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晚年牵挂洪帮头目，嘱咐身边人要为其申冤。
「先不要动他，等时机成熟再收拾他。」随从并不感到惊讶，他们知道汪氏根本不敢惹洪帮，之所以这样说，是为了给自己找台阶下。
虽然汪氏当时身份显赫，但为何那么怕洪帮呢？原因要从日伪的政策说起。
汪某人对未来的抗战前景持有悲观态度，因此选择了背叛国家投靠日本，成为了一个大汉奸。1940年3月，他和一些汉奸在日军的支持下，在南京建立了伪政府。
这样一个臭名昭著的组织，有骨气的人都会避之唯恐不及，因此汪伪政府显得非常冷清。人手不够，他们就从帮会中招人。
日伪当局为了充门面，决定毫无底线地招人，不论你是一个混混还是一个流氓，只要你愿意加入，他们都会接纳。首先，汪某人拉拢了青帮，作为帮会的头目，青帮的门徒众多，所以成为了汪某人首要的拉拢对象。
有了汪某人的庇护，青帮在南京胡作非为，给百姓带来了无尽的痛苦，一时风光无限。不久之后，洪门也来到了南京建立堂口，洪帮大佬朱亚雄在这里开设了「大亚山正义堂」，开始发展自己的势力。
日伪当局对此非常高兴，他们并不关心百姓的安全，只希望形成青、洪两帮并立的局面，以便通过他们更好地控制南京底层的百姓。
然而，他们并没有想到，他们费尽心机打造的统治工具，有一天会成为地下党员施展才华、开展情报工作的「保护伞」。
第一个打入敌人内部的人，名叫徐楚光。
徐楚光，1909年出生于湖北省浠水县，毕业于黄埔军校，曾在孙殿英军队潜伏，并在1929年打入蒋军内部。
1942年3月，他受八路军派遣，来到了汪伪自卫军总司令部。汪伪自卫军总司令金龙章，是徐楚光的好友，同时也是地下党员。
金龙章看到徐楚光到来非常兴奋，就对他说：「你到我‘大哥’那里吧。」金龙章所说的「大哥」，就是南京「洪门大亚山」首领朱亚雄。
尽管加入洪帮意味着要加入帮会，但徐楚光没有犹豫。因为上级告诉他，无论什么人，只要他们爱国反日，都可以争取。
于是，在金龙章的带领下，他们来到了南京夫子庙附近的莲花营60号，这是座非常气派的豪宅，占地几亩地。这里，就是南京洪门帮主朱亚雄的家。
徐楚光见到帮主朱亚雄时，感到非常惊讶。他原本以为帮主应该是一脸横肉，面目狰狞；然而，眼前的朱亚雄却温文尔雅、面目清瘦，有些像鲁迅。
朱亚雄长得像鲁迅，早期经历也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曾赴日求学，但鲁迅是浙江人，朱亚雄是江西人。鲁迅回国后投身文学界，而朱亚雄则继续行医。
1924年，23岁的朱亚雄回国后，在上海日商内外棉纱厂担任厂医，后来到上海医科大学担任校医。不久后，他开始不务正业，加入了帮派，因为他的女朋友被青帮霸占了，他作为一个柔弱书生敢怒不敢言。
这件事让他明白了社会的残酷：弱肉强食，拳头大的人才是世界的主宰。因此，在1925年，他加入了上海的帮会——洪门五圣山。
尽管加入帮会，但他良心未泯，没有恃强凌弱。抗战爆发后，朱亚雄加入了上海洪帮的抗日团体「洪兴协会」，负责救护受伤的平民和军人。
1937年上海沦陷后，朱亚雄不愿意和日本人同流合污，就去了南京。然而南京很快沦陷，朱亚雄没有再逃跑。1940年，朱亚雄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蒋军军统少将文强，他们之前在上海相识，但文强的军统身份是保密的，朱亚雄并不知情。
在交谈中，文强直接提出了他的想法：「对抗日我们应该有所作为，德字兄德高望重，为何不将洪门发扬光大，为抗日做出贡献？
」朱亚雄当时亲眼目睹了日军的暴行，心中充满了愤怒，正想做点事情。于是，他欣然接受了文强的提议。就这样，朱亚雄在南京创立了洪门，取名为「大亚山正义堂」，成为了南京洪帮的帮主。
朱亚雄成为了南京一位声名显赫的江湖人物，每次出行都有几十名健壮的大汉保护，车队有十几辆汽车，十分威风。
朱亚雄审视着徐楚光，眼中充满了锐利的光芒。「你为什么要加入洪帮？」朱亚雄问道。「无非就是为了金钱、女人和面子。
」徐楚光回答说。 「别装了，小老弟，我看得出你是个有抱负的人，不是那种平庸之辈。」朱亚雄笑着说，「你是‘勉从虎暂栖身’的刘备，有着远大的志向！
」
徐楚光听闻此言，心中有些惊异。这位洪帮帮主的眼力真是一流，寥寥数语就能看透人心。他无奈地实话实说，承认自己是出于功名利禄，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衣锦还乡。
尽管朱亚雄仍旧有所怀疑，但他也没有再追问下去。他对这个年轻人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觉得他是个有骨气的人。
而徐楚光也不是等闲之辈，他敏锐地感觉到，朱亚雄是个有气节之人，值得自己去争取。
徐楚光随后投身洪门，拜朱亚雄为洪门之长。洪门之中藏龙卧虎，徐楚光不费吹灰之力就结识了许多汪伪的「知己」，成功打入敌人内部，在汪伪的军校中担任上校战术教官。
徐楚光凭借其出色的交际能力和「工作能力」，在伪陆军部第六科一路升迁，最终成为上校科长，并与汪伪核心权力机关的高官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他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成功策反了伪中将参赞武官洪侠和伪军委会少将科长周镐。在他们的帮助下，徐楚光在1942年底成功潜入汪伪军委会政治部情报局，担任秘书主任兼督察长。
从此，他为我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日伪军事、政治、经济情报。在徐楚光的努力下，汪氏的御林军和伪南京警卫三师钟健魂在1945年宣布起义，这对日伪造成了巨大的震撼。
1946年，徐楚光被调往华中局联络部筹备第三工作委员会，担任主任。然而，不久之后，三工委因遭保密局的侦破，导致徐楚光的身份暴露。
1947年4月，他在长沙成功组建了湘鄂民主联军，并在同年9月担任政委后，于武汉落入保密局的魔爪。
原文：1948年10月9日，徐楚光被保密局秘密杀害于南京，年仅39岁。徐楚光作为隐蔽战线的英雄，留下许多传奇，本文主要讲一下朱亚雄的故事。
徐楚光不厌其烦地给朱亚雄灌输日本无法战胜中国、很快就会失败的理念。其实，朱亚雄压根就没有打算为日本人做事，只是不知道徐楚光的身份，不敢表露心迹。
直到1943年，徐楚光觉得自己有了绝对把握，终于捅破了那层窗户纸。这一天，两人在饭店一个包间喝酒，徐楚光装作喝醉，公开了自己的身份：「我就是八路，大哥要么去告发，要么把我赶走。
」这样，徐楚光这样可以进退自如，如果对方翻脸，就说自己喝醉了。不过根据朱亚雄的为人，即使他不抗日，也不会去告发，徐楚光看准了这一点，这才亮出底牌。
「兄弟说哪里话，我早就想为抗日做工作了！八路军新四军抗日坚决，我非常敬佩；有什么事老弟尽管说！」朱亚雄语气坚定地说。
徐楚光大喜，对朱亚雄说：「八路军、新四军面临日本人和蒋军的双重封锁，日子非常难过。」「那我们该怎么帮他们？
」朱亚雄焦急地问。「最好的办法，就是建立一条秘密通道，向苏北的新四军运输物资，不知道大哥能不能做到？」徐楚光故意激将。
「在南京，就没有你大哥我办不了的事！」朱亚雄拍着胸脯说。朱亚雄说到做到，很快找到了敌伪华中铁道警务课课长、日本人木村。
木村这时候正苦恼呢，因为铁路沿线经常发生小偷上火车扒窃，作为主管经常受到上级训斥，他为此大伤脑筋。朱亚雄说：「这点小事何足挂齿，交给我们洪帮去处理，保证杜绝此类事。
」「真的？你有什么高招？」木村两眼放光。「我的弟兄身手不凡，我们可以做成一个护路队，确保铁路安全」，朱亚雄胸有成竹地说。
木村一听求之不得，随即决定由南京洪帮组织护路队，名为华中铁道护路总队。护路队分为总队、区队、分队，朱亚雄任总队长，负责人事安排。
徐楚光担任总队主任秘书兼督察长，负责护路总队的具体事务。护路总队在每个车站都有护路分队，几个重要车站的护路队队长，都是朱亚雄任命，但却是徐楚光推荐的，他们都是地下党员。
朱亚雄对此心知肚明，但是积极配合。他虽挂名护路总队长职务，但是从不插手过问，而是将护路队的一切事务交给了徐楚光。
但是只要出了事，朱亚雄并不推诿，全部兜着。有一次，一个护路队长在帮新四军转运物资的时候被发现，木村知道物资丢失后怒气冲冲，带人到护路队抓人。
朱亚雄得知之后立即通知洪帮弟兄，气势汹汹挡出日本人去路，双方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这时候朱亚雄出现，软中带硬地对木村说：「我的弟兄我会管束的，外人插手的话，我的面子往哪放？
」木村无奈，只好下令日军走人。而朱亚雄只是将那名队长关了三天禁闭，而且还是名义上的。
徐楚光在担任汪伪陆军部职务时，得到了朱亚雄的保护。护路队为我军提供了大量物资，徐楚光还利用这个公开的组织秘密收集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
1945年，日本投降，护路队解散，徐楚光和朱亚雄依依惜别，徐楚光说：「大哥，我先到解放区去了。」朱亚雄则说：「建豫老弟，可别把为兄的忘了。
」徐楚光和对方用力握手，眼眶也有点湿润。然而，徐楚光这一走就是一年，因为革命工作太多，身不由己。1946年春，苏北解放区的一个姓张的同志来到南京，交给朱亚雄一封信，正是徐楚光写来的，要他到解放区去。
朱亚雄一看大喜，立即收拾东西，马不停蹄来到淮阴华东军区联络部。迎接他的，正是徐楚光。同时在座的，还有联络部部长杨帆（解放后任上海市公安局长）、陈同生副部长（上海统战部部长）。
几位领导专门设宴招待朱亚雄，对他所作的贡献表示赞许和感谢。苏皖边区主席、华东局宣传部部长李一氓专程到旅馆看望朱亚雄一行。
次日，谭震林专门驱车赶往淮安，接见了朱亚雄。晚上，粟裕司令员设宴招待了朱亚雄，和这位江湖大哥谈笑风生。
席间，朱亚雄提出要加入组织，留在解放区。
粟裕对朱亚雄说：「你在南京的作用更大，可以参加民盟组织，掩护地下党员，为人民再立新功，到时候我介绍你加入组织怎么样？
」朱亚雄听后欣然同意。几天后，朱亚雄登上轮船返回南京，徐楚光前去送行。朱亚雄久久伫立船头，直到徐楚光消失在视线。
没想到这一走，两人再也没有相见。1949年1月，南京解放，朱亚雄在南京邓府巷25号设立了保卫工作站，担任过刘伯承等首长的保卫工作。
1950年，朱亚雄奉命调到上海，担任上海公安部门的秘密保卫工作，受到了公安局长杨帆的高度评价。然而，这样一位大功臣，却在不久后锒铛入狱。
原来在1951年6月，南京搞镇反，恰巧朱亚雄来到南京接家属回上海。朱亚雄被逮捕，送到建湖县服刑。1975年，朱亚雄获释。
出狱之后，他开始为自己讨说法，明明自己是干革命的，为何会被抓？这时候他才知道，自己的领导杨帆1955年4月因「潘(汉年)杨(帆)案件」被错误逮捕判刑。
而自己的另一个领导陈同生，也因故被免职。因此，直到1979年离世，朱亚雄都没有如愿。
在1983年，朱亚雄的事情终于得到了公正的评价。尽管粟裕将军晚年身体状况不佳，但他却是一个重感情的人。
在他临终前，他还记得他的部下陶勇将军，并始终没有忘记朱亚雄，这个曾经在新四军困难时期伸出援手的江湖人物。
他经常告诫身边的人，我们不能忘记那些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之前没有关注朱亚雄的事情，并不意味着他忘记了，而是因为当时的形势不允许。
当他得知朱亚雄已经去世时，他感到非常伤心，并告诉身边的人一定要给朱亚雄一个公正的评价。因此，有关部门对朱亚雄做出了定论。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有关文件规定，公正地评价了朱亚雄的一生，并撤销了当年的判决，给予他平反。如果朱亚雄九泉之下有知，他应该可以安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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