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国宴，朱德偶遇32年前的故人，笑着问：营长，你下过我的枪
195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国宴上，共和国的英雄们欢聚一堂，气氛喜庆。朱老总身着元帅服，与周总理一同走向三军将领就坐的桌前，热情地向在场的将领们敬酒。
当朱德走到一位身着海军少将军服的将领跟前时，他紧紧握住对方的手，久久不肯放开，笑着说：「营长，你还记得吗？当年你可是亲自下过我的枪啊。」
那位海军少将听了，顿时想起往事，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有些局促不安。周总理见状，赶紧为这位将领解围：「老总，我们不能算旧账啊！」在场的众人听后都笑了起来。
朱老总当然并非心存怨恨，他早已将那段过往抛之脑后。
这两位领导之间，究竟有何往事？故事要从南昌起义说起。
1927年4月12日，就在北伐接近最终胜利之际，蒋介石背叛了革命，对共产党发动了残酷的屠杀，无数仁人志士丧命，鲜血染红了大地，整个国家被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紧接着，蒋介石宣布成立新的国民政府，并将首都设在南京。
蒋介石得意洋洋，自信认为在他的残酷屠杀下，「共产党」将很快成为历史。然而，他万万没有料到，共产党正在酝酿着无声的反击，一场惊雷即将在不远的将来爆发。
1927年7月25日，一列火车驶入武汉，一位不满三十岁的年轻人从列车上走下，他身材高大，英姿飒爽，如玉树临风。这位年轻人，正是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
周恩来来到九江的目的，是为了对抗国民党，发动一场起义。
在九江的庐山上，共产党的重要人物齐聚一堂，包括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还有叶挺、聂荣臻等。这些人早在半个月前就已经来到庐山，等待周恩来的到来。当天，他们召开会议，制定了起义计划。
随后，他们派遣使者前往武汉，将起义计划报告给临时中央领导，很快得到批准。此时，起义已从酝酿阶段进入实施阶段，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击即将展开，形势如弦上之箭。
然而，当时的形势并不容乐观，甚至可以说非常严峻。
江西的九江如今已成为一座大兵营，到处可见军人，战马嘶鸣，城市充斥着全副武装的军队。
值得一提的是，蒋介石背叛革命初期，武汉政府在汪精卫领导下倾向于支持革命，甚至下令对蒋介石发动「东征讨蒋」的行动。叶挺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贺龙的第二十军接到命令，相继从鄂东开往江西，在九江城进行集结。
此时，担任十一军军长的是国民党将领张发奎，他同时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总部设在九江城。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主力，即贺龙和叶挺的部队，正是张发奎的麾下。
湖南军阀唐生智也率领主力进驻九江城的江北。汪精卫、孙科、谭延闽等武汉政府的要员亦纷纷赶至此地，并随后登上庐山。
还有一个关键人物，第五路军总指挥兼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此刻他离开南昌城内的总指挥部，随汪精卫一同抵达庐山。
当时的九江，可谓是大佬云集，风云际会。在敌人的监视下举行起义，难度极大，风险重重，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功败垂成。被朱德敬酒的将军袁也烈，同样归属于叶挺指挥的第11军。
袁也烈将军，出生于1899年，是湖南省洞口县人，比朱老总年轻了13岁。洞口县位于湖南省的西南部，地理位置在雪峰山东麓，靠近资水的上游。这里地灵人杰，培养出了不少名将，其中终结袁世凯帝制的名将蔡锷就是洞口人。
南昌起义爆发之前，袁也烈是第11军的营长，已经在党内拥有两年的党龄，其卓越的资历令人瞩目。他于1925年入党，其党龄超过了许多将帅，包括贺龙、彭德怀和罗荣桓元帅在内。
袁也烈的一大自豪之处是，22岁那年，他曾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比毛主席晚入学两年，是毛主席的学弟。
在校期间，毛主席曾亲临学校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而袁也烈亲临现场聆听，深受启发。正是在主席的影响下，他踏上了革命的征程，并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入党之前，袁也烈已经告别文官生涯，选择投身军旅，先后就读于桂军军官学校和黄埔军校（第二期）。尽管黄埔军校的门槛并不太高，录取率达到30%，只要有小学文化水平就能考上，但像袁也烈这样具备师范学历的学生在军校中却颇为稀少。这引起了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注意，他留校从事政治工作，并成为「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骨干。不久后，他被选派到叶挺独立团，成为第11军的一名连长，开始了他在军旅中的征程。
在叶挺的独立团中，袁也烈接受了严格的锤炼，参与了汀泗桥、贺胜桥、武昌城等多场战斗，毫不畏惧。他在战场上身先士卒，英勇无畏，在攻克武昌后，由此升职为营长。
7月30日，袁也烈突然接到一份紧急通知：秘密前往师部参加会议，不得透露给任何人。
他有一种预感，这次会议绝非寻常，必有大事发生。果然，在会议上，叶挺师长一脸庄严地宣布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决定：明天，我们将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
在场的都是共产党员，听到这个消息后，大家深感激动，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行径充满了愤怒，早已盼望这一天的到来。为确保起义的成功，叶挺多次强调要保守秘密，起义的消息决不能泄露。
接着，叶挺开始安排在座各位的任务。作为营长，袁也烈的任务是带领自己的第七十二团三营，在起义爆发后，攻占南昌城东门。
这项任务相对来说非常艰巨，因为当时南昌东门的防守由朱培德部的嫡系1团执掌。该团不仅装备精良，而且兵力雄厚，战斗力出色。与此相比，袁也烈手中仅有一个营的兵力，并且缺乏重型武器。
因此，在接到任务后的那个晚上，袁也烈辗转反侧，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心头忧虑。他深知到时候再行动可能会造成巨大伤亡，而且还会浪费时间，因此迫切需要想出方法，先发制人。
为确保任务顺利完成，第二天一大早，他便起床，伪装成车夫，以拉客为名混迹于东门一带进行侦察。经过几个小时的潜伏，他对东门的情况有了初步了解。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通过一个军官口中得知了对方驻军的大致情况。
他将所见所闻牢记在心，回到部队后将城门情况绘制成图，并进行反复研究。7月30日下午，他带领自己的部队出现在东门附近。
"哪部队的，站住！」敌方哨兵见有部队靠近，立即举枪，急声喝道。
由于袁也烈已经了解了敌军内情，他对哨兵说：「我跟你们团长某某是老乡，还是拜把子兄弟，我们执行任务回城晚了，想借用你们空着的营房过夜，天亮就离开。」
「你们的关系我不管，反正不能进去。」哨兵态度坚决。
「你这小子太胆大了，如果我告诉你们团长，你会被遣送回家的。」袁也烈故作生气地说。
「有人在这里大声嚷嚷？」一个声音传来，是团部副官。
「副官，这位长官说和我们团长是老乡，想借用我们的营房。」哨兵左右为难，见到了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赶紧上前汇报。副官听说是团长的熟人，顿时眉开眼笑，心想这是巴结上级的好时机，千万不能错过。
他简单询问了部队的番号等信息，袁也烈早已了如指掌，对答如流。副官听后，立即松了警惕，没有向团长请示，单凭自己的判断，决定将营房借给了袁也烈的部队。
就这样，袁也烈轻松地完成了在敌人眼皮底下的住宿计划。更让人振奋的是，为了讨好袁也烈，副官在告别时还把通行的重要口令都透露给了他。
一切准备就绪后，袁也烈组织战士们享受了一顿美味的晚餐，然后去睡上一觉，等待着起义的时刻。
怀表发出滴滴答答的声音，时间虽然一如往常地流逝，但对于袁也烈和他的战友们来说，这一天的钟表仿佛走得格外缓慢。终于，时针指向了8月1日凌晨2时，三发红色的信号弹升上夜空。
袁也烈早已握紧手中的枪，肃立等待。随着信号弹升起的瞬间，他一挥手，战士们如出山的猛虎般冲出营房。东门的守军正在沉睡，被突然袭击吓了个措手不及，有的甚至还没穿好衣服，对方已经迅速靠近，黑枪口对准了他们。官兵们吓得魂飞魄散，瞬间变成了俘虏。
凌晨2时30分，袁也烈的部队已经牢牢掌握了南昌东门一带，顺利完成了任务。然而，在城内，朱培德的队伍仍然在顽强地反抗，进行着疯狂的反扑，与起义部队陷入激烈的争夺战。因此，袁也烈一点也不敢掉以轻心，时刻警惕着城门再次失守。
袁也烈急忙率领战士们在东门一带投入忙碌的工作中，挥舞着铁锹和洋镐，开始挖掘战壕，构筑防线。正当他们紧张而忙碌时，一名战士突然指着前方告诉袁也烈：「营长，有人过来了！」
袁也烈放下手中的铁锹，仰头一看，只见一名国民党军官骑着高头大马迅速驶来。战士们纷纷紧张起来，停下手中的工作。袁也烈也站在一旁，紧握手枪，注视着对方逐步靠近。
「也许是我们的人吧，」副营长对袁也烈说。袁也烈一边观察，一边回答：「是可能，等他走近了就知道了。」
随着那人逐渐接近，袁也烈发现这是一个陌生的面孔，使他更加警觉。
当那名军官距离他只有十米时，袁也烈一个箭步迎上前去，用枪指着对方，用低沉而有力的声音说：「你是哪一部队的，举起手来！」
「我是……」那人话还没说完，袁也烈身旁的士兵已经迅速冲上前去，将那名军官拉下马，迅速夺下了他的枪。
那军官似乎表现得很冷静，甚至显得很顺从，始终没有反抗。袁也烈大为欣喜，以为自己又捉到了一名逃跑的国民党军官。他一边让士兵将对方押到营房里，一边拨通了前敌委员会的电话报喜。
电话的那头，是前委书记周恩来。得知袁也烈掌握了东门的情况，周恩来也倍感激动，称赞袁也烈「做得好」。袁也烈随后汇报说：「我们还俘虏了一个国民党军官，看样子是个团长。」
「团长？」周恩来略感愣住，然后问道，「那人长什么样子？」
「那人四十左右，不高，胖胖的，嘴唇厚厚的，看上去很老实，被俘时很配合，毫无反抗。」袁也烈详细描述道。
「审问过他了吗？他是哪一部队的？」
「还没有问，他也没有交代。」袁也烈回答道，接着补充说：「不过，那人好像带有四川口音。」
周恩来哭笑不得地说：「你们真是有点冒失，很可能抓错人了。朱德团长去东门查看情况，你们扣留的极有可能是他。」
「周书记，我这就去问，如果是他，我马上放人。」袁也烈听后心急如焚。
原来，朱德和江西军政首脑朱培德是云南讲武堂的同窗，南昌起义前在朱培德的军队中担任军官教导团长。尽管他们同出一门，为何朱培德成就斐然，而朱德却仅仅是个团长呢？
朱德的晋升也颇有成就，在1921年就担任了云南陆军宪兵司令部司令官。
1922年，朱德追求更高的境界，前往德国寻找真理，在那里结识了周恩来，最终加入中国共产党，直至1926年才回国，投身于老同学朱培德的麾下。然而，尽管两人同窗多年，他们的志向却有所不同，朱培德的部下不太可能支持起义。
为了确保起义的顺利进行，朱德在起义前约请朱培德部的几位团长共饮，以期麻痹他们，避免给起义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然而，起义爆发后，队伍中竟有人背叛，朱德得知后骑马赶到前敌委员会汇报。总前委得知情况后，决定提前启动起义，朱德在通报完消息后打算回到教导团，不料在经过东门时被袁也烈的部队拦截。
朱德与对方素不相识，因而不敢透露真实身份，这使得袁也烈对朱德也毫无了解，结果导致了一场误会。袁也烈意识到这一点后，急忙释放了朱德，并连连道歉。
朱德摆了摆手，淡定地表示：「误会无罪，无需道歉。反而我要赞扬你，毕竟保持了高度的警惕性。
数十年后，朱老总仍然记得这一插曲。1959年的一次国宴上，朱老总将这段趣事重提，双方欢声笑语。
有趣的是，当时袁也烈担任营长，与朱老总仅相隔一级。然而，在共和国成立后，朱老总已经是元帅，而袁也烈却仅被授予少将军衔。
这差异的原因在于南昌起义后，朱老总前往井冈山，随后指挥八路军参与抗日战争，并在解放战争中立下卓越功绩。而袁也烈则在南昌起义后被调往广西，曾在敌人手中受困，度过了数年的监狱生活。
抗战期间，袁也烈大部分时间在军阀石友三部队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由于活动在不同的战场，两人取得的成就和荣誉也因而有所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