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到大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孩子。我出生在内蒙古一个普通的小城，家庭环境非常自由，就像大草原上的牛羊一样。我的父母性格反差很大，爸爸出生在农村，性格像「张飞、李逵」一样大大咧咧。
而妈妈出生在干部家庭，是一个非常通透、睿智的大女主。
我们家经过了好几年的"鸡飞狗跳的磨合"，最后走向了互敬互爱的"互相放养"模式。记得儿时，我唯一被打的一次是因为逃课撒谎，那一次，妈妈严肃地对我说："你可以逃课，但要告诉我。
"在我的成长中，"真实"是非常重要的一课。
我妈妈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人，生活得十分实在，她不在乎他人的看法。最可贵的是，她让我能够保持自我，成为真实的自己。妈妈对我的成长影响巨大，她是第一个教会我如何去爱，不求回报的人。
从小在开放包容的家庭环境中成长，塑造了我独特且敏感的个性。尽管在大学时期，我饱受抑郁的折磨，这种独特的性格却成为了我走向瑜伽、发现内在力量的根基。
从小就被教导「真实」的价值观，使我后来能够勇于面对内心，不断求索精神的升华。
我在西南政法大学就读提前批的职务犯罪侦查专业，班级共60人，女生仅有六七位，多数同学都成绩优异，唯独我这样的"废柴"，很难融入集体。
自小我就敏感、自卑，进入大学后这种心态更加恶化。
我严重失眠，生活颠倒，每天都要哭一两个小时，同时出现了节食、暴食、停经、体重仅有80多斤等身体问题，长期处于抑郁状态。然而，最折磨我的并不是抑郁，而是社交障碍。
那时候，除了室友之外，我可以几个月不见人，不讲话每次见到他人，甚至下楼的时候，我的双腿都会颤抖，非常害怕与他人身体接触，包括女性。
我的大学时期大多是和自己死磕，与内心的阴霾做抗争，至今我仍然是个内向且安静的人。那段岁月的煎熬像一潭死水，彻底把我淹没。
相比之下，别人的大学则是在谈恋爱。
由于未来的方向还没有明晰，我选择给自己的命运「审判延期」。大学毕业后，我考取了哈尔滨工程大学的法学研究生。那时我25岁。
研究生期间，我进入了自我探索的高峰期，读了大量关于哲学、心理学、宗教的书籍，希望能在字里行间找到疗愈的出路。
我在偶然间发现了抽屉里的蜡笔，然后开始画画。虽然我从未学习过画画，但可能是因为不懂规则，我反而感觉更自由。我不在乎美丑，真实是我对自己的唯一要求。
画画的时候，我时常流泪手中的蜡笔就像是抓住了最后一道光芒。
在2010年末，一幅自画像深深地改变了我。画中的我害羞，眼睛紧紧地注视着前方，心跳加速，身后有万丈光芒。从咖啡馆出来后，我在路边嚎啕大哭，这才发现真实的我充满了力量。
一年后，我用了9个月的时间提前修完了学分，并在朋友的介绍下搬到了北京燕郊的「画家村」宋庄在那里，我度过了一段非常纯粹的时光，整个人都处于非常深刻的宁静中可以说，画画是我的第一位冥想老师。
27岁，我硕士毕业。在遇到我的第一个男朋友之后，我第一次听说瑜伽和印度。他是澳大利亚人，我们有很多对于灵性和艺术的探讨。
但因为他家人的原因，我最终一个人开始了印度之旅几经波折，我来到了瑜伽的发源地——印度瑞诗凯诗。
在瑞诗凯诗，我遇见了改变我一生的第一位瑜伽启蒙老师Pankaj。他是艾扬格的弟子之一，他的学生来自世界各地，许多人都是经验丰富的瑜伽老师、演员、ins博主等等。
对于瑜伽小白+英文烂的我来说，Pankaj的瑜伽课可谓是"灾难"，我每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其余时间都在恶补英语和练习。21天的密集练习完全颠覆了最初我对瑜伽的认知，但也为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我结识了名叫Omkar的疗愈师。尽管他已经是一位在印度长期往返的著名疗愈师，但他并没有提到过自己的成就。
在我眼中，他只是一个身高1米8多的俄罗斯大汉，是我可以信赖的兄长。
一次瑜伽课上，他在我和搭档落单时拯救了我们，之后我们逐渐熟悉起来，一起去了北印度旅行。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冥想后的一个早晨，我们坐在咖啡馆里，阳光像金子一样洒在我们身上。
某一时刻，我们之间陷入了长久的对视。我当时感到十分恐惧和尴尬，因为我很少与他人长时间对视。他的眼神深邃，就好像能看透你的灵魂。
而你，无法逃避这种直接纯粹的灵魂审视，必须直面自我。
没错，通过他的目光，我看到了真实的自我。那是一种博大的慈悲和无条件的包容，他告诉我：「做你自己最本来的样子，一切如其所是」。
就在那时，时间仿佛静止了，我不知道过去了多久，直到整个咖啡馆突然安静下来，我想周围的人都感受到了什么。
此时的我，泪水已然模糊了视线，内心被一种巨大的慈悲感掩盖。此次初体验「一体感」竟然是源自他人的眼神，尽管当时的我对此并未有任何察觉，但这却为后来的经历埋下了伏笔。
一年的体式练习让我的身心变得安静，但我还想了解更多关于冥想的信息。于是，我在朋友的推荐下找到了第二位老师Keshava。然而，我没想到事情并不是那么顺利，他当时并没有收我。
自那之后的一周，他让我每天早上四点半去找他。我必须每天三点半起床，当时正值冬天，天色很暗，又非常寒冷。我必须通过一个「缆绳桥」到恒河的对面，那里马哈拉施特邦山下的狂风很大，每次过桥都让我感到「摇摇欲坠」，感觉随时都会掉下去。
我需要坐当地的「突突车」电三轮到山下，然后再爬到山上我现在回想起来，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冲劲儿。
我坚持了一周左右，最终他同意了，我搬到了老师家的对面，接下来的一年我都和他们夫妇一起生活。28岁那年，我的「瑜伽教室」搬到了喜马拉雅山半山腰的一户普通住所，从体式练习转向了更多的冥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