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焊死车门又猛踩油门，日本彻底走上侵华不归路
进入1936年的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像一只逃出笼子的怪兽完全失去了控制。
以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以及关东军在内的一些军事官僚机构与财阀联合形成的权力集团「军部」，在德意法西斯侵略扩张不断得逞的刺激下迫不及待地希望从所谓的文官集团手中夺取全部政权。
1936年2月26日，日本少数「皇道派」军官率领1000多名狂热的基层士兵发动兵变，杀死了内大臣斋藤实、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大藏大臣高桥是清，重伤了元老铃木贯太郎，包围了陆军省和参谋本部，使得东京大乱，史称「二·二六事件」。
二·二六事件发生之后，日本朝野震惊，军部借机针对首相冈田启介执政失当大做文章。3月9日，冈田启介不得不狼狈辞职，政治权力落入少数被称为「军阀」的高级将领及其背后的大资本家手中。
把持朝政的军部开始从听话的官僚中物色代理人作为执行自己意志的具体人选。他们第一个选中的是平民出身，在政界根基不深、容易控制的冈田内阁外相广田弘毅。
在之前连续4任首相都遭到暗杀的情形下，广田本不想接这个烫手的山芋，无奈「明治九元老」中硕果仅存，时年已经86岁的西园寺公望亲自劝说，最终广田同意出面组阁。
当然，形势比人强，广田弘毅任职期间实际上成为了军部操纵的傀儡，不仅通过法案允许现役军人出任内阁大臣，而且在1936年8月7日召开「五相会议」，制定了【基本国策纲要】。
根据这个【基本国策】，日本帝国主义明确了将「北上」和「南下」作为侵略的主要方向，所谓「北上」即继续扩大侵华战争并蚕食苏联的远东地区，而所谓的「南下」则是向石油、铝、锡等战略资源丰富的东南亚一带发展渗透。
此时，日本的野心已明显超出了其实力能够支撑的范围，为了麻痹英美当局，1936年11月25日，日本与德国正式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打着「反苏」、「反共」的旗号进一步扩大其侵略行径。
即便如此，广田依然不能让军部满意，1937年1月，由于众议院和军部的矛盾公开扩大化，广田成了出气筒，不得不于1月23日宣布辞职。军人出身，对侵华战争十分狂热的林铣十郎随即上台组阁。
林铣十郎虽然是个十足的军国主义分子，但却无法调和军部不断膨胀的野心和政党之间的矛盾，因此很快就被军部抛弃了。
1937年6月4日，旧日本「五摄家」之首近卫家家主近卫文麿上台出任日本第34任首相，对于军部来说，出身高贵、世袭公爵的近卫是一个很好的实现「上下一致」的工具，足以压制国内那些还存一丝清醒的反战力量。
这时的军部已经把整个日本架上一辆飞驰的汽车，然后自己把车门焊死，再告诉开车的司机：这车没有刹车，你只要猛踩油门就行！
而且这个司机没有别的选择，只能狠踩油门，哪怕前面就是万丈深渊。
从1931年9月18日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用6年时间实现了内部对于发动全面侵华的共识，更大规模的对华战争已如同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到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前夕，日本的陆军常备军已经有17个师团又10个旅团45万人，并且随时可以扩充到百万以上，此外还有日本扶植下的伪满、伪蒙军队12万多人。
日本联合舰队有作战舰艇200多艘，总吨位77万吨，陆海军航空兵有作战飞机2600多架，而且每年可以新增的作战飞机1580架，海军舰艇5万多吨，大口径火炮744门，坦克330辆。
豺狼早已露出獠牙，只待择人而噬。
二、日本步步紧逼，蒋介石表面扯皮，实则包藏祸心
就在日本紧锣密鼓地准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1936年10月蒋介石来到西安，调集了总计260个团的兵力，计划对陕北红军再次展开大规模「围剿」。
但万幸的是，1936年12月12日，身负国恨家仇的张学良联合杨虎城毅然发动「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抗日。
他事不论，就从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挽救民族于生死存亡边缘这件事来说，张、杨二位对我们整个民族功不可没。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外震惊，为了粉碎在南京的国民党亲日派借讨伐张、杨为名谋杀蒋介石，投降日本的阴谋，中国共产党立即派出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为代表到西安与蒋谈判。
中国共产党人不计前嫌，为了共同抗日的大业甘愿放下血海深仇，统一服从国民政府指挥的态度令蒋介石大受触动，同时，南京的复杂局势也让蒋考虑到自身安危而不得不有所让步。
很快双方就达成了停止「剿共」、联合抗日，召开抗日救国的联合会议并制定抗日救亡方针、释放政治犯等六项约定。12月26日，蒋介石回到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但是，蒋介石一旦转危为安便立即打起了变卦的算盘，他不仅将守信重义送自己到南京的张学良扣留起来，而且命令国民党军队向西安进逼。
在这种严重局势下，东北军内部主张抵抗和主张讲和的两派发生分裂，1937年2月2日，部分东北军军官枪杀了主和的67军军长王以哲，导致东北军军心大乱，史称「二·二事件」。
「二·二事件」发生之后，部分东北军主动东撤接受改编，2月8日国民党中央军进入西安，杨虎城的十七路军编制被撤销，杨虎城亦被迫出国。
至此，东北军和西北军这两支让蒋介石大伤面子的「叛军」已被解决，接下来按顺序又该轮到红军了。
早在西安事变解决后的1936年12月底，蒋介石就在日记中凶相毕露地写道：
「如果放弃西北，任其赤化，则不惟国防失一根据， 而且中华民族发祥之地且陷于永劫不复矣。」而「西北动摇则统一之局全堕，经济计划无从实行，十年建设成绩毁于一旦矣」。
所以在蒋介石看来，抗日固然要紧，但红军势必消灭。
当然，红军并不像东北军、西北军那么好对付，而且蒋介石答应停止「剿共」早已向中外公布，他作为一国领袖，自不能出尔反尔。
老蒋考虑再三决定：明的不行来暗的，干脆借「谈判」之名行分化瓦解红军之实，趁着改编的机会把红军收编一部分，消灭一部分，从而彻底解决问题。
于是国民党从3月份开始派出时任国民党中执委、「中统」总干事的张冲主管与周恩来谈判红军改编及联合抗日事宜。
张冲此人精明强干，在十年内战时期曾经给我党的地下工作制造过很大麻烦，但平心而论，他还算是一个有良知、有爱国情怀的国民党官员。
当然，谈判从一开始就不出意料地不顺。双方给出的方案岂止是差距很大，简直是差到离谱。
周恩来代表延安提出的方案是：红军改编为一路军（相当于集团军的编制），包括4个军、12个师，4个军的军长分别为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军饷照中央军待遇发给。
如果国民政府改编推迟，每个月需要支付给红军100万元军饷。
按照这个方案给的编制实际上是不算多的，因为此时陕北的红军各军团连中华军委（此时中革军委已改编为中华军委）直属部队、机关单位在内，总共有77000多人，如果算上地方部队，保守估计也有近9万人了。
按照每个师8000人左右的规模，红军在开赴抗日前线之前还能再增加1万人的兵力。
而毛主席给周总理交代的底线是5万人的编制，每个月50万元的临时军饷，也就是尽最大可能保留作战部队，至于文职人员实在不行可以另想办法。
张冲代表蒋介石提出的方案则是：红军改编为2个师8个团，最多不超过1.5万人。师上面不设军，更不设总指挥部，2个师统归中央军事委员会或西安行营领导。
这还不算最狠的，最狠的在下面：
「各师之参谋长与师内各级之副职，自副师长乃至副排长人员，亦皆应由中央派充之。」
当时蒋介石给张冲交的底是：红军最多编为3个师，9个团，按照每师7500人的编制，全部作战部队加上后勤机关不超过3万人。
不过蒋介石最大的关注点其实不是红军的人数问题，红军多编1万人，乃至2万人都不算大问题，他所关心的是如何往红军队伍里「掺沙子」、「扎钉子」、「使绊子」。
这种吞并和瓦解杂牌军的伎俩，老军阀出身的蒋介石简直是炉火纯青，用起来不要太得心应手。
只要红军没有统一的指挥，那么必将任由他蒋某人从容摆布，到那时还怕成为光杆司令的区区「朱毛」吗？想到这里，蒋介石的内心不由得心花怒放。
在【蒋介石日记】里，他的心迹已经写得很明白了：对于红军「只可收编其部队，决不许其成立军部或总指挥部。」
三、毛主席指示中共代表直接找蒋介石，不料蒋两面三刀反复无常
谈判到3月初，双方关于编制的问题已经谈得差不多了，红军方面的条件从一开始的4个军12个师36个团缩减为4个师12个旅24个团5万多人，师上面设指挥部，军官由中共方面选派。
当然，毛主席的着眼重点也不在编制多少上，而在于党对军队的实际控制权上，因此谈来谈去，尽管在编制规模上不断让步，中共代表提出的条件里始终有一条「师上面设指挥部」。
但张冲却似乎没有完全吃透蒋介石的「指示」。3月8日，双方初步敲定了红军的编制方案，即改编为3个师6个旅12个团加直属部队，总共4.5万人，在师上面红军可以设立指挥部。
在谈判的过程中，张冲被周恩来展现的人格魅力和才华智慧所深深打动，更重要的是，日寇侵华已经迫在眉睫，而这边还在谈判桌上漫无边际地扯皮，作为一个中国人，他实在不愿意配合蒋介石耍心机了。
蒋介石显然对张冲的「妥协」非常不满，3月中旬，蒋介石安排其特务组织「复兴社」的头目贺衷寒到西安「指导谈判」。
说起贺衷寒此人，也可算得上一时之选，早在黄埔军校时期，他就以「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闻名，位列「黄埔三杰」之一，绝非泛泛之辈。
只可惜此公野心太大，不甘心久居人下。「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就因急于投靠亲日派头目何应钦而遭到脱险归来的蒋介石的申斥。
这一次，挖空心思想在蒋介石面前挽回形象的贺衷寒可谓对蒋介石的想法心领神会，在抵达西安后随即对3月8日的谈判方案大加篡改。
根据贺衷寒的修改意见，不仅改编后红军的总指挥部没有了，红军的总编制人数也被压缩到了2.7万人，而且贺还放话说红军「必须服从一切命令」，也就是完全听从西安行营的指挥而不是延安的指挥。
远在延安的毛主席时刻关注着西安的风吹草动，他十分清楚：贺衷寒这样的言行无异于挑衅，但真正在挑衅的不是贺衷寒，而是站在他背后的蒋介石。
蒋介石差不多都快把唾沫喷到中共的脸上了，他的潜台词就是：这样的条件你们还能忍吗？忍不了就快点掀桌吧！我们双方来大战一场，那就彻底解决问题了。
说句实在的，论厚颜无耻、反复无常，蒋介石若自居第二就无人能当第一，当初让张学良放他回南京时信誓旦旦，结果飞机一落地就翻脸不认人，如今提出的方案又包藏祸心，真让人恨不得捅他几个透明窟窿。
但现在国民党军队早就控制了西安，同时还在对西路军围追堵截，打起来红军这边占不到任何便宜。
既然打也不行，那难道就这样忍了？不，忍是不可能的，如果今天接受了贺衷寒的方案，明天蒋介石又会让他提出更加离谱过分的方案，到那时又该如何？
而且毛主席也绝不是一忍了之息事宁人的人。
毛主席的厉害之处，就是他早就对蒋介石的为人和性格特点看得清清楚楚。
3月15日，毛主席急电在西安谈判的周总理等人：
「现在问题非与蒋谈不能解决。如果承认贺衷寒所提各点，不但非常危险，而且过几天有可能连贺案亦被推翻，因此决不能同意。」
你们别跟老贺浪费时间了，赶紧直接去找蒋介石！
收到毛主席的电报后周恩来立即给蒋介石发报，希望与蒋介石面谈红军改编一事。毕竟周恩来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的面子蒋介石不能不给。
1937年3月20日，周恩来在张冲的陪同下前往杭州与蒋谈判，这一谈直接把老蒋将了军。
因为毛主席知道蒋介石此人好面子，不管人后多么卑鄙无耻，为了维持其「领袖」人设不崩塌，但凡明面上谈都是刻意在人前表现得十分大度。
这一次，老蒋果然同意了周恩来等提出的方案：红军改编为三个师共4.5万人，师以上设总部，各级军官由延安委派，红军的防区需增加。而且表示：就算永久合作的方案暂时没定，他也绝不再打了。
此时距离日寇发动「七七事变」全面侵华只有不到四个月时间。
不管怎么样，周恩来长出了一口气，方案框架谈妥，基本是可以落地实施了。而且返回西安之后等在那里的顾祝同态度也很好，并满口答应红军的夏衣6月中旬会发放到位，红军的经费会再增加5万元，等等。
两个半月以后，蒋介石邀请中共代表上庐山再谈。然而这一次他抛出来的方案却让周恩来等深感震惊和愤怒。
原来，蒋介石虽然确定了三个师的番号115师、120师、129师，但却又要求不能设立总指挥部，并且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要求「朱德、毛泽东必须离开部队。」
不仅如此，在南方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的项英、陈毅等人也需离开部队，到「国外考察」。这个套路和他对付杨虎城十七路军的简直一模一样。
平时改编的红军部队应当设立「政训处」，而主任却是「复兴社」的「十三太保」之一大特务康泽。
按照蒋介石的想法，中共如果参加国民政府就不能叫「中国共产党」，而且还要执行三民主义，甚至「国共双方先取消原有党籍，重填盟约、誓书」。
他妄想通过这些方式淡化直至最后消除「共产党」的概念，最终达到「溶共」的目的。
这时是1937年6月17日，距离「七七事变」只剩下20天。
四、蒋介石自以为胜券在握，不料毛主席一招破局
周恩来向延安电告蒋介石的想法之后，毛主席考虑再三认为：既然蒋介石耍流氓，我们也就不奉陪了，但明面上双方却不能为这事撕破脸，因为破脸就意味着双方再次开打。
这时共产国际给中共的压力很大，已明确要求我们放弃「反蒋」的路线，而且日寇就在咫尺之外磨刀霍霍，再打下去整个民族就真完了。
再打，红军不仅没有大义名分，也没有这个实力；要谈，蒋介石又自认「优势在我」，稳操胜券而有恃无恐。
难道就这样接受蒋介石相当离谱的条件，把革命武装拱手送人，断送中共革命？此时中共再一次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不过毛主席毕竟是毛主席，他很快想出了一招治理蒋介石这种奸雄的妙计。
6月25日，延安复电周恩来等谈判代表：……如蒋同意设立总的指挥部， 红军即待其名义发表后改编，否则即于‘「八一」自行宣布改编， 采用国民革命军暂编军、师名义……
1937年8月1日，是毛主席设定的给蒋介石的最后决定期限，如果到这时还不能谈妥，红军就自己改编，然后直接向东开赴抗日前线。
毛主席手段的高明之处在于：根本不跟你老蒋纠缠「指挥部」问题，随你玩弄多少伎俩，我只用一招破局，你不改编没关系，我们自己改编自己。
而且就「自行改编」这点蒋介石确实没有什么把柄可抓，毕竟番号你已经给了，红军出发抗日也不算违抗「中央」的命令。
蒋介石再傻，也不会傻到在全国一致抗日大势已成的时候公开撕毁自己的承诺，出兵进攻抗日的「国军」部队。
但如果要中共和红军任由蒋介石摆布却是绝无可能！
眼看国共的谈判陷入僵局，6月下旬国民党开始广发请柬，准备7月份在庐山开全国各界名流共同参加的抗日联合会议。
老蒋一看硬的不行，又打算来软的：我联合其他人孤立你，制造舆论打压你，看你怎么办！
但国共双方都没想到的是：局势的变化竟然比预期快得多，而且都没有什么征兆！
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的日本驻军在未通知中国地方当局的情况下，借口称有一名参加演习的日军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搜查。
遭中国驻军严词拒绝后，日寇随即向宛平城和卢沟桥发起大举进攻，中国驻军第29军37师219团奋起还击，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
7月8日，「卢沟桥中日交火！」的大标题登上了全国各大报刊的头版头条。同日，毛主席、周恩来、朱德等联名电告蒋介石：
「庐山蒋委员长钧鉴： 日寇进攻卢沟桥， 实行其武装夺取华北之已定步骤——红军将士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家效命， 与敌周旋，以达保地卫国之目的。」
鬼子明显是蓄谋已久，一旦爆发冲突就立刻增兵，7月13日日本全国进入战时状态，近卫文麿发表讲话，宣布全国「进入战时总动员」，立即扩充军队40万人。
随着大批日寇涌入华北，中国军队节节败退，7月29日、30日北平、天津相继失守。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7月17日蒋介石发表著名的「庐山谈话」，这一天也成了他一生中最高光的时刻：
「……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全场掌声雷动，不少人感动以至于落泪。毛主席评价说：「这是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
随后，国民党中央军陆续开赴华北参加抗战。而随着战局的迅速变化，蒋介石也终于改变了态度，8月25日，红军全部改编为八路军，由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
9月初，八路军陆续开拔前线抗战。中国的国运自此开始触底回升，而中华民族这个饱经苦难和沧桑的古老民族，也从这一刻起看到了复兴的希望和曙光。
向在中华民族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英雄烈士们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