我们需要用经济学来寻找和指明方向的时候，首先要找到正确的经济学，找到那些经得住逻辑拷打的经济学。然后，用正确的经济学理论来重新审视现象，寻找哪些因素在阻碍经济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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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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