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耿飚赴丹麦上任，以色列公使问道：你和林彪谁是兄谁是弟
1949年11月30日,军委决定,第一野战军和西北军区合并,称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统一领导和指挥西北的军事工作｡彭德怀任司令员,下辖第一､第二､第十九､第二十二兵团,其中第十九兵团驻地陕西,即陕西军区,耿飚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本着干一行,爱一行的精神,回到西安后,耿飚便着手准备修铁路､搞建设､屯田开荒,开发西北｡
耿飚拿出自己当年在陇东子午岭大山里大生产的本领,安下心,扎下根,计划在黄河边上开垦2700亩荒地,养猪牧羊,把大西北建成鱼米之乡｡他曾经乐呵呵地对第一九三师政治委员史进前说:「哈!我们要做‘大地主’了｡」
就在耿飚准备洗去征尘,沉下心来建设地方时,1950年1月19日,一封来自中央的电报被转到十九兵团:中央准备调耿飚到刚刚成立的外交部工作｡
从军事领域到外交领域,从不修边幅的武夫到风度翩翩的外交官,这中间的转变实在是太大,让人难以置信｡
但在耿飚的心里,其实对自己变成外交官隐隐有所预感｡
早在内战爆发时,我党在南京的机构和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工作人员陆续返回延安｡周恩来曾召集他们开会,除了布置工作外,特意叮嘱说,搞过涉外工作的同志不要走散了, 「说不定什么时候还需要」｡
当时耿飚正在北平军调部担任交通处处长｡如今周总理执掌外交部,特别需要有对外经验的人,自然会想到当年的这群同志｡
作为军人,对于命令耿飚自然是无条件服从｡他在接到命令后,立即动身前往北京｡
1950年3月15日,耿飚一大早就赶到外交部报到｡在这里,周总理为他分配了新的工作:新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军事代表｡
耿飚领了任务后,便一头扎进准备工作当中,什么咨询专家,列出计划,搜集外交领域的相关书籍和资料,甚至连清朝咸丰年间编写的【筹办夷务始末】都咬着牙不惜巨款买了一套｡
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他这些钱白花了｡
就在他恶补外交知识的时候,设在纽约成功湖的联合国大会一片混乱｡中国人民严正而合法的要求,竟遭到蓄意破坏和美英集团的无理拒绝｡因此,苏联随即宣布退出安理会,以抗议不代表任何人的国民党代表继续出席,并严正宣布:安理会在没有苏､中两常任理事国代表参加的情形下所通过的一切决议,均属非法｡
3月21日,周恩来再次召见耿飚:因中国在联大席位被蒋介石集团窃据,耿飚将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瑞典王国首任特命全权大使,也是新中国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个大使｡
宣布任命后,接下来就是为期几个月的大使培训｡首批驻外大使的培训学习,从外交的ABC学起｡不但要学习国际形势､世界知识,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和未来驻在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种情况,还要学习外交礼仪,了解外国的风俗习惯｡
为了便于第一批将军大使适应和熟悉外国的生活习惯,周总理指示外交部办公厅找一个合适的饭店,让驻外大使连同家眷都搬进去住｡外交部办公厅经过比较,确定将他们集中到前门大栅栏的新华饭店｡
经过近半年的恶补,将军大使们从外交ABC开始,基本上知道了外交是怎么回事｡大使培训班成套的讲各国的国体､经济､政治､历史､风俗､元首｡讲外交的纪律､驻在国的礼仪模式和风俗习惯:什么叫照会,怎样出具备忘录,如何去拜访等等｡
在当时的北京城里,除了涉外的六国饭店､北京饭店外,接下来就数得上新华饭店了｡房间里的卫生设备､弹簧床､地毯,使得耿飚这些刚从战场上下来的人感到很不习惯,甚至不自在｡
特别是睡在弹簧床上,整个身体好像陷在坑里,翻个身要花很大力气,还上下颤动,真是睡不着､坐不稳｡但大家都知道,对这些必须习惯起来,自在起来,才能逐渐适应外国的生活习惯｡
有一次,耿飚和曹祥仁､黄镇等第一批大使们就外交礼仪交谈,大家都期望外交部派人讲解一下有关呈递国书的仪式,因为那是出使后最重要的第项礼仪｡他们向外交部办公室副主任阎宝航提出了这个要求,阎宝航答应将这个要求反映上去｡
不久,周恩来指示,过几天有位东欧国家的驻华大使要向毛主席呈递国书,到时安排10位大使去现场观摩学习｡
到了递交国书那天,参加观摩的大使们早早就走进了怀仁堂｡他们等接见厅布置好以后,偷偷地躲在边上的屏风后面｡递交国书这种外交仪式冗长而复杂,前前后后持续了许久｡大厅内正进行着一板一眼的问答,屏风后面的大使们由于屏风高度,只能半蹲着,这一套仪式下来,竟是感觉比急行军三十里还累｡
仪式完成后,毛主席得知新中国的第一批大使们正在这里取经,非常高兴,亲切接见了他们,对他们说:「你们出去,我放心,因为你们不会跑」,一语道破了当时新中国在国际上所面临的恶劣局面｡
在耿飚接受外交官培训期间,新中国在北欧的外交突破取得了连锁反应,挪威､芬兰也先后与我国建交｡本着一事不烦二主的原则,耿飚又被任命为驻丹麦公使､驻芬兰公使,一人身兼三职,成为新中国第一位一人任三使的外交官｡
1950年9月12日下午,耿飚一行跨越万里,终于踏上了瑞典王国的国土｡
9月19日,耿飚履行了大使最重要礼仪——呈递国书｡
梅拉伦湖把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分割成14个小岛,白昼式的夏天刚刚过去,湿润的季风从波罗的海吹来,掠过老城王宫的上空,夜来闭合了的睡莲张开清洁的花瓣,与它的姊妹花——铃兰相映成趣｡它们都是瑞典王国的国花｡
黄地红十字的瑞典国旗在王宫广场上飘扬,王官格外清洁,一尘不染,只有几只乌鸦(瑞典国鸟)在聒噪｡
四辆豪华的皇家礼车缓缓地驶向王宫,走在最前面的是一辆豪华的六乘王辇｡两只石雕狮子分立在王宫正门两旁,两排身穿中世纪武士甲胄､头戴红色绒毛蓬松高帽的皇家卫土持枪而立,手套白得晃眼,铜纽扣闪闪发光｡他们挺胸收腹,向六乘王辇行注目礼｡
12时整,城内的广场上传来瑞典王国国歌的乐曲声,斯德哥尔摩每天的升旗仪式开始了｡瑞典王国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耿飚的礼仪正式启动｡
耿飚端坐在六乘王辇之上｡瑞典王国外使引见官､皇家礼宾司司长拉摩男爵目不斜视,在耿飚的左侧正襟危坐｡
六乘王辇是正礼车｡它的后面是3辆两挽的副礼车,每车乘坐两人,坐着中国使馆参礼的官员和翻译｡
训练有素的御马高抬腿,轻叩蹄,穿过皇宫前宽大的广场,在皇宫的门前停住,拉摩男爵首先下车,向客人做了个「请」的手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瑞典王国特命全权大使耿飚将军,踏上了王官的红地毯｡小号和管风琴奏起迎宾曲｡
皇家侍卫高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耿飚将军到！」
拉摩男爵陪同贵宾人宫,典礼局长在皇宫门口内侧迎候,待礼宾司长介绍后,与大使行握手礼｡
典礼局长说:「大使阁下,我国国王古斯塔夫五世陛下将委托阿道夫王储殿下接受国书｡」
由于古斯塔夫陛下年事已高,已将一切国事交由储君阿道尔夫,在15日古斯塔夫派待从长看望中国使团的时候,礼宾司长已告诉耿飚,将由阿道尔夫殿下接受国书｡耿飚即表示:「听从您的安排｡」
典礼局长:「请跟我来｡」
两名皇家礼兵立刻进入向导位置,把耿飚和他的使团领到第一接待室｡
在第一接待室,典礼局长礼貌地退出,曾经到大使馆拜会过耿飚的皇家待从长出现了｡侍从长重复着典礼局长的程序,实际上他在确认来宾的身份和人数,以便向王储报告｡他请贵宾进入第二接待室｡
第二接待室即参礼室的外室,枢密大臣在那里迎接｡他与全体参礼人员一一握手后旋即离去,只有一直陪着大使的拉摩男爵还在｡
皇宫的建筑豪华而高大,周围的环境温馨得有点神秘,长长的舒美绒窗帘优雅地低垂着,正在北回归线游弋的太阳把它的光线恰如其分地透进来｡对面的墙壁上有一幅油画,一个肩负水罐､薄裙赤脚的西洋女人,正看着耿飚手中装裱成「圣旨」模样的国书微笑｡
顷刻,通往参礼室的大门无声地打开了,枢密大臣不知何时已出现在大门的一侧,他和拉摩男爵把耿飚､翻译顾亟引入参礼室｡国王古斯塔夫五世的王储阿道尔夫正在等候中国大使｡他将代替国王接受国书｡
礼宾司长和枢密大臣退出,耿飚先向王储致意,然后趋前几步,按照外交礼仪的程序,现在是大使向驻在国元首致辞的时候了｡
但是,阿道尔夫殿下招招手,客气地请耿飚坐下谈｡
站立致辞改为坐下交谈,这在中南海「窗下学礼」的见习时没有见过,在外交官递交国书的程序中也是绝无仅有的｡耿飚转达了毛泽东主席对国王陛下的问候,表达了中国人民对瑞典人民的友谊,接着说:
「今天能够觐见王储殿下,感到非常荣幸｡我将为增进中瑞两国间和两国人民间友好合作关系而作出不懈努力｡」
在译员朗声的翻译中,阿道尔夫也加入谈话｡开始询问新中国的有关情况｡历史､文化､毛主席,耿飚都一一作答｡他询问了耿飚出国前的职务､中国的粮食生产情况｡
「我本人曾有幸去中国游历,那是在1925年,中国,是个美丽的东方国家,那里的人民是善良的人民｡」阿道尔夫王储真诚地说道｡
谈话告一段落,耿飚呈上由毛泽东主席签署的国移,并请求引见他的使团｡阿道尔夫应允后,拉摩男爵引导其余中国大使馆馆员进人参礼室,他们环立室内,耿飚一一向王储介绍:参赞郝汀､二等秘书张一鸣､二等秘书盛之白､三等秘书钟岳磊､中校武官宋登华｡
阿道尔夫与使馆随员一一握手致意｡
递交国书后不久,就即将迎来十一国庆节,新中国的「周岁生日」｡按照惯例,新中国所有驻外使馆都应该举行国庆招待会,招待驻在国的政要名流,以及各界代表｡
9月30日,新中国「周岁」华诞前夕｡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瑞典大使馆举行国庆招待会｡
斯德哥尔摩大旅馆灯火通明｡贵宾们准时抵达宽敞的宴会厅｡
旧中国闭关自守｡新中国刚刚进入他们的视野｡
「毛泽东把农民组织起来,在收割季节起义,他们甚至连一支毛瑟枪都没有,」一位议员说, 「用的是镰刀和矛｡」
「他们的早餐是一些神秘的草根,无论将军还是士兵,都住在洞穴里,洞穴的上面是一座塔｡」
「作战非常勇敢｡」
「完全斯巴达式的」
在对这个遥远国度好奇的议论声中,主人宣布宴会开始｡
报刊和电台的记者涌向主席台,两架电影摄影机咔咔作响,照相机的闪光灯不时冒起一缕缕白烟｡
这是新中国在西方国家举行的第一次招待会,出席招待会的包括瑞典的内阁大臣､政党领袖､议会议员､军方人士､外交部官员,斯德哥尔摩市政府的官员､议员,社会名流､华人华侨代表和各国驻瑞使节｡
500多人把偌大的宴会厅挤得满满的,热闹非凡｡他们听着翻译把句句中国话翻译成英文和瑞文,初步了解了新中国､我党､毛主席､人民军队等等,惊奇地睁大了蓝眼睛｡
觥筹交错,盛况空前｡记者们夺门而出,直奔电报局,用各种语言把耿飚大使的讲话发往世界各地｡中国外交官首次向西方世界展示了他的外交才能｡
耿飚大使和夫人频频向贵宾敬酒｡大使夫人､女八路出身的赵兰香开始使用她学会不久的英语「请」示意来宾随便｡
这时,瑞典皇家海军的一位高级军官问耿飚: 「听说大使阁下是位将军,不知您曾带过多少军队?」
耿飚还真没准备这方面的问题｡他指挥过多少兵力?自1928年起,他曾经带过只有十几个人的游击队,也曾经带过像红九师､红四团､第三八五旅这样千把人的团队,与「将军」相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辖三个军,每个军约四五万人｡
「不算地方部队,也就是十几万人吧｡」他想了想,合计了一下说道｡
皇家海军的军官一听,马上「啪」地一个立正,马靴在脚下一碰,用尊敬的目光看着这位瘦削的大使说: 「您统帅的军队比我们国家全部军队还多!如蒙不弃,请喝一杯!」
瑞典陆军共有19个步兵团,约3万多人,只有在实施战时动员时,全国可动员45万人｡
耿飚在不经意间的一番「炫耀」，让他赢得了在场众人的尊重，大家都在小声嘀咕耿飚原来是一位统帅数十万大军的将军。
1950年10月10日，招待完瑞典这边，耿飚又马不停蹄地赶到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开始履行驻丹麦特命全权公使的职责。
按照外交部的规定，耿飚拜会了与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的大使、公使，向已经与新中国开始建交谈判的大使、公使馆发出了任职通知。
以色列工党政府早在1月9日就宣布承认新中国，因此以色列驻丹麦公使馆也接到了中国公使的就任通知书。以色列驻丹麦公使是个犹太人，按照约定俗成的规矩，仅有就任通知的使馆间是无须拜会的，但这位长着大胡子的公使破例地来到中国驻丹麦公使馆，他递上名片，寒暄后，竟然问： 「您和林彪，谁是哥哥，谁是弟弟？」
这是耿飚没有预料到的一个问题。经过再三询问，真相大白：当时外国人风传林彪要带领志愿军去抗美援朝。而西方人按照他们取名的习惯，总是把名放在前面，把姓放在后面。恰恰这「飚」、「彪」在英语里无论书写还是发音，一模一样，似乎他们是姓「飚」的弟兄俩。
耿飚笑起来。耐心地告诉他中国人取名有什么不同。还告诉他，林彪老家是湖北省，而自己是湖南省的，没有一点血缘关系。如果单按年龄讲， 「彪·林」比「飚·耿」大两岁，但严格来讲，林彪是老上级。在红军时期，自己当团长的时候，林彪已经是军团长了。
耿飚用自己的幽默与机敏化解了一场尴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