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史上，张季鸾是一位很有特点的文化界风云人物。他一生笔墨耕耘，报海浮沉，有时追随时代步伐堪称一代风流，有时却误把反动势力的代表看成光明的中心而为之摇唇鼓舌。功过是非，昭昭然也。
1941年，53岁的他病逝于重庆。中共驻重庆办事处代表周恩来、董必武和邓颖超三人特致唁电如下：
「季鸾先生，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谋国之忠，立言之达，尤为士林所矜式。」
这是对张季鸾至为公允的评价。
张季鸾先生
他的人生观：「报一切恩!」
1888年3月20日，山东邹平县张翘轩府上，一个男婴呱呱坠地。这个在乍暖还寒季节来到人世的孩子，就是后来中国现代史上的文坛巨擘、报界宗师张季鸾。
张季鸾名炽章，祖籍陕西榆林，先世皆为武官，从父亲始门庭改换，成为书香门第。虽然张翘轩考中进士，步入仕途，但官运屡屡不济，20多年内居官只有六七年，曾两次被革职。张季鸾出生时已是家道中落，1900年父亲去世后更是一贫如洗。
由于生活困窘，季鸾幼时体格较弱，又有口吃的毛病，但他天性聪颖，勤奋好学。父亲去世时，他只有12岁，而传统的儒家思想和父亲的处世哲学已在他少年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张翘轩年轻时，本来也是承袭祖例、习武当兵的，后来在总兵刘厚基和知府蔡兆
槐的栽培下，弃武学文，终取进士。为报答刘、蔡二位的知遇之恩，张翘轩曾在家中设立二人的牌位，让后代子孙祭祀。他教育儿子，要知恩必报；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些对幼小的季鸾影响极深。
张季鸾后来在谈到自己的人生观时说：「我的人生观，很迂浅的。简言之，可称为报恩主义。就是报亲恩，报国恩，报一切恩。」
这种报恩思想，影响了他一生的道路。
【大公报】鼎盛时期的灵魂人物张季鸾（左）和胡政之
高扬民主革命的大旗
张季鸾少时即以擅写文章著称于当地，延榆绥道陈兆璜赏识他的文采，又同情他的家境，便召他入道署，「命与子共读」。1902年，陈还资助他到关学大师刘光蒉办的「烟霞草堂」就学，使他在史地、文学方面打下良好的基础。
1905年，张季鸾考取官费留学日本，攻读政治经济学，当时，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正方兴未艾，日本留学生成为这一运动的一支生力军。反满反清的民族情绪激荡着每一位留日学生的心胸，在革命思潮的影响下，18岁的季鸾开始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在战斗的生活中不断成长起来。
1906年，他首批加入同盟会陕西分会。1908年，他担任了同盟会陕西分会的革命刊物【夏声】的主编，从此开始了长达30多年的文章报国的新闻生涯。
1910年，他受于右任的邀请，赴上海参加【民立报】编辑工作。这是一份由于右任创办、高扬民族民主革命旗帜的报纸，张季鸾写下了许多战斗性很强的文章，为推翻清王朝披坚执锐，冲锋陷阵．辛亥革命爆发后，于右任推荐他担任了南京临时政府秘书处外交组长。1912年1月，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他从南京给上海【民立报】拍了专电，报道了这一重要新闻，这是民国成立后的第一条新闻专电。
1913年3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宋教仁遇刺，张季鸾在其所办的北京【民立报】上为宋案仗义执言，痛斥袁世凯的倒行逆施。随后，在给上海【民立报】发去的通讯中，他揭露了袁世凯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非法签订的出卖中国主权的【善后借款合同】，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成了「二次革命」的导火线。袁世凯恼羞成怒，下令封闭北京【民立报】，逮捕了张季鸾。3个月后，张季鸾经营救出狱。
袁世凯死后，张季鸾再度来到北京，主办【中华新报】，兼任上海【新闻报】记者。1918年9月，段祺瑞政府签订「满蒙五路中日借款合同」，【中华新报】披露了这一消息，使段内阁出卖国家资源的本质昭然于世。为此，【中华新报】被封，张季鸾再次身陷囹圄……
【夏声】一一【民立报】一一【中华新报】，勾勒出青年张季鸾文章报国的生活轨迹。他以民主革命斗士的姿态投身报界，纵横捭阉，愈战愈勇，未及而立，已露锋芒，被誉为民国初年「陕西三杰」之一。
提出【大公报】八字方针
【大公报】是1902年创办的一份老牌报纸，几经转手，到20年代已是气息奄奄，终于在1926年停刊。
这年初秋的一天，张季鸾与留日同学胡政之、吴鼎昌在天津相逢。他们踌躇满志，商定同心协力复刊【大公报】，由吴筹集资金；胡任总经理，组织编采队伍；张任总编辑，负责报纸业务。
张季鸾担任(大公报】总编辑15年，直至去世。这15年，中国社会动荡不安，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大公报】在走向辉煌的过程中记录了这一段复杂的社会发展史，而社会的多棱镜也无情地折射出张季鸾复杂的多色调的人生。
1926年9月1日，「新记公司」【大公报】正式出刊。张季鸾在【本社同人志趣】一文中，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八字办报方针。他这样解释：不党，就是「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不卖，就是「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辅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不私，就是说「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不盲，就是不随声附和。他认为：「一知半解，是为盲信；感情所动，不事详求，是为盲动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陷于盲。」
八字方针的提出，反映了张季鸾对资产阶级新闻自由的倡导。他试图站在「不偏不倚」的立场上，去尽报人的职责，事实上根本行不通。因而他后来也不得不感叹「彻底的无私，难矣」。
蒋介石的座上宾
蒋介石拉拢报界名人的办法很多，软硬兼施，恩威并用。陈布雷，曾因办【天铎报】而名重一时，结果被蒋介石用「礼贤下士」的伎俩俘虏了去，干了半辈子违心的事，最后以悲剧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邹韬奋软硬不吃，蒋介石则下令封报抓人。对张季鸾，蒋既不强行投资于【大公报】，也不派人参加编务，更不控制报纸言论，而是对主笔大人「优礼有加」，尽量让【大公报】保持表面上的独立，实际上却要达到抬举你、让你服从我的目的。
1929年岁末，蒋介石向全国各大报馆致电，假惺惺地表示，希望各报对于国事「宜具灼见，应抒谠言」，而政府「凡属嘉言，咸当拜纳」。这封电报的抬头是「大公报并转全国各报馆」，赫赫然【大公报】列于各报之首。张季鸾没防住蒋介石来这一手，自然十分感激，认为蒋对他有知遇之恩。
1934年，蒋介石在南京励志社大宴群僚。赴宴者有几百人，张季鸾被当作首席主客，落座于蒋介石之侧，举座皆惊，羡慕不已。从此，张季鸾与蒋介石的关系尽人皆知，他可以不待通报，直接面见蒋。如果出报过程中有了什么麻烦，一个电话过去，「这是委员长说的，我对委员长负责」。于是，一路绿灯大开。
张季鸾认为：「一枝笔是公众的，不应使其受自己的好恶爱憎之影响。」实际上，由于他对蒋介石感恩戴德，所以报纸言论在根本上往往以蒋的意志为转移。九一八后，蒋介石让于右任给张打电话，要【大公报】支持他的不抵抗政策。张发表【日军占领沈阳长春营口等处】社论，主张不动刀兵，「一切问题由两国政府以外交谈判解决」。结果，报馆被爱国志士投了炸弹，张也接到不少指责他的信件和一只装有炸弹的邮包。
当然，张季鸾对蒋介石也曾有骂的时候。1926年，张写了3篇骂人的社评，一为【跌霸】，骂吴佩孚；二为【呜呼领袖欲之罪恶】，骂汪精卫；三为【蒋介石之人生观】，骂蒋与宋美龄的婚姻，「……累累河边之骨，凄凄梦里之人，兵士殉生，将帅谈爱，人生不平，至此极矣……」骂得痛快淋漓。不过，随着蒋介石与他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他便奉行一条「只要不碰蒋先生，谁都可以骂」的原则，有时即便骂了蒋介石政府的腐败统治，也会用其他的正面宣传手段在报纸版面上求得一种平衡。所以人们说他对蒋是「小骂大帮忙」。
1951年，毛泽东和【中国的西北角】作者范长江亲切交谈
首次报道红军长征的消息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张季鸾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革命事业是不理解，甚至是反对的。他曾在回陕西榆林探家之时，写成【归乡记】一文，攻击陕北中学生参加革命是「入了歧途」，诬蔑革命根据地「正赤化蔓延，到处恐怖」。
但是，随着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张季鸾出于基本的爱国忧国报国之情，开始从宣传缓抗的泥淖中自拔出来。1932年1月28日淞沪之战爆发后，他尖锐地指出：「中国一旦被迫自卫，则无论如何，必须抗拒至最后之日，非将中国自日本侵略征服主义完全解放，对日无和平可求。」积极抗日的坚定信念已蕴含其中。
1935年，【大公报】派青年记者范长江进行西北采访，并从11月起，连续发表范长江的长篇通讯【中国的西北角】，第一次向全国报道了红军长征的一些真实情况，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引起全国震动。蒋介石对此大为不满，而【大公报】的销量却因此扶摇直上。1926年复刊时只有2000多份，1936年光津沪两馆行销已逾10万份。
抗战爆发以后，【大公报】不仅在言论上宣传积极抗日，提出「一开战，就要战到底」，而且自觉肩负起拯救民族的社会责任，号召全国各阶层人民团结一心，抵御暴日。张季鸾撰写的一篇篇【大公报】社论，充满深厚的爱国报国之情和对全国民众热忱的希望。「我不救国，谁救国，我不牺性，谁牺性!」这激昂的话语曾经使多少青年人热血沸腾!抗战，抗战，在抗战的旗帜下，【大公报】聚集成长起一批进步的青年记者：范长江、孟秋江、杨刚、彭子冈、徐盈……固然张季鸾的基本立场是反共的，但他作为一位资产阶级报人，在民族危亡关头，能以「爱国」为中心，兼容并蓄，传达时代声音，亦属难能可贵。
「西安事变」后的不光彩表演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消息传出，举世震惊。进步舆论界认为这是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逼蒋抗日的一个契机，是拯救民族的正义之举，而张季鸾和【大公报】的表演却是很不光彩的。
从12月14日至2月4日，张季鸾先后为【大公报】写了【西安事变之善后】等6篇社评，严厉谴责张学良、杨虎城。他说：「你们大概听了许多恶意的幼稚的煽动，竟做下了这样的大错……你们把全国政治外交的重心、全军的统帅羁禁了，还讲什么救国?」他认为象蒋介石这样的领袖，「决再找不出来，也没机会再培植」。他苦口婆心地劝说：「你们要信蒋先生是你们的救星，只有他能救这个危机，只有他能了解能原谅你们。你们赶紧去见蒋先生去谢罪吧！你们快把蒋先生抱住，大家同哭一场!」他认为解决事变的最好途径是张、杨忏悔而感动蒋，求得蒋的谅解，并从此「自责自奋」，「集思广益，负责执行民族复兴的大业」，「那么这一场事变就立刻逢凶化吉、转祸为福了」。
事实证明，张季鸾此举才是错而又错的，他维护了蒋介石的个人利益，却损害了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南京政府把12月18日【大公报】社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翻印数万份，用飞机散发到西安，进行蛊惑宣传。张学良将军真的去向蒋介石谢罪，亲自送蒋回南京，却被蒋秘密扣押，终生囚禁。
【季鸾文存】中的这6篇社评也就成了作者本人这段不光彩表演的历史见证。
总之，张季鸾在自己的一生中，一方面奉行报恩主义哲学，一方面又在追求独立的人格与报格，这本身就是一种矛盾。由于这种矛盾的作用，他的大量文章有顺时而进之歌，有逆时而退之墨，色彩斑驳而复杂。但是，作为一位多才而勤奋的报人，作为一位恪尽职守的总编辑，张季鸾当之无愧。他一生写了大约3000多篇文章，儒雅流畅，大多以理服人，颇受读者喜爱；他主编【大公报】15年，注重业务改革，注重培养新人，报界有口皆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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