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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长期以来，大众媒体通过选择性地呈现某种类型的外貌或身材的特征，塑造和强化所谓的「理想身体形象」；社交媒体时代，关于外表与身材的图片、视频与文本内容也在各类平台随处可见，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个人对外貌与身材的认知。考虑到身体形象内容在社交媒体上的普遍性和对个人以及社会的负面影响，本研究聚焦小红书平台，基于性别差异理论与社会比较理论，探讨社交媒体上的身体图片、评论内容与评论者性别如何影响社会比较、激励与负面情绪。本研究采用2（参与者性别：男/女）×2（评论者性别：男/女）×2（评论内容：可实现/不可实现）组间因子在线实验（N=292），进行数据收集和分析后发现：在控制社会比较倾向与身体质量指数之后，女性比男性感受到了更多的负面情绪；与不可实现评论相比，可实现评论带来了更多的激励与更少的负面情绪；对于两个性别的参与者来说，同性评论比异性评论引发了更多的社会比较。对于女性参与者，阅读女性发布的可实现评论引发了最高程度的激励情绪；而对于男性参与者，阅读女性发布的不可实现的评论引发了最低程度的激励情绪。这一结论对性别差异以及社会比较研究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作者简介
潘文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
穆哲，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
一
研究缘起
随着社交媒体在日常生活中的普及，个人外表吸引力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越发显著，「身材焦虑」「容貌焦虑」日渐成为困扰个人身心健康的问题，对青年女性影响尤甚。在各类社交媒体中，以图片分享为主的Instagram（照片墙）和小红书，因为其使用的便捷性以及内容对受众的吸引力，已经成为很多人青睐的社交媒体。根据小红书商业生态大会公布的数据，2022年度，小红书月活跃用户超过2亿，其中72%的用户为90后，发布的内容有近20%是关于彩妆、穿搭、护肤、减肥运动与健身内容。
身体意象/形象（bodyimage），2特指个人主观上对自己身体的感知和评价。近年来，随着图片和短视频类社交媒体的流行，出现了不少关注社交媒体使用与身体满意度相关的研究，研究议题主要集中于：（1）一般性社交媒体使用与身体满意度的关系（宋素红，朱雅琪，2019；Fardouly，Pinkus & Vartanian，2017）；（2）高度视觉化社交媒体使用与身体满意度的关系（曾丽红，叶丹盈，2022；Hendrickse，Arpan，Clayton & Ridgway，2017；Tiggemann & Anderberg，2020）；（3）美颜自拍与身体意象（闫岩，许孝媛，2019；Ridgway & Clayton，2016）；（4）社交媒体身体自爱运动（#Body positivity）的影响（Stevens & Griffiths，2020）。
以上研究为探究社交媒体使用与身体意象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思考方向，但考虑到社交媒体的特点，多数研究更侧重于考察图片的影响（Pan & Peña，2017，2024），少有研究关注作为他人意见的评论对个人的影响。社交媒体内容主要为用户生成，旨在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Holland & Tiggemann，2016）。与传统媒体相比，社交媒体最大的特点在其社交互动性，这种互动性在社交媒体的评论中得到了例证（Lee，Lee，Moon & Sung，2015）。由于其互动性，社交媒体上传播的身体意象内容，不再处于静止的陈列状态，而是面临多种形式的互动和反馈。点赞、转发、评论等作为社交媒体中重要的互动形式，共同参与，社交媒体上的评论甚至会影响受众对于信息的感知和处理，甚至评论的影响能超过原始信息内容的影响（Waddell & Sundar，2017；Walther，DeAndrea，Kim & Anthony，2010）。社交媒体作为典型的大众人际传播类型（masspersonal），他人的评论，无论是作为自我呈现的反馈，还是作为公众意见的体现，也会影响观看者的态度、认知与情感（Fein，Goethals & Kugler，2007；Lee，2012）。他人发布的评论内容，以及评论者的个人特征，都会影响观看者如何看待身体意象内容、如何进行社会比较以及如何形成自我认知。
既有研究在解释社交媒体使用和身体满意度之间的关系时，经常用到社会比较理论作为解释框架。但在解释社会比较的机制时，大多数研究将社会比较笼统地处理为比较的程度，少有研究考察比较之后带来的正面或负面的效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接触理想身体形象和负面结果之间通常由社会比较这一机制所中介，但社会比较并不必然带来消极的后果，甚至在特定情境下，社会比较也能够对个人产生积极影响。此外，既有社会比较研究更多关注个人以及视觉化对象（图片、短视频中的人物）之间的差异引起的比较，未有研究关注第三人评价，或者说作为公共意见的评价对观看者产生的影响。
小红书APP，由于其时尚文化平台的定位、允许用户生产和分享内容、以及鼓励用户互动交流形成和生活方式相关的内容、专题和社区（刘亭亭，许德娅，2023），为研究身体意象内容下他人评论特征的影响提供了理想的研究场域。本研究以小红书上发布的和身材外貌相关的笔记为研究对象，通过2（参与者性别：男/女）×2（评论者性别：男/女）×2（评论内容：可实现/不可实现）组间因子在线实验，试图探究小红书发布内容下，关于图片中同性人物身材外貌评论的可实现性与评论者性别对男性和女性社会比较的影响，以及激励和负面情绪。在理论层面，本研究一方面立足性别差异理论，考察身体意象中的性别差异；另一方面，本研究试图拓展目前关于身体意象中的社会比较研究，进一步厘清社会比较后带来的积极和消极体验。在实践层面，本研究的结论可以为受到容貌焦虑、身材焦虑困扰的个体提供现实的指导，也以为政府或其他主体在互联网平台进行内容治理提供支持。
二
文献综述
（一）社会比较、激励与负面情绪
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个体，人们生来就有一种评估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的欲望，这一欲望时常是通过将自我与他人进行比较而实现，以便在无法获得客观标准的情况下对我自做出评估（Festinger，1954）。社会比较通常被定义为个体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寻求信息和评价自我的过程（Fardouly，Pinkus & Vartanian，2017）。社会比较通常可以被分为三种类型：向上比较，向下比较和平行比较（Meier，Gilbert，Börner & Possler，2020）。向上比较主要指个人将自己与更优越的他人比较的情形，向下比较指个人将自己与处于劣势的他人进行比较的情形，平行比较（横向比较）则指的是个人将自己与境遇或条件差不多的人进行的比较（Fardouly，Pinkus & Vartanian，2021）。
由于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大量的和身体意象相关的内容都侧重于刻画理想形象，以及考虑到上行比较通常带来的负面效果，大部分身体意象的研究关注的都是向上社会比较，尤其是和外貌以及身材相关的向上社会比较，有研究发现上行外貌比较可以引发更多的负面情绪程度，并且显著影响个人的身体满意度和身体自尊（Fardouly，Pinkus & Vartanian，2017；Myers & Crowther，2009）。
虽然上行社会比较会带来负面的效果，但也有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将自己和他人比较也可以带来认知、心理和行为上的改变，促使个人采取自我完善的行为，从而产生积极的激励情绪与激励结果。激励主要指个体在生活领域中所经历的一种复杂的动机状态，在此种状态下，个人会受到外界刺激，从而产生激励情绪，鼓励个人超越当前的自我（Thrash，Moldovan，Oleynick & Maruskin，2014）。激励有三个核心特征，分别为唤起、超越和接近动机。激励的唤起指的是个人要接触到某类的刺激物从而唤起激励的状态，超越指刺激物要给个人带来新的可能，而接近动机指的是激励的最终结果，即受到激励后做出的行为改变（Meier，Gilbert，Börner & Possler，2020）。
除了考虑正面的效果之外，作为消极效果的衡量，负面情绪也应该被纳入考量。情绪指个体感受到了瞬间的、主观体验的精神状态，人们通常用「感觉好」或者「感觉坏」的方式来描述（Schwarz，2001）。负面情绪是身体意象研究一直以来都关心的结果变量，大量的身体意象研究都将负面情绪作为负面效果的指标（Brown & Tiggemann，2016；Fardouly，Diedrichs，Vartanian & Halliwell，2015）。参考既往研究对于负面情绪的综合衡量，而不是特别关注某一类型的负面情绪，本研究也将负面情绪作为社交媒体身体意象评论的负面效果测量（Brown & Tiggemann，2016；Fardouly，Diedrichs，Vartanian & Halliwell，2015）。
（二）可实现性与社会比较
社交媒体上身体意象相关的内容一般都以图文的形式呈现，其他用户可以公开进行点赞、评论、收藏或者转发。目前，大部分研究关注图片特征（例如模特的身材、长相、妆容等）的影响，只有少数研究者探索了在涉及身体意象内容的帖文中，评论如何影响观看者对身体的看法。例如，有研究者考察了Instagram（照片墙）平台上符合理想美的身体图片所附带的两种类型的评论——与外貌相关的正面评论（如「你看上去很美」）和与地点相关的正面评论（如「很棒的一片海滩」）的影响，发现前者能够引发更高程度的身体不满（Tiggemann & Barbato，2018）。另有研究将与外貌相关的正面评论（如「你看上去很漂亮」）和与外貌相关的中立评论（如「你太酷了」）进行对比后发现，两类评论均不会对参与者的身体意象产生显著影响（Politte-Corn & Fardouly，2020）。
关于社交媒体和社会比较的研究表明，并不是所有社交媒体上以身体意象为内容的图文都会引起受众的社会比较，只有对比较者而言，比较对象所拥有或者取得的成果是可实现的（attainable），个体才倾向于受到激励和鼓舞，从而带来积极影响；倘若比较对象所拥有或者取得的成果被视为不可实现的（unattainable），个体则会感到沮丧受挫，进而引发负面影响。类似的，在本研究中，当参与者在浏览小红书上的图文笔记时，图片下面评论中关于照片中人物身材的可实现性，会影响参与者的社会比较程度，以及带来不同的情绪，具体体现为：和不可实现的评论相比，可实现的评论会带来更高的身材可实现感知，引发更高程度的社会比较和更多的激励情绪，相应的，也会产生更少的负面情绪。
H1：和不可实现的评论相比，可实现的评论会带来更高程度的（a）社会比较和（b）激励，更少的（c）负面情绪。
（三）性别差异与社会比较
性别差异相关的议题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因为在社会化过程中，两个性别选择性提升的特征在社会受到不同的重视，被视为男性属性的特征包括强大、支配与高社会地位，而被视为女性属性的特征包括体贴、服从等。在身体意象方面，女性对于外貌和身材的关注程度普遍高于男性，会把外貌当做自我价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Grogan，2021：167）。性别差异的研究一般从两个方面来开展，第一个方面来自于生物学、遗传学与进化心理学（Buss，1995；Fallon & Rozin，1985），第二个方面来自于性别差异的文化习得与社会学习过程（Bandura，1999；Lott & Maluso，1993）。虽然部分的性别差异是来源于生物学的差异，但大多数与性别相关的刻板印象属性和角色，则更多地来自于文化设计，而不是生物的禀赋（Bandura，1999；Bussey & Bandura，2005）。对于性别差异的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性别刻板形象的刻画上，个人对于性别差异的认知，甚至会影响个人对自我的评价标准以及自我监管，性别会影响本人如何管理个人效能，以及会影响个人在面对不同的目标、情境和结构中的预期和行为（Bandura，1999）。
男性与女性对于理想身材的定义，既会受到同性，也会受到来自异性的影响。目前，大部分身体意象的研究都聚焦女性，但男性也会受到到媒介理想化形象的负面影响（Grogan，2021）。在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上以精瘦或者肌肉发达的理想男性身体的内容也越来越常见（Smolak & Murnen，2008）。与男性相比，女性接触理想身体形象的频率更高，所接触的理想身体形象也更为同质化，更着重突出年轻、苗条等特征（Buote，Wilson，Strahan，Gazzola & Papps，2011）。尽管对女性理想身体形象的塑造更为不切实际，并且更加难以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实现，但与男性相比，女性在日常生活中会接触到更多关于控制体重或优化外形以达到理想身体标准的信息（Buote，Wilson，Strahan，Gazzola & Papps，2011）。并且和男性相比，女性进行外貌社会比较的频率更高（Jones，2001；Strahan，Wilson，Cressman & Buote，2006），由于比较对象通常为更为优越的身体形象，女性可能会更多参与向上的社会比较，也正因如此，女性往往展现出更为负面的身体意象和更低的身体满意度（Grogan，2021）。同时，社会比较理论和广泛的实证研究均证实，社会比较更多发生在相同性别之间（Suls，Gaes & Gastorf，1979；Zanna，Goethals & Hill，1975），即男性更倾向于和男性进行比较，女性更倾向于将女性视为比较对象。
H2：和男性参与者相比，女性参与者会进行更多的（a）社会比较，会感受到更高程度的（b）激励，和更低的（c）负面情绪。
H3：与阅读男性撰写的评论相比，阅读女性撰写评论的女性参与者会进行更多的（a）社会比较，会感受到更高程度的（b）激励，和更低的（c）负面情绪。
H4：与阅读女性撰写的评论相比，阅读男性撰写评论的男性参与者会进行更多的（a）社会比较，会感受到更高程度的（b）激励，和更低的（c）负面情绪。
除了评论的内容会对观看者产生影响之外，评论者的个人特征也会对观看者造成影响。尤其在和身体意象相关的图文中，评论主体的性别对受众身体意象的影响，值得进一步探索。在社交媒体时代，男性与女性一同暴露于广泛的身体内容当中，他们都有机会接触同性或异性的理想身体形象并对此做出评价。因此，在人们查看理想身体帖文并浏览评论时，可能接触到来自男性或女性浏览者的评论，而非只接触到单一性别观众的评论。在观看身体形象帖文时，查看同性别者还是异性别者所做的评论，可能会带来不同程度的社会比较，甚至影响观看者对帖文中理想身体形象的解读。
和男性相比，女性受制于「苗条的暴政」，女性在社会化过程中，被教导要讨厌自己的身体，并且时常寻求要对身体做出改变，甚至削减（Bovey，1989：48，229）。与男性相比，女性参与者对女性朋辈所提供的外表吸引力的判定标准更为敏感（Graziano，Jensen-Campbell，Shebilske & Lundgren，1993），进行更多的向上社会比较（Grogan，2021），因此女性用户在查看女性评论者的评论时，可能会产生和查看男性所做的评论不同的结果，即在接触关于身体的评论时，女性受女性评论者影响的程度更深，并引发更高程度的社会比较，感受到更多的激励，以及更少的负面情绪。
H5：女性参与者阅读由女性撰写的可实现评论会带来最高程度的（a）社会比较与（b）激励，和最低的（c）负面情绪。
关于男性社会比较的研究结论较为复杂。一方面，社会比较理论认为，人们在进行社会比较时，会选择和自己地位、特征、以及社会情境更相似的对象进行比较。关于男性身体意象的研究发现，和女性更多的进行向上社会比较的倾向不同，男性会倾向进行向下的社会比较。在观看不同身材的男性模特照片之后，认为自己比照片里的模特更瘦或者更好看的男性，即进行了向下的社会比较的男性，报告了更高的身体自尊水平（Pan & Peña，2020）。另一方面，进化心理学的研究表明，现代男性会将展示身体和运动能力作为吸引女性的策略之一，男性的自信是其拥有地位和资源的信号，自信很容易收到他人反馈的影响（Buss，1988）。男性在进行健身、减肥或改变外表行为时的动机主要为吸引异性，和同性的评论相比，男性可能会很在意女性的评论。再结合男性更容易进行向下社会比较的倾向，可以预测，在对比阅读同性或者异性的可实现或者不可实现评论时，男性更容易受到异性做出的不可实现评论的影响，进行最低程度的社会比较，以及感受到最低的激励情绪和最高的负面情绪。
H6：男性参与者阅读由女性撰写的不可实现评论会带来最低程度的（a）社会比较，（b）激励，和最高的（c）负面情绪。
三
研究方法
（一）实现流程
本研究采用了2（参与者性别：男/女）×2（评论内容：可实现/不可实现）×2（评论者性别：男/女）的组间因子设计，参与者被随机分配到8个实验组别的其中一组，实验刺激材料以及后续相关的变量测量都通过问卷星（wjx.cn）在线问卷收集系统完成，实验中用到的刺激材料通过前测的方式保证操作的有效性。参与者同意开始填答后，首先被询问了日常在使用社交媒体时的社会比较倾向，然后根据性别，被随机分到了匹配性别的其中一个实验组，浏览了三张带有图片和评论的小红书笔记。本研究中，参与者性别与图片中人物性别一致，如果参与者为女性，那么所看到图片中人物的性别也为女性，区别在于图片下评论者的性别（男/女）与评论的内容（可实现/不可实现）。如果参与者为男性，那么所看到图片中人物的性别也为男性，区别在于图片下评论者的性别（男/女）与评论的内容（可实现/不可实现）。为了保证实验操作成功，参与者在浏览完成之后，首先被询问刚才浏览图片中评论者的性别，接来下依次回答了在浏览小红书笔记时，进行社会比较的程度、感受到的激励情绪、负面情绪。最后，参与者被要求报告年龄、身高和体重。
（二）实验材料
实验中用到的刺激材料为小红书笔记形式，一篇笔记包括一张图片以及图片下一条评论。为了避免其他因素的干扰，实验中所采用的图片均购买于专业图片网站（https://www.shutterstock.com/zh/）。由于图片下的评论分别将照片中人物身体形象描述为「可实现」或「不可实现」，因此图片中人物的体型需介于「可实现」和「不可实现」之间，即在参与者看来，图中人物需接近理想身体标准，但又不至于完全无法企及。为使所选取的图片符合这一要求，我们采取了前测的方式来确保图片中人物的体型。
实验中用到了两类评论（可实现与不可实现），通过对小红书APP上常见的评论进行改写而成。在改写时，「可实现」评论参考「提供特定策略和发挥自律精神」的形式，例如「跟着网上或者线下的训练课程，坚持三到四周，体形就会有明显的变化」；「不可实现」评论则主要突出个体的固有差异，并强调这种差异难以借助锻炼、饮食等自我管理手段实现，例如「好身材绝大多数都是中了基因彩票，普通人很难练得出来」。
前测一共招募61名男性和99名女性，平均年龄为22.05（SD=4.97）。前测的内容包括对每张图片中人物身材的可实现性以及每条评论内容的可实现性，分别进行评价。在对人物身材进行测量时，用到的题项为「对于你来说，你能在多大程度上达到图中模特的身材」（1=完全不可能，7=完全可能）。将参与者对模特身材可实现的评分与中位数4分进行相比，女性参与者对三位女性模特的评分均与中位数均无显著差异，男性参与者对三位男性模特的评分与中位数也无显著差异，具体前测结果可见表1。
在对评论可实现性进行测量时，参与者被要求仔细阅读评论之后，回答该评论实在多大程度上描述「可实现性」或「不可实现性」（1=完全不可能实现，7=完全有可能实现）。同样，将参与者对评论的评分与中位数4分进行比较，描述可实现性的三条评论显著高于中位数，而描述不可实现性的三条评论也显著低于中位数，具体前测结果可见表2。
（三）变量测量
1.社会比较程度
参与者在观看小红书笔记时进行的社会比较的程度，通过情境外貌社会比较量表（State Appearance Comparison Scale）测量（Tiggemann & McGill，2004）。该量表通过4道类李克特式量表（1=从不；5=总是）的题目来测量参与者在特定情境下，将自我的外表与他人的外表作比较的程度。具体的题目包括「在观看以上几条小红书笔记时，我把自己的身材/整体外貌/身体部位/五官面容」与他（她）们相比较」，量表信度良好，Cronbach’s α=0.85。
2.激励
参与者在浏览小红书笔记后感受到的激励情绪，通过激励强度量表（Inspiration Intensity Scale）来测量（Thrash & Elliot，2003）。该量表通过4个题目的五级的李克特量表测量，1代表「非常不同意」，5代表「非常同意」，题目包括「在浏览以上几条小红书笔记时，我受到了激励/我被激励着想去做些什么」等，4道题目的信度良好（Cronbach’s α=0.89）。
3.负面情绪
遵循过往研究中对负面情绪的测量（Heinberg & Thompson，1995），本研究采用5道题目的李克特量表测算参与者的负面情绪，其中1代表「非常不同意」，5代表「非常同意」。参与者被要求根据他们当前的感受，对自身所持的沮丧、焦虑、愤怒、自信和幸福等五种情绪进行评分。计算参与者消极情绪水平时，对自信和幸福两个题项进行反向编码。5道题目的信度处于可接受水平，Cronbach’s α=0.74。
4.控制变量
特质外貌社会比较（Trait Appearance Comparison Scale）关注个体固有的社会比较倾向，即类比性格人特征的、个人固有的社会比较倾向。由于参与者本身固有的社会比较倾向可能存在差异，并对其观看实验材料后，实际进行的社会比较产生影响，参考既有研究，本研究也将参与者的社会比较倾向作为控制变量（Pan & Peña，2024）。本研究采用经修订的外貌比较量表（The Physical Appearance Comparison Scale-Revised，PACS-R）测量参与者的特质社会比较水平（Schaefer & Thompson，2014）。该5级里克特量表量表共包含3个题项，具体表述包括「在使用社交媒体时，我会比较自己和别人的外表」「在使用社交媒体时，我会比较自己和别人的穿着」「在使用社交媒体时，我会比较自己和别人的身材」（Cronbach’s α=0.80）。
身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用于衡量人体胖瘦程度以及健康程度。个人的BMI水平与其身体不满程度之间存在正向关联（Pan & Peña，2024；Tiggemann & McGill，2004），因此在身体意象相关的研究中，BMI通常作为控制变量。本研究通过询问参与者身高（厘米）、体重（公斤）用以计算其BMI水平。
四
结果
（一）数据分析
为了控制参与者既有的社会比较倾向和BMI的影响，本研究采用协方差分析，将参与者性别、评论者性别与评论可实现性当做自变量，将参与者在观看小红书笔记时进行的社会比较程度、感受的激励和负面情绪当做因变量，将既有的社会比较倾向和BMI当做协变量，使用IBMSPSS（version26）进行数据分析。参与者的既有社会比较倾向显著影响参与者在浏览小红书笔记时进行的社会比较程度，F（1,282）=332.63，p<.001，ηp2=0.54；感受到的激励，F（1,282）=25.54，p<.001，ηp2=0.08，和负面情绪，F（1,282）=9.21，p=.003，ηp2=0.03。参与者的BMI不显著影响参与者在浏览小红书笔记时进行的社会比较程度，F（1,282）=0.90，p=.35；也不显著影响激励，F（1,282）=0.42，p=.52，但显著影响负面情绪，F（1,282）=5.56，p=.019，ηp2=0.02。不同组在因变量上的平均值和标准差，以及估计边际平均值和标准差可见表3。
（二）初步统计结果
在开展数据分析之前，我们先进行了功效分析/统计检验力分析（power analysis）。根据f=0.25，α=0.05，以及8个实验分组的协方差分析（analyses of covariance，ANCOVA）设计，计算所需要的样本大小为210人。
本研究采用了问卷星样本服务来收取在线实验数据，共有310位参与者完成实验。剔除未通过注意力检验题目（例如「本道题目请选C」，8人）的以及未通过性别操作检查（10人）的样本，最终有效样本包括292位参与者，其中131位男性，161位女性。样本平均年龄为24.61岁（SD=3.22），范围在18岁至35岁之间。其中，男性的平均身高为176.55厘米（SD=5.20），平均体重为70.57公斤（SD=12.96），平均BMI为22.60（SD=3.72）；女性的平均身高为162.17厘米（SD=5.61），平均体重为53.61公斤（SD=6.85），平均BMI为20.38（SD=2.41）。
（三）假设检验结果
H1是关于评论可实现性的主效应。和阅读不可实现评论的参与者相比，阅读可实现评论的参与者，进行了更多的社会比较，F（1,282）=4.60，p=.033，ηp2=0.02，产生了更多的激励情绪，F（1,282）=23.48，p<.001，ηp2=0.07，以及更少的负面情绪，F（1,282）=4.08，p=.04，ηp2=0.01。H1（a）、H1（b）、H1（c）都得到了支持。
H2预测了参与者性别的主效应。男性和女性参与者，在社会比较倾向上没有显著差异，F（1,282）=0.54，p=.46。在激励情绪上，也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F（1,282）=0.71，p=.40。和男性参与者相比，女性参与者感受到了更多的负面情绪，F（1,282）=7.14，p=.008，ηp2=0.03。H2（a）与H2（b）没有得到支持，而H2（c）得到了支持。
H3和H4是关于参与者性别与评论者性别之间的两项交互效应。首先，对于社会比较程度来说，参与者性别和评论者性别之间的两项交互效应显著，F（1,282）=5.44，p=.02，ηp2=0.02。但对于感受到的激励来说，参与者性别和评论者性别之间的两项交互效应不显著，F（1,282）=0.69，p=.41。该两项的交互效应对与负面情绪来说也不显著，F（1,282）=1.66，p=.20。进一步采用计划比较的事前检验（planned contrast）进行分析，对于男性参与者来说，和阅读女性的评论相比（M=2.76，SD=1.08），阅读男性的评论带来了更高程度的社会比较（M=3.09，SD=.93），t（1,282）=2.05，p=.04，Cohen’s d=0.33；对于女性参与者来说，和阅读男性的评论相比（M=2.95，SD=.84），阅读女性的评论带来了更高程度的社会比较（M=3.12，SD=.81），t（1,282）=2.39，p=.02，Cohen’s d=0.21。H3（a）和H4（a）得到了支持，H3（b）、H3（c）、H4（b）和H4（c）没有得到支持。
H5和H6是关于参与者性别、评论者性别与评论可实现性之间的三项交互效应。对于社会比较程度来说，三个因子之间的三项交互效应不显著，F（1,282）=.05，p=.83；对于负面情绪来说，三个因子的三项交互效应也不显著，F（1,282）=1.34，p=.25。由于三项交互效应对社会比较和负面情绪都不显著，H5（a）与H5（c），以及H6（a）与H6（c）都没有得到支持。
但对于激励情绪来说，三个因子的三项交互效应显著，F（1,282）=4.55，p=.03，ηp2=0.02。具体而言，在8种实验条件下，女性参与者在阅读由女性评论者做出的可实现评论时，受到的激励水平最高（M=3.91，SD=0.67），男性参与者在阅读由女性做出的不可实现的评论时，受到的激励水平最低（M=2.85，SD=1.29）。女性参与者阅读女性评论者的可实现评论后感受到的激励水平（M=3.91，SD=0.67），显著高于男性参与者阅读女性参与者的不可实现评论（M=2.85，SD=1.29），t（1,284）=4.00，p<.001，Cohen’s d=1.03，但是与其他6组无显著差异。H5（b）得到了部分支持。
男性参与者在阅读女性评论者的不可实现评论后的激励水平（M=2.85，SD=1.29），显著低于：男性参与者阅读男性评论者的不可实现评论（M=3.39，SD=1.15），t（1,284）=-2.33，p=.02，Cohen’s d=1.03；男性参与者阅读男性评论者的可实现评论（M=3.76，SD=.79），t（1,284）=-3.86，p<.001，Cohen’s d=0.44；男性参与者阅读女性评论者的不可实现评论（M=3.83，SD=.91），t（1,284）=-4.21，p<.001，Cohen’s d=0.88；女性参与者阅读男性评论者的不可实现评论（M=3.38，SD=1.14），t（1,284）=-2.36，p=.02，Cohen’s d=0.44；女性参与者阅读女性评论者的可实现评论（M=3.91，SD=.67），t（1,284）=-4.80，p<.001，Cohen’s d=1.03；女性参与者阅读女性评论者的不可实现评论（M=3.46，SD=.85），t（1,284）=-2.72，p=.007，Cohen’s d=0.56；以及女性参与者阅读男性评论者的可实现评论（M=3.74，SD=.69），t（1,284）=-4.00，p<.001，Cohen’s d=0.86。H6（b）得到了支持。
五
（一）研究结果讨论
长期以来，大众媒体通过选择性地描绘某类身体形象或呈现某些外貌特征，塑造并持续强化着所谓的「理想身体形象」。社交媒体的崛起并未影响特定理想身体形象的统摄地位，也并未改变接触理想身体形象引发的消极后果。点赞、转发、评论等作为社交媒体中重要的互动形式，共同参与构成了理想身体形象接触的整体语境。当前研究聚焦于身体意象话题在社交媒体时代的新进展，试图在过往研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探究社交媒体身体形象图片下的评论如何影响观看者的社会比较程度和情绪。
首先，从内容上看，评论的可实现性在激励和消极情绪上的主效应显著：和阅读「不可实现」评论相比，阅读「可实现」的评论时，参与者会产生更高水平的激励和更低水平的消极情绪。这一结果符合研究假设，并与前文提到的社会比较的双重路径及其影响保持一致。Buunk与Gibbons（2007）指出，在社会比较过程中，向上或向下的社会比较，都可能带来积极或者消极的影响。上行社会比较能够引起激励，例如，基于善意嫉妒的社交网络使用行为，能够引发激励，进而提升个人的幸福感（Meier，Gilbert，Börner & Possler，2020）。但如果在上行社会比较中，个人更加关注自我和他人的差距，那么上行比较会导致负面情绪的产生。值得注意的是，过往研究中更加关注和偏好上行比较的负面效果这一路径，在一定程度上欠缺对上行社会比较中正面影响的探索。
就社会比较的程度而言，评论者性别和参与者性别在预测社会比较的程度上展现出显著的双向交互效应：男性和女性均在浏览由同性别评论者所做的评论时，进行了更高水平的社会比较；同时，女性参与者在阅读由女性所做的评论时，进行了最高程度的社会比较。这一发现与社会比较理论的推断一致，即社会比较更多发生在拥有相同社会属性的个体之间（Suls，Gaes & Gastorf，1979；Zanna，Goethals & Hill，1975），个人在阅读与身体相关的评论时，更容易被同性别的评论者唤起社会比较。与此同时，由于女性具有更强的社会比较倾向（Jones，2001；Strahan，Wilson，Cressman & Buote，2006），并且更容易受到女性朋辈关于理想身体形象意见的影响（Graziano，Jensen-Campbell，Shebilske & Lundgren，1993），所以本研究观察到的女性参与者在观看由女性评论者做出的身体评论时产生了最高水平的社会比较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也呼应了既有的社会比较研究。
H3与H4的结果表明，参与者性别与评论者性别交互影响了参与者的社会比较程度，但没有继而影响激励和负面情绪；而参与者性别、评论者性别以及评论可实现性三者的交互作用只体现在了激励情绪上，对社会比较与负面情绪没有影响。这一结果说明，社会比较的程度与方向，与正面或负面情绪，应该被区别对待。既有研究更多将社会比较作为激励或者负面情绪的解释机制，但本研究的结果表明，社会比较不必然带来激励或者负面的情绪；反过来说，激励或者负面情绪的变化，也不完全依赖社会比较作为先决条件。在解释身体意象效果时，社会比较只是众多认知与心理机制中的一种，物化理论、内化机制也可从其他的角度提供理论解释。
本研究最有趣的发现即为参与者性别、评论者性别和评论可实现性在激励情绪上的显著的三向交互效应。在8个实验组中，女性参与者在接触由女性评论者做出的、将理想身体形象描述为「可实现」的评论时，受到激励的水平最高；男性参与者在接触女性评论者做出的、将理想身体形象描述为「不可实现」的评论时，受到激励的水平最低。这一发现揭示出男性和女性面对描绘身体形象的不同话语时的差异。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女性更容易受到女性朋辈关于理想身体形象意见的影响（Graziano，Jensen-Campbell，Shebilske & Lundgren，1993），并且尽管不乏有女性意识到所谓的理想身体形象难以企及，但她们仍相信能够在个人层面上达成这一目标（Buote，Wilson，Strahan，Gazzola & Papps，2011）。基于达成这一理想形象的强烈愿望和上行比较的倾向，浏览女性评论者将理想身体形象描述为「可实现」的评论，女性参与者能够获得最高水平的激励。与女性相比，男性参与者则更容易受到女性评论者的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外貌吸引力在择偶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Rhodes，Simmons & Peters，2005），男性改变外表的动机主要为吸引异性而非符合一般性的社会审美标准，因此更加关注异性关于理想身材的衡量标准。女性评论者将理想身体形象描绘为「不可实现」，无疑减弱了男性参与者达成它们的动力，即呈现出最低的激励水平。
（二）理论贡献
本研究的结论，在理论层面上，有助于加深对于身体意象、社会比较以及身体规训相关理论的理解。对于身体的规划和身体资本的重视，以及将身体估值为符号价值载体的消费主义文化的盛行，都使得人们对于自己的具身认同越来越具有反身性（Kim，2010）。对于现代社会的个体来说，身体已经成为自我最重要的构成要素之一，虽然各类健身、整容、化妆与穿搭的尝试给个体带来了更多更多控制身体的可能，但同时也让个体对于身体是什么和应该得到怎样的控制，产生了更强烈的不确定感（希林，2021：23）。
结合身体研究，关于身材可实现性的评论，隐含了这样一种肯定，即个体对于身体进行投入，能够获得自我表达的重要手段，并有可能因此会感觉良好，增加个人对于身体的控制。对于个体来说，这种可控制性，以及对于身体规划的效能感，都可以让他们感受到激励或者其他的正面情绪，从而更加投入地进行「自我的展演」（Gimlin，2010）。本质上，对于身材可实现性的评论是把身体看成了一台可以被校准的机器，通过定期的锻炼、健康的规划、饮食的调整，可以对身体机器进行重构或更为自主的呈现（希林，2021：65）。
社会对于男性和女性理想身体的建构具有压制性，也符合刻板印象。对人类大脑进行研究的镜像神经元研究表明，性别化的意向与实践甚至可以具身化。比如个人在观看别人实施某种行动时，就会在体内进行具身的「假想」（Damasio，2010：20），从而「激活」身体，模拟行为。在社会比较和性别差异的研究中，在面对同性的评论，个体更有可能被激活和自身性别一致的性别化的身体意象，从而在更大的程度上和同性进行社会比较。
（三）实践意义
在当前研究中，女性展现出和过往研究一致的脆弱性，即女性不仅在消极情绪方面超过男性，同时在接触相同性别评论者所做的评论时，会引发更高程度的社会比较。女性基于身材和外貌的社会比较，也会带来更多的自我物化和对于身体的监控。这种隐形的自我沉溺和自我审查，可能会导致女性对于理想身体标准的内化，从而更多的进行身体管理和约束，继而减低对社会的关注度，专注于对自我的修饰（曾丽红，叶丹盈，2022）。因此应重点关注女性的身体意象状况，通过媒介素养教育等方式帮助女性理解引发身材焦虑的深层缘由和内在机制，从而帮助其规避接触理想身体形象的不利影响。
此外，感知可实现性起到的矛盾的作用也值得关注。一方面，通过关注上行社会比较，接触将理想身体形象描述为「可实现」的评论，能够引起激励和降低负面情绪。另一方面，将评论依据可实现性进行划分、将理想身体形象描述为「可实现」或「不可实现」，所参考的标准仍是一般性的理想身体标准，实际上再度迎合了当下单一的、刻板的理想身体标准，不利于鼓励多元的身体审美。此前也有研究发现，丰满有曲线的模特形象（「大码模特」）也会引发社会比较和带来负面后果（Pan & Peña，2017，2020，2024）。关于身材可实现性和「大码模特」的研究的都表明，强化身体的重要性，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会直接或者间接的加深个人对于身体的过度关注。
（四）研究局限以及未来方向
首先，本研究采取在线实验的方式收集数据，并通过问卷星平台的样本服务招募实验参与者。为确保实验的严谨性和有效性，我们在实验材料展示界面和量表填答界面设置了停留时间，并在实验问卷中设计了两道题目用于注意力检验。相应的，本研究对评论者性别的操作，与实际小红书的呈现方式有别，为了保证实验结论的严谨性，我们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实验的生态效度。与此相关的，为了保证实验的内部效度，我们在实验操作之后，首先询问了参与者关于评论者性别的问题。这一顺序也可能会导致启动效应，即参与者对于评论者的性别给予了过度的关注。未来的研究，在本研究基础上，可以采用间接的操作方式以及将操作检验后置，或采用更为贴近日常生活场景的研究方法，比如结构化的日记/访谈或者生态瞬时评估法（ecological momentary assessment），从而能够更好捕捉参与者在日常自然环境中的心理状态变化（Stevens & Griffiths，2020）。
其次，实验中图片和文本出现的顺序也可能对实验结果产生影响。在当前实验中，实验设计按照小红书笔记界面，按照从「理想身体图片」到「评论」、再到「评论者信息」的次序进行展示，但也不乏部分社交平台采用先展示文本后展示图片的方式进行排布。理想身体图片在前、还是对理想身体图片进行描述和评价的文本在前，也可能会对观看者的社会比较行为造成不同影响。因为社会比较常常在个体无意识间自动发生（Gilbert，Giesler & Morris，1995；Want，2009），很多情况下人们只有在进行了社会比较后，才能思考这些比较是否合适。在当前研究中，参与者社会比较的唤起可能受到图文排布顺序的影响。未来的研究也可以进一步探索图片和文字的呈现顺序是否会影响观看者的社会比较程度和方向。
最后，鉴于社会比较的唤起、运行和影响机制仍尚不清晰，而感知可实现性作为影响社会比较产生同化效应或对比效应的关键诱因，值得身体意象领域的研究者进行长期关注和进一步探索。当前研究仅在评论中将理想身体形象描述为「可实现」或「不可实现」，考虑到理想身体贴文中图片的主导影响，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理想身体图片的感知可实现性会对社会比较以及身体意象结果产生何种影响。此外，本研究在测量中，采用了社会比较程度的可操作化方式，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关注社会比较的程度、类别、方向等，从而能更全面理解社会比较的运作过程。
六
结论
随着社交媒体上关于身材焦虑、外貌焦虑的讨论越来越热烈，媒体对于个人身体意象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受到个人、平台、健康实践者的关注。本研究通过一项在线实验研究，系统性地检验了小红书笔记中的图片、评论的可实现性与评论者性别对男性和女性社会比较以及情绪的影响。本研究的结论进一步拓展了社会比较理论以及性别差异理论，同时也为平台治理相关不良内容、以及健康干预措施的设计提供了实际指导。
本文系简写版，注释、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4年第3期。
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执编/王子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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