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本身是没有规律的，但社会是有原理的，具体地说，社会的存在与繁荣必须遵循特定的逻辑，这一原理也被称为分工合作原理或自发秩序的原理。认识与遵循这样的原理，才能使一个社会摆脱贫困，走向繁荣。
几千年来，中国的大历史逻辑没有变，那就是人们对这一原理是普遍无知的，并且也是拒绝承认。这也是中国没有走出历史的三峡，中国历史往复循环的根本原因。
「社会」关切个人的利益，假如人们想增进自己的利益，那么他们就要让自己生活在一个能够增进自己利益的社会中，因为离开这样的社会，他们将无法实现这样的目标。但是，这样的社会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出现的，要让这样的社会得以出现，他们需要利用一种特定的知识，这种有关如何才能使人们拥有一个能够增进自己利益的「社会」的知识，正是经济学。
这种知识，是中国人极为匮乏的，人们从来没有认识到社会（包括构成社会的国家、政府）是增进自己幸福的手段，因此应该参与「制造」一个有助于自己幸福的社会，这是比通常说的「中国制造」更为重要的「制造」。
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区别，就在于传统社会是建立在本能与经验之上的，而现代社会是建立在理论与科学之上的。文明、法治、美德等，都必须建立在使社会存在与繁荣得以可能的「逻辑」之上，而不能被视为本能的或经验的或历史的。
假如我们想拥有一个能够普遍增进自己幸福的社会（文明），那就必须尊重这种逻辑，因为它给出了使文明得以可能的原理性知识（科学）。被正确理解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就是发现这一知识与利用这一知识的过程。几百年来，经济学对人类的杰出贡献，就是给出了这种知识，也就是上面说的「社会存在与繁荣的逻辑」。
在传统社会中，人们不知道「社会是自己的利益」，也不知道如何使自己拥有一个能够改善自己境况的社会，结果「把社会搞砸了」，进而使自己的利益、自己子孙后代的利益都不能得到改善，这基本上就是中国历史的写照。
他们把维护某种经验性制度（如某种国家形式，如秦制）作为最高目标，视这种制度为不可更改的事物，这使得谎言、杀戮等都具有了合理性，因为这些手段都被认为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需要。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人们的「共同目标」只能有一个，而且人们也只能有一个，那就是「让社会成为有助于普遍改善个体境况的场所」。我们称这样的社会为「自发秩序」。这样的社会，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出现，而是需要借助于特定的知识。
如中国历史上就没有出现这样的社会，而西方，他们通过发现与利用了这样的知识，使社会走上了繁荣之路。西方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与宗教启蒙，就是发现与利用这一知识的过程。西方可以定义为「利用这一知识的社会」。
对东方来说，他们仍然受困于历史主义，也就是说，他们把维护某种具体的制度（包括文化、宗教）奉为最高的目标，这就阻碍了那个有助于普遍改善个体境况的社会的出现，使得后者成为前者的牺牲品。
他们没有意识到，制度是手段，是可以变的，制度要依据是否有助于个体幸福的普遍增进来进行调整。让制度保持不变，就相当于强制一个人只能吃青菜，他不能自己选择吃萝卜、吃西红柿等等。
当人们认识到社会（制度）只是增进自己幸福的手段时，自然地，也会认识到使这种手段得以可能的知识高于任何的制度（国家），或者说，任何的制度都要根据这样的知识来调整，而不能是「人为的」（强制的），是根据谁的意志，必须如此的等等。
这样的观念，将为真正意义上的法治铺平道路。即法治是通过这种认知，把制度（历史）放到这一原理性知识（理论）之下，才实现的。假如没有这种知识，那么制度的建构将是任意的、人为的，这意味着对法治的否定。
根据以上论述，我们也可以重新理解「仁」的含义。传统上，「仁」是让你接受他为你服务，这样一种「仁」的概念中，是不包含「自由」的观念的，它包含的是自上而下的俯视，你自己选择，不接受他为你服务，那是不行的。
真正意义上的仁，不是这样的「利他」，而是让那个有助于个体普遍改善自己境况的社会得以出现，这意味着允许个体自由选择（制度、文化），不能把任何的制度强加到个体头上，政府所需要做的，就是维护使得这种社会得以可能的普遍规则，使有助于个体幸福普遍增进的制度得以产生，这才是「仁」。
上述逻辑或原理，是中国人至今都不太了解的，因为中国人都是「经验地」认识世界，他们对这一逻辑不仅不了解，而且也不信任。这种经验主义，指向的是摸石头，假如一个民族被这种经验主义支配，那么就会不断地摸石头，而不能踏上持续的繁荣之路。
如米塞斯说，「文明是一定世界观的产物」，假如一个民族对上述逻辑缺乏了解，那么这个民族将长期在黑暗中摸索，直到有一天被文明世界征服、改造。当然，一个民族也可以通过「主动」接受这样的逻辑而避免这样的命运。假如一个民族有勇气这样做，那么这个民族就是看到了光明，在心灵上走出了黑暗，让时间真正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