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震在地震专家
作出预报的第三天姗姗来迟
对于侯世钧来说，有一个日子，比1976年7月28日的印象还要深刻。
农村地区的老师和城市里的不一样，他们暑假时间短，基本上要到每年的7月底才放暑假，原因是农村老师休农忙假，比如麦收和秋收，都要放假回家劳动。
1976年7月24日这天，唐山地区乐亭县红卫中学物理老师侯世钧，再也无心给学生上课。
他讲不下去。
尽管那些物理知识，对于他来说都在脑子里装着，根本不用备课，但面对黑板，侯世钧感觉那是一个黑洞，巨大的吸引力马上就要把他吸进去。
侯世钧深吸一口气，放下手中的粉笔，从讲桌的桌斗里拿出了一个绿色帆布包，从里面抻出几张图纸，平摊在讲桌上。
「同学们，先耽搁大家几分钟时间，通报个情况。根据近一段时间，我们学校的地震测报数据，预计今天或明天，我们这里将发生5级以上破坏性地震，请大家放学后作好准备。」
底下的学生们一脸平静。
他们知道，他们的侯老师一直在做地震测报，学校里还有一个地震测报小组，侯老师是组长，而要地震的消息，在社会上早就传开了。
「侯老师，确定是这两天吗？」一位学生站起来问。
「是的，上面说的这个消息，我已经向地区地震办报告了，请大家回去后提醒一下家人。」
下课后，侯世钧鬼使神差的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一些老师。尽管他知道这么做违规，他没有发预报的权利，连他们的校长也没有。
7月24日平安度过，25日、26日也平静如水。
7月27日傍晚。放学后，侯世钧回办公室坐了一会，就走出了学校大院。
不远处，太阳还有一杆子高，天空一片明亮。
夏天日照时间长，根本看不出残阳如雪的味道，但在侯世钧心里，却是百感交集。
他惭愧，红口白牙说出的话，泼出去的水，却根本没一点动静，等于他对老师和同学们撒了一个弥天大谎，等于他侯世钧唯恐天下不乱，尽管老师和学生们什么都没说。
他着急，他全身的神经就像座钟的发条，越拧越紧。他感到浑身不适，又不能向谁说。
他不能再发布类似的消息了，尽管出发点是为了别人好。
晚上十点多，侯世钧回到宿舍。他有些无奈，或更确切的说，是力不从心。他想告诉每一个人，大地震马上就要来了，但即使他再次这么做了，人们还会相信他说的话吗？
十几平米的宿舍里，爱人已哄着孩子睡下。侯世钧拉开房门，找了根小木棍塞进房门和水泥地面间的缝隙。
门就这样敞开着，蚊子在蚊帐外嗡嗡乱飞，再加上湿热的空气像棉衣一样包裹着每一寸肌肤，侯世钧难以入眠，即便过了十二点，也一直迷迷糊糊。
朦胧中，地面刚一抖动，侯世钧夹起孩子就到了院子里，妻子也紧跟着跑了出来。
轰的一声，宿舍山墙倒了下去。
侯世钧一手夹着孩子，另一只手抱着院子里的一棵槐树，和筛糠般的晃动作着对抗。
紧急情况下，地震预报上报两次
却依然没有任何结果
1964年7月，侯世钧从北京师范学院物理系毕业，同年8月，分配到乐亭县城关中学（文革期间更名为乐亭红卫中学），担任初高中理化教研组长。
红卫中学是唐山地震办下设的地震观测点之一。
从1969年组建地震小组，到唐山大地震发生，近八年的时间里，地震小组一天观测三次，即每天的上午八点、中午十二点和下午五点。
每天晚上绘图、分析，大多数工作都由侯世钧完成，风雨无阻。
观测仪器主要有三种：一是地应力仪，二是地磁偏角测量仪和地温测量仪，三是土地电缆。
1974年年初开始，红卫中学坚持每天向县地震办上报数据。那时，电话机都是手摇的，先摇几下摇把，接通总机话务员，然后由话务员转县地震办。
给地区地震办上报的数据是一张表格，三天报一次，采用邮寄方式。
1975年12月，测报数据开始出现异常。
1976年6月，在侯世钧的提议下，乐亭县地震办在县招待所召开地震会商会议。
会上，侯卫钧代表红卫中学作了一个简要报告，报告提出：「七月中下旬，我区附近将有大于5级的破坏性地震。
时间已过去了一个多月，上面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侯世钧非常焦急，是继续向县地震办反映情况，还是知难而退？
再三思忖之下，7月16日，侯世钧给地区地震办写了一个简要汇报，介绍了出现的异常情况，提出：「23日前后，我区附近西南方向将有大于5级的破坏性地震发生。」
7月23日，唐山地震办来了两名同志核实情况。
侯世钧详细汇报了各种数据，拿出了测报资料。
开始时，两名同志怀疑仪器出了问题，经核实，发现仪器运转正常，并没有受到外界干扰。
其中的一位同志说：「像这种情况，我们也拿不准，要回去向领导汇报。」
侯世钧说：「现在异常变化太明显，今天是23号，就剩下一两天的时间，太紧迫了。」
那位同志说：「这个我知道，但我和你一样，只是个办事的，只有执行权，没有决策权。」
侯世钧说：「我计算了一下，这次地震最低震级6.7级，最高可达7.7级。」
两位同志是7月23日下午走的。巧的是，7月23日下午，乐亭县开始下大雨。
红卫中学校园里有一眼地震观测井。原来，要在水桶上系上三四米长的绳子，才能取到水。那天下午，水位一下子涨了三米多，根本不用再系绳子，拎着桶就能打到。
会不会是因为下雨呢？侯世钧心想。
这样的念头刚一闪过，他脸上就浮现出一丝笑意：要是普通老百姓问出这个问题，还可以理解。作为一名地震测报人员，有这样的想法太不应该了。
7月24日，仍在下雨。
地电仪器显示：呈米字形埋在地下的四条地电电缆，有三条把仪表烧坏了。上面仍没有任何消息，只能换上新表继续观测。
那间摆满地震仪器的办公室
早已经人去楼空了
唐山大地震后的1977年，一名记者来到红卫中学采访侯世钧。
侯世钧将自己掌握的情况和盘托出，记者很高兴，也很感激，但临走前，这位记者却说：这些东西根本不可能经他手发出去，以青少年科普的角度，可以试上下，但也不一定成功。
后来，真的和这位记者说的一样，这一页就这么翻过去了。
尽管没能「见报」，侯世钧和红卫中学还是「名声在外」了，一批批人走马灯似的来来往往，有地球物理所的，有生物所的。
1983年，侯世钧从教育系统调出。临走前，他把原来的工作交给一位留校学生。
「你可一定要把这项工作坚持下去啊，」侯世钧说。
「老师您就放心吧，我一定会干好的，」学生语气极其肯定。
侯世钧心里很高兴，那感觉就像一位转世佛祖终于找到继承自己衣钵的弟子一样。
1989年，侯世钧回到已更名为乐亭二中的学校，第一件事就是去看原来那间摆满仪器的屋子。
门紧锁着，透过满是尘土的玻璃窗，里面空空如野。
侯世钧的「继承人」也已调走。
侯世钧后来想：就算学生不调走，他也不可能再搞这些测报了，因为没有经费了，因为上面也不要求报了，因为，大环境都变了。
群防群测没有了，专业的地震测报仪器也许更为先进，但，那又如何？
时代的发展像一列疾驰的火车，你要是从一个车站下来，再想追赶它，根本就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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