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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菜好吃,海鲜难得

2023-12-18美食

我们现在一说到粤菜,第一反应当属「生猛海鲜」,因为今人对于粤菜的记忆,多基于改革开放之后的历史——改革开放之后,广货北销,粤菜北渐,生猛海鲜主打,其实还有赖于港味北上;海鲜生猛,须有能供氧的海鲜池(缸),而这是从香港引进的。在此之前,广东人要想在餐厅吃到海鲜,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海鲜海鲜,新鲜至为要紧,沿海渔民捕获之后,如何及时送到城市里来,城市里的餐馆又如何保养这些海鲜?这些问题不解决,海鲜也就难吃到。所以,我们看到,广东早期最负盛名的两大美食家,江孔殷的太史菜和谭瑑青的谭家菜,里面固有海味,却无海鲜。海味的代表如鲍、参、翅、肚,可都是干货。当然干货如何制成佳肴,或许更考厨艺,但毕竟不是海鲜。

尽管有氧海鲜池解决了保鲜问题,平时在餐馆可以吃上海鲜了,但想要更生猛,还是要尽量离供货点近一些,或者供货更便捷为好,所以在八九十年代,广州先是珠江上的海鲜食坊风行一时,后来集中到大沙头沿岸的西贡渔港一带;大沙头整治拆除了渔港,好鲜者则每往黄沙水产市场现买现加工。

就近吃海鲜,现在如此,过去更甚。清季游幕广州的金武祥说:「余在西江,冯子良先生为余书扇,录其【珠江消夏竹枝】云:「行乐催人是杯,漱珠桥畔酒楼开。海鲜市到争时刻,怕落尝新第二回。」 (金武祥【粟香随笔】卷六,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第152页)漱珠桥,在今海珠区南华中路与南华西路交界处,横跨漱珠涌,为清乾隆年间十三行总商、广州首富潘振承所建。海珠当时是广州城对岸的一个岛,尚属乡野茶园,珠江渔民,多聚居于此,如南海植桂堂的【羊城竹枝词】说:「郎从桥下打鱼虾,妾出桥头去采茶。来往不离桥上下,漱珠桥下是侬家。」 (【正续羊城竹枝词】卷一,广州科学书局1921年版,第22页)
那问题来了,当时的所谓海鲜,是不是这些漱珠「桥下打鱼虾」即就近打鱼所得?如果是,那这算得上海鲜吗?但史料表明和事理表明,依照当时的能力,也只能就近打鱼了,否则,谁有能力跑到真正的海上去打鱼?打到鱼获有什么能力保鱼运回?所以,1877年邓显的【羊城竹词枝】就说:「撒网抛罛齐用力,打鱼人在白鹅潭。」白鹅潭,珠江前后航道分流处,水深江阔,也在漱珠桥的斜对面不远处。左一衡的【羊城竹枝词】也说:「漱珠桥上月如钩,照见渔家放棹流。多少阿姑和阿嫂,全家生计在轻舟。」 (龚伯洪【广州古今竹枝词选】,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3、89页)
当然,即便是珠江河鲜,也可称海鲜,因为广州人从来有称珠江为海的,直到民国时期,也时常称过江为过海。比如谭延闿这个外江佬1923年7月9日日记说:「出过海,至大本营,得印波、蓂阶电,云绍基决取消杨池生以第三师警戒总司令,欲大元帅即往。」(【谭延闿日记】,中华书局2018年版)当时孙中山的大本营也即大元帅府,即今海珠区大元帅府旧址,对出江面,算是珠江最窄江面了,尚称过海,余可想见。从前「过海」乃是疍民的「专利」:「你看,‘过海’(广州巿人这样叫,实则过江)已有商人承办的过海电船,并且另有所谓「横水渡」,她们怎能与之竞争?正路既不可通,她们就只得走偏路了!」(静观【春光明媚话珠娘:更足令你留恋不忍去】,【新生周刊】1934年第1卷第16期)之所以称渡江为「过海」,也实在是渊源有自,因为早期珠江三角洲尚未冲积成型的时候,广州面临的确实是依山傍海,这从著名的达摩东渡登岸广州的「西来初地」遗址,即可知当年的「海岸线」距今日的江岸线有数里之遥,可见当时海岸线的广阔。所以,韩愈在广州「初南食」就吃到了不少生猛海鲜,纪于【初南食贻元十八协律】:

鲎实如惠文,骨眼相负行。蠔相黏为山,百十各自生。

蒲鱼尾如蛇,口眼不相营。蛤即是虾蟆,同实浪异名。

章举马甲柱,斗以怪自呈。其余数十种,莫不可叹惊。

我来御魑魅,自宜味南烹。调以咸与酸,芼以椒与橙。

腥臊始发越,咀吞面汗騂。惟蛇旧所识,实惮口眼狞。

开笼听其去,郁屈尚不平。卖尔非我罪,不屠岂非情。

不祈灵珠报,幸无嫌怨并。聊歌以记之,又以告同行。

但这首诗只与潮州沾了边——贬谪潮州途中作,与潮州饮食则毫无关系。诗写的应该是他进入珠三角之后、到达之广州前;钱仲联先生【韩昌黎诗系年集释】说:「魏本引樊汝霖曰:‘元和十四年抵潮州后作也。’补释:前【赠别元十八诗】,寻其叙述,盖途次相别。则这些诗不应为抵潮州后作。」又据【赠别元十八协律六首】及钱钟联的集释,元十八乃奉其主公桂管观察使裴行立之命,迎问韩愈于贬途,贶赠书药;来时过龙城柳州,还带来了柳宗元的关切和问候,柳宗元作有【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据【赠别元十八协律六首】其六他们大约在扶胥即广州东南今南海神庙一带握手话别,并致意柳宗元:「寄书龙城守,君骥何时秣。峡山逢飓风,雷电助撞捽。乘潮簸扶胥,近岸指一发。两岩虽云牢,水石互飞发。屯门虽云高,亦映波浪没。余罪不足惜,子生未宜忽。胡为不忍别,感谢情至骨。(【韩昌黎诗系年集释】,第1123-1132页)

其实到宋朝,珠江水仍苦咸。如苏轼在给广州知府王敏仲的信中说:「广州一城人,好饮咸苦水,春夏疾疫时,所损多矣。惟官员及有力者得饮刘王山井水,贫丁何由得。惟蒲涧山有滴水岩,水所从来,髙可引入城。」然后详述的接引之法,并要求做好事不留名——「慎勿令人知出于不肖也。」这项被后世称为中国第一的自来水工程不久就建成了:「闻遂作管引蒲涧水甚善。「又再嘱以养护之法,期于」永不废。僣言,必不讶也「。(苏轼【与王敏仲十八首】之十一、十五,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92-1693页)换言之,在苏宋的年代,仍然是可以吃到海鲜的,可惜这个大美食家没有留下记录。

好了,不扯远了,我们回到清季民初来。到这个时候,珠三角陆地面积大增,沙田大幅开垦,海岸线已经大幅后退,广州城的水也多半不咸,苏东坡的「自来水工程」不知何时废止,其实也应该早就用不着了;早在明代的万历十九年,大戏剧家汤显祖南贬广州,写下的史上歌咏广州最好的篇章之一【广城二首】就说:「临江喧万井,立发涌千艘。气脉雄如此,由来是广州。」临江之井皆可饮,退进一点更甘甜。只不过,这样一来,广州要想吃海鲜就没那么容易了。

从时人留下的竹枝词之类的饮食史料中,我们也只看得到耐存活的贝类海鲜,而鲜有海洋鱼类。如莲舸女史的【羊城竹枝词】:「响螺脆不及蚝鲜,最好嘉鱼二月天。冬至鱼生夏至狗,一年佳味几登筵。」(舒锦编【正续羊城竹枝词】卷一,广州科学书局1921年版,第24页)响螺与蚝系贝类海鲜,嘉鱼是西江河鲜,鱼生多用淡水鲩鱼。陈勉襄咏漱珠桥海鲜之美的【羊城竹枝词】:「赶趁鲜鱼入市售,穿波逐浪一扁舟。西风报道明虾美,还有膏黄蟹更优。」「夏桃秋桔也堪邀,牡蛎鳊鱼味更饶。笑煞当年苏玉局,只知餐荔与江瑶。」(龚伯洪【广州古今竹枝词选】,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5页)有虾有蟹,可咸水可淡水,牡蛎即蚝,鳊鱼则淡了。信矣,广州吃海鲜之不易。

即便在广州的滨海之地如潮州,我们从桐城派鼻祖方苞的后人方澍1892年游幕潮州时所撰【潮州杂咏】(后发表于其好友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1915年第1卷第4期)看,其中写到海鲜固多于广州的诗人们,但也是贝类为多,且将其中关于海鲜的各联摘录并疏解如下:

飞飞鲆似燕,高御海天风——鲆鱼飞出海面像燕子似的。鲆鱼肉质细嫩而洁白,味鲜美而肥腴,补虚益气。

举觞荐蚶瓦,荷铲种蚝田——蚶瓦,即俗称瓦垄子或瓦楞子的一种小贝壳,,生活在浅海泥沙中,肉味鲜美。唐代刘恂【岭表录异】说:「广人尤重之,多烧以荐酒,俗呼为天脔炙。」著名作家高阳认为即是血蚶,「烫半熟,以葱姜酱油,或红腐乳卤凉拌」,甚美。种蚝田,即到海边滩涂中放养小蚝。)

海月拾鸟榜,蛤蜊劈白肪——【食疗本草】说海月这种壳质极薄、呈半透明状的贝壳:「主消痰,以生椒酱调和食之良。能消诸食,使人易饥。」崔禹锡【食经】则说:「主利大小肠,除关格,黄疸,消渴。」蛤蜊,也是一种贝壳,佳者称西施舌,肉质鲜美无比,被称为「天下第一鲜」、「百味之冠」。

灰数罟后,乘潮张鬣初。鳗鲡陟山阜,缘木可求鱼——明代黄衷【海语】详细描述了如何在海鳗随潮水涌到山上去吃草的路上,布下草灰陷阱以捕捉的情形:「鳗鲡大者,身径如磨,盘长丈六七尺,鎗觜锯齿,遇人辄斗,数十为队,朝随盛潮陟山而草食,所经之路渐如沟涧,夜则咸涎发光。舶人以是知鳗鲡之所集也,燃灰厚布路中,遇灰体涩,移时乃困。海人杀而啖之,其皮厚近一寸,肉殊美。」山上能捉到鳗鱼,就如同树上能捉到鱼一样。

蟛蜞糁盐豉,园蔬同鬲熬——蟛蜞是一种小蟹,一般认为是有毒的,「多食发吐痢」,所以一些广东人将其用来喂鸭肥田。但经过潮州人烹制出来,已是味道绝佳的无毒海鲜。屈大均【广东新语】的解释是:「入盐水中,经两月,熬水为液,投以柑橘之皮,其味佳绝。」并赋诗赞叹:「风俗园蔬似,朝朝下白黏。难腥因淡水,易熟为多盐。」

人称其所著【岭南咏稿】「写粤中风物殊肖」,【潮州杂咏】又堪为其中代表,他自己也在诗的后半说:「尔雅读非病,人应笑老饕。」那所述应可信,则当日潮州海鲜,也不过尔尔。

当然,随着火轮的使用,渔船能稍出远海,且回程加速,人们的海鲜食欲,才渐次得到满足。但仍是以就近就第一原则,即便在民国时期,相对大陆而言渔业更先进更发达的香港,吃海鲜首选仍然是香港岛的香港仔和避风塘一带,那是也是传统的水上居民也即渔民的聚居区;外江人旅港,被招待吃海鲜,通常会选址于此,如余绍宋1935年3月5日在香港:「下山赴香港仔,犹是旧时风物,盖香港未割让英国以前,本以是处为市集,土人皆居于是,俱以渔为业,对岸村市渔舟来往尚仍旧式。源丈约至镇海楼食鱼鲜,各类至繁,询该店中今日所有海鲜名目,辄举数十种以对,约记之,如所谓七日鲜、石斑、方利、细鳞、红油、火点、连占、青衣、泥黄、三刀、生带子、华美、富曹、金古、三须、尸公、鸡鱼、石梁头、老虎之属,不能悉记,亦俱土名,未详其本名也。命其取数种来观,则五色斑斓,多生闰所未睹者,随食数种,味香鲜美。」( 【余绍宋集】,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9年版,第1241页)在市中,则无如此多精美海鲜了。解放前夕,叶圣陶经港北上京华,吃到的珍品海鲜,仍然是在香港仔:「(1949年1月21日)乘汽车往香港仔,访务实中学。蒋仲仁、朱光熙殷勤招待,雇小艇子泛于近边。登一小山,上有天主教修道院。云南杨君为余夫妇摄一影。泛舟一小时,仍返校中,即开宴。香港仔为渔民集居地,多产海鲜,菜中有龙虾盘,为珍品。」(叶圣陶【旅途日记五种】之【北上日记】,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28页)
其实也不单是外江人,本地佬要吃海鲜,何尝不欲前往此处?如著名的太平戏院院主约粤剧大师马师曾吃海鲜,即在香港仔:「(1937年3月8日)约四时马师曾与谭兰卿至,共往香港仔食海鲜,该新花洲甚靓海鲜。 」(程美宝编【太平戏院纪事:院主源詹勋日记选辑(1926-1949)】,香港三联书店2022年版,第600页)

但回到内地,广东人要真正进入海鲜时代,还得要到1980年代稍晚以后;笔者1987年初来广州,除了贝类,海鱼仍是很难吃到或者吃得起的。再后来,不独海鲜池技术,其他各种保鲜技术日新月异,则极北极西,也无不有生猛海鲜吃了,虽然仍以近产地为佳。

(作者系中山大学文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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