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3月19日清晨六点半，战犯管理所的全体人员聚集在礼堂，这个平时用来听广播的地方，但今天的广播内容与往常不同。礼堂氛围异常，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兴奋和迫切的表情，因为今天将公布「特赦战犯」的消息。前一晚他们已经听闻了这个消息，整夜都在讨论、祈祷，期盼自己能幸运地得到特赦。
在观众们焦急地等待时，广播员终于宣布：「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特赦所有因战争罪行而被关押的犯人！」
一时之间，掌声如潮水般淹没了广播的声音，有人欢呼雀跃，有人泣不成声，还有人高喊着：「毛主席万岁！」
这一消息出乎所有战犯的意料，他们原本以为这次特赦会像之前一样只选择一部分人，谁也没想到会是「全部释放」。实际上，不仅是战犯感到惊讶，其他人最初也没有预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华国锋最初筛选出来的名单中有13个人不准备特赦。然而毛主席看了名单后作出指示：都放了，还给他们每人一百块钱，宴会上加些荤菜！
特赦国民党战犯，不再予以处决。
新中国成立之前和之后，有一大批国民党的军政人员被我军俘虏，其中有926人被认定为战犯。这些人在解放战争期间犯下了严重罪行，在历史传统上他们应该被处以死刑，然而当时社会已进入新时代，我们已踏入文明社会，对待这些国内战犯需要进行关押改造，实施「一个不杀」的政策。
这些罪犯的心智改造任务十分艰巨，特别是那些曾在蒋介石统治下担任高级将领的人，他们曾经享受过蒋介石的优待，内心深受反动思想影响，一时难以洞悉现实情况，对蒋介石忠心耿耿，坚持认为改变立场就是向我党低头。为了转变这些罪犯的思想观念，战犯管理所竭尽全力。
首先，组织他们成立学习委员会，旨在让他们在学习历史中认识到蒋介石真实的本质；接着，安排他们到各大城市实地参观，以便让他们感受新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成就与进步；同时，让他们亲身参与劳动，体验工人农民的生活。在这一系列活动中，大部分战犯逐渐开始反省自己，并在政治思想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周总理在1956年1月30日表示，在政协会议之后，可以释放十几名战犯。
随后，周总理还就具体安排提出了建议：首先将这些战犯集中到北京，接着安排他们到各地参观，并允许其亲友探望。这一系列安排的目的是让他们更好地了解新中国的形势，逐渐适应新社会。待适应完毕后，再讨论如何进行下一步行动。
可以放是可以的，但应该在何时放最为妥当？毛主席也曾思考过这个问题，在5月2日的会议上，他提出：「需要等待时机，如果放得太早，那么老百姓将如何解释？等过几年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后再进行放也未尝不可......」
新中国首次出现了特赦的迹象。就是这样。
1964年，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合影留念。
1959年，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正值中秋节，9月14日，毛主席提出了特赦的建议，并随即发布了特赦令。
在传统的团圆节这一天，这个消息让那些被关押的战犯感到非常高兴。尽管大多数人都意识到自己不会被列入第一批特赦名单，但至少这给了他们希望，只要他们能够好好改造，也许下一批名单就会有他们的名字。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们被集中在北京城西的战犯管理处进行加速改造，当他们得知这个消息后，他们激动地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表达了他们的感激之情。
特赦释放大会于12月4日举行，共有33名战犯获得首批特赦。最高人民法院向各地的在押战犯发布了特赦名单，并颁发了特赦通知书。
自1965年开始，每年都会进行一次特赦，这一传统从第一次特赦之后就一直延续下来。到1965年，已经有6次特赦行动，共有296名战犯获得特赦。然而，由于某些原因，特赦行动在1966年中断，直到1975年才得以恢复。令人遗憾的是，1975年的特赦成为了最后一次面向在押战犯的特赦。
毛主席表示，将在9年后重新实施特赦政策，并宣布对所有罪犯进行特赦。
虽然特赦暂停，但周总理对战犯工作一直保持高度紧张，每年都如实报告战犯的死亡情况。
一份报告于1971年5月被公安部上呈，内容涉及近五年战犯的死亡数量和患病情况，立即引起了周总理的关注。周总理指出了战犯管理工作存在的疏漏，并下达批示：如果改造得当，应符合党的政策，为他们创造「特赦」的机会。
重新提出「特赦」事宜后，周总理提议要求公安部提供在押战犯名单，以便在第四届全国人大后进行特赦。公安部随即派员前往北京、抚顺、济南、西安四个战犯管理所进行信息搜集工作，详细记录战犯的姓名、年龄、关押时间等基本信息，以及改造表现和身体状况，形成一份完整的名录。
周总理阅览完战犯名录后，要求公安部对其进行分类。
总理周恩来
时任公安部部长华国锋肩负起了这件事的责任，他遵循周总理的指示，亲自召集会议讨论这些战犯的问题。尽管当时华国锋的日常工作已经非常繁忙，但他只能利用晚上的时间来处理这件事情，然而并没有因此懈怠。
在会议上，他将战犯名单打印出来，每个与会者都获得一份。从第一个战犯开始，逐一讨论每个人的情况。如果发现名单上有任何错误，将立即进行更正，然后重新打印用于讨论。在了解所有被拘留战犯的情况后，就需要进一步进行分类，并给出谁可以特赦、谁不能特赦的理由。
由于事务重要，因此需要反复讨论许多问题，会议常常持续到深夜甚至天亮才结束。经过20多个夜晚的讨论，公安部终于拟定出一份名单，并撰写报告上报中央。在报告中指出，有13人不符合条件，需继续羁押，不能获得特赦。
华国锋将这份名单呈递给了毛主席。
毛主席在2月27日阅读后发表评论：「应全面特赦，特赦时应举行欢送会，邀请他们共进晚餐，宴请以鱼肉为主，每人奖励100元。对待他们应与我们对待自己的干部一样，毕竟他们已经放下武器25年了。」
华国锋看完主席的批示后，深受主席的气概所感动，一句「全部特赦」让许多人大为意外。
毛主席与华国锋进行了会晤。
「特赦」计划的准备工作因此变得更加简单了，毕竟不需要再对战犯进行分类，所有的战犯都将获得释放。为了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华国锋在中南海召开会议，要求各部门仔细核对战犯名单，确保没有遗漏任何一个人。
他还特意询问施义之：「你口袋里是不是还有名单？一定要把它们都倒出来，不能再留下一个。」
施义微笑着回答道：「口袋里什么都没有，全都花光了。」
为了确保没有遗漏，华国锋亲自检查材料，直到将前6次特赦名单和本次特赦名单与1959年上报的战犯总数856进行对比，才感到放心。
在对押解的战犯进行清理时，他还留意到了一件事情：原本有25名起义投诚人员其实并不应该被关押，但却仍然被滞留在战犯管理所内。华国锋将这一情况上报中央，并在经过审批无误后，提前释放了这25人。
毛主席考虑全部特赦其实是有原因的。这些人从建国后开始被关押，已经有20多年了。即使是年龄最小的人也逐渐变老，大多数都已到了六七十岁，强迫改造再也很难见到效果。
周总理在1974年12月审阅名单后，直到次年2月27日毛主席作出批示之前，名单上又有5人离世，使得名单上的人数不断减少。华国锋曾在会议上嘱咐，在特赦之前不能再有人去世，但这无法保证，因为这些人早已身患重病。幸运的是，最终情况顺利进行，特赦时名单上的人数没有再减少。
愿意前往台湾的人，我们会提供足够的路费。
1975年3月17日下午，华国锋在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二次会议上就这次特赦的情况进行了说明。他表示：「我们将遵循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对所有被关押的战犯进行特赦释放，每个人都将恢复公民权利。对于有工作能力的人，将安排适当的工作安置……如果有人愿意回到台湾，我们将提供足够的路费和方便条件，并欢迎他们回来。」
人大常委会最终决定对所有在押的战犯实行特赦并恢复其公民权。
【人民日报】19日发布了这一消息，立即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与此同时，抚顺战犯管理所内发生了文章开头描述的场景：十二张大圆桌被摆出，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昔日的战犯如今成为了同志，他们彼此称呼为先生，各色菜肴一个接一个地摆上桌。许多人毫不掩饰自己的情感，尽情享受美食，敞开心扉，畅饮欢笑，展现出与年龄不符的豪爽气概。
「全部特赦」这则消息让特赦的战犯感到欣喜，但对于仍怀有疑虑的公民权利持保留态度。过去六批获释的战犯中，只有少数人得以在政协机构工作，大多数被分配到工厂做工人，或者派往农村务农，以恢复自由身份，同时需接受当地政治改造。
有人声称在他们这里，所谓的公民权仅限于选举权，而被选举权则只是个「幌子」。但很快他们意识到情况并非如此，因为这次特赦的受益者全部由统战系统负责分配工作。他们开始逐渐变得兴奋起来，研究讨论毛主席的批示以及其他相关内容，发现这一次的待遇明显比之前好了许多。这次特赦每人可以领取一百元零用钱，而之前特赦的人只有7元、10元，最多也不超过15元。
一百元在那个时候意味着什么？它甚至比17级国家干部的月薪还要高出一块钱。
除了每人发放零用钱外，还会为每个人提供一套新的制服。华国锋曾在会议上谈论过这件事，平时大家都穿着战俘制服，所以需要提供新的衣服，颜色和样式都要合适。经过大家的讨论，最终决定制作蓝色的军便服，既庄严大方，又能唤起他们当初行军的感觉。
华国锋决定开一场宴会，把四个战犯管理所的特赦人员都请过来以回应毛主席「开欢送会，请吃饭，多吃点鱼肉」的要求。
22日，293名前战犯聚集在北京的前门饭店，这座酒店曾是「四长会议」的举办地，那场会议是300多名高级干部讨论特赦战犯的安置工作。现在这些特赦战犯也在这里居住，这充分表明了我党对待他们的平等态度。
这些被特赦的人分成了四组，每个人都穿着蓝色的军装，十分贴身合适，因为每件军装都是根据他们的身形量身定制的。尽管大多数人已经年迈，但穿上军装后，他们的军人气质立即显现出来。每个人手里还拿着一个提包，这是统一发放的，里面装着毛毯、被单、枕套、衬衣和洗漱用品等。
3月24日，一列汽车队伍从前门饭店启程，伴随着一级警卫前往北京饭店，沿途人群络绎不绝，这样的场面实属罕见。特赦人员抵达饭店大厅后，对宴会的高规格感到十分欣喜，纷纷与老友们寒暄交谈。紧接着，叶剑英、华国锋等人也抵达北京饭店，迎接他们的是雷鸣般的掌声。
叶元帅在宴会前发表了讲话，再次强调了相关政策，特赦人员可以到附近的工厂、农村、学校进行参观，以便与他们记忆中的旧社会进行对比，并思考不同制度给国家带来的成果。我们党仅用了十几年就使中国焕然一新，他向在场众人保证：「我们将用三十多年的时间，在本世纪内一定能够使我国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众人听到这番激动人心的讲话后，热情高涨。黄维和文强代表特赦的人员发表了讲话：「今天，我们获得了特赦，并焕发出新的生机。同时，我们还能够享有公民权利，这是只有在社会主义新中国才能实现的。我们必定永远铭记党的恩情，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统一大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随后，在他们的引领下，众人开始高喊口号，气氛逐渐变得热烈，宴会顺利进行。
宴会情况的简报已经呈交给毛主席和周总理，毛主席阅读后感到非常满意，并决定额外奖励每个人200元和100斤粮票。当时，北京地区的工资水平在35.5元到43元之间，所以可以想象200元的购买力有多大，而100斤的粮食足够一个五口之家一个月生活所需。
特赦人员在宴会结束后返回前门饭店，按照安排进行参观，并有时候能够见到亲友，一直持续到4月2日才结束这项活动。
十名申请回台湾的人中有一人自杀。
目前，这些获得特赦的人已经被释放，他们中的大多数已按照安排前往各省市安置，只有少数选择留在原地，因为当初特赦时曾提到：「愿意回台湾的人将会获得足够的路费和便利。」
王秉钺、陈士章和蔡省三等十人最终决定返回台湾。
4月12日，统战部当天迅速批准了这些人的申请，并在北京一家烤鸭店为他们举行了欢送活动。童小鹏向他们保证：「政府并没有对你们提出任何要求，也没有给予你们任务，只希望你们能够尽快回到台湾与家人团聚。」听到这番话，众人倍感亲切，回想起近期所受到的关怀，无不感叹政府和毛主席的伟大。
他们计划在4月13日搭乘南下的航班，前往深圳再转机到香港，然后返回台湾。临行前，统战部的负责人以及曾经被特赦的杜聿明、黄维等人都到机场为他们送行，还有许多人托他们到台湾后代问故友安好。抵达深圳后，他们分别领到了2000港币作为路费，还有一套新衣服和一张有效期半年的通行证，到期后可重新申请。到达香港后，他们都忙着联系家人，表示自己很快就能回去团聚了。
然而，国民党却将这一切视为「阴谋」，他们并不相信我党会毫无理由地释放这些战犯，并让他们返回台湾，因为他们坚信这些战犯一定是带着某种任务回来的。因此，以间谍身份为由，拒绝了他们进入台湾的要求。十位前国民党将领一路上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待着团聚，却被曾经的战友拦在门外，对于他们来说，无疑是当头一盆冷水，让他们心如坠冰。
他们别无选择，只得在香港等待与家人团聚，希望台湾当局能够顾及旧情，接纳他们回去。然而，他们的过港签证已被延期了5次，尽管如此，台湾当局的态度依旧坚决，并且私下还派遣特工前往香港，进行「反击行动」。
经过两个月的绝望等待，张铁石最终走上了绝境之路，满心悲愤之情选择了以绳索了断生命。本来满怀喜悦地踏上回家之路，却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结局，这充分显示了国民党的卑鄙无耻。
张铁石在6月4日自缢身亡的消息曝光后，其余9人备受震惊，然而台湾当局并未因此改变立场。舆论一度一边倒地指责台湾当局冷漠无情。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不甘于人身自由受限的情况下，共产党安排了10名特赦人员返回台湾，并给予了充分的关怀和照顾，获得了普遍好评，而台湾当局则因为做法不当而在国际上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经过张铁石自杀三天后，中央专案组就其余9人的安置问题重新展开讨论，最终决定持续给予她们帮助，同时坚持她们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政府热烈欢迎她们返回内地，也会为想要出国的人提供帮助并提供旅费，如果她们选择继续留在香港，政府也将继续提供补助。
这9名人士最终各自有了不同的命运。王云沛病故后，香港仅剩下蔡省三一人，他自愿承担起了海峡两岸的沟通工作。在他的妻子生命垂危时，她还留下了这样一句话：「请记住，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提供‘出路’的政策，就不会有我们今天的处境。」
因为中国共产党为原国民党战犯「打开了一扇门」，他们获得了重新开始新生活的机会。其中许多人被安排担任政协委员和常委，从而有机会参与政治协商和决策，并发挥影响力；另一部分人选择前往农村或工厂，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贡献。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获得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还有一些人受邀参加外交活动，以便向其他国家展示新中国的实力。
杜聿明在武汉见到了一些老朋友。
1960年，当周总理接见蒙哥马利时，杜聿明也在场。这时，蒙哥马利对杜聿明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询问他曾经领导的那支百万大军去了哪里。杜聿明笑着指着陈毅元帅说：「都送给他了。」
「一个都没有留下来吗？」蒙哥马利追问。
杜聿明再次用手指指了指自己，说道：「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周总理突然说：「你也已融入了社会主义。」
在问答的过程中，新中国的影响力得到了充分展示。
就算是黄维这样的「顽固派」战犯，也深切感受到了共产党的优待。1985年，特赦十年之后，他再次回到抚顺战犯管理所，身份已不同，成为了全国政协委员。尽管已经高龄82岁，他坚持不住安排好的宾馆，而是要去曾经住过的2号监室住一晚。第二天他感慨：「过去我在改造中表现不佳，经过政府多年的耐心教育，使得我这个顽固分子蜕变为了崭新的个体！」
党中央一直秉持着「宽大政策一贯到底」的原则，这在1975年的特赦行动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次特赦没有设置任何前提条件，还妥善安置了特赦人员，使他们不必为未来担忧，以宽大的胸怀融化他们内心的坚冰，让他们心甘情愿地迈向新生活。生在这样的国家，实属幸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