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不仅仅蒙古人持这种看法，陈友谅也是如此，甚至韩林儿也对此深信不疑。
红巾军的表面力量
表面看来，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似乎是一支比朱元璋部下诸军战斗力更为强大的队伍。
刘福通率领的红巾军，乃是一支彻头彻尾的宗教军队，其编制、训练、装备和思想基本上都按照白莲教的模式进行，由北方白莲教领袖韩山童之子韩林儿领导。
他们身穿黑色厚重的直身甲，腰间系裈甲，披肩和腹部的布巾装饰精美。军官们则统一穿着宋明三件套，外套着抱肚、貉袖和紧缠在盔甲外的领巾，显得格外威武。武器方面，他们双手持长刀，背负弓箭，腰挂副武器骨朵，全身战斗装备总重达到124公斤。
与嗜好杀戮的朱元璋截然不同，刘福通所领导的红巾军纪律严明。当红巾军攻打或途经城池时，他们只对当地元兵进行屠杀，对百姓则丝毫不加侵犯。这一点，与徐寿辉的红巾军非常相似。
当年，韩山童在颍州起义，但不幸被俘遇难。许多北方白莲教徒为躲避元军追捕，逃往南方，跟随彭莹玉，并推举徐寿辉为皇帝，建立了「天完国」。韩林儿建国称帝后，这些将领纷纷北上，重新加入红巾军，英勇作战。因此，红巾军队伍中带有一些彭莹玉的印记。
红巾军的起义虽然是农民的反抗行动，但其渊源却可追溯至百年前的大宋朝廷。韩山童在聚众起事时，自称是宋徽宗的八世孙，号明王。刘福通则声称他的祖先是大宋名将刘光世，可谓「星光熠熠」。
在兵力方面，红巾军的人数远超朱元璋的部队。韩山童遇害后，刘福通冒着生命危险，联系四散逃离的教徒和河工，一声号召，短短数日便吸引了数万名信徒加入。
1351年9月，刘福通率领十万大军，汝州、光州、舞阳等地的百姓纷纷扶老携幼，踊跃加入。到1355年2月，红巾军人数已近百万，在城战和野战中屡战屡胜，且战争装备不断更新，战斗力愈发强悍。相比之下，朱元璋的军队显得异常寒酸。
因此无论从元兵、红巾军或南方义军的视角来看，朱元璋都比刘福通逊色得多。
刘福通的三次北伐
元顺帝起初对刘福通的红巾军毫不在意，自信于帝国绵延万里的交通线足以镇压任何反抗。此前，胡闰儿、周子旺、方国珍都被元廷地方军围剿击败，更何况元廷的铁骑，可以随时抵达刘福通所在的豫皖地区。在元顺帝看来，只要元兵一出动，就能将红巾军打得屁滚尿流。
然而，事情并未如元顺帝所愿发展。刘福通一声号令，红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击败沿河官兵，处死监工。在饥民和信徒的支持下，刘福通将元军打得四散奔逃，很快便攻占了元廷的粮仓朱皋。
元顺帝目睹河南局势危急，立即从大都调遣军队，希望能遏制红巾军的攻势。谁料部将也先帖木儿刚到沙河，便遭到刘福通的突袭，结果惨重。
首先，元军的先头部队在巩卜班的指挥下全军覆没，巩卜班本人也被斩杀。三十万大军在战斗中丢盔弃甲，狼狈逃窜。最终，只有先帖木儿带着零散的兵勇回到了开封，所剩兵力不足一万。
答失巴都鲁随后试图进攻许州，然而他未料到刘福通的野战能力同样出色。红巾军以中军作为诱饵，从两侧发起了令人胆寒的进攻。面对红巾军视死如归的猛攻，答失巴都鲁被打得惨不忍睹，狼狈不堪，他的长子孛罗帖木儿也不幸被俘。
不到两年，红巾军的起义让元朝损失了数十万士兵。元朝顺帝虽不断增援河南、安徽，却始终未能扭转局势，连连遭遇失败。
1956年秋天，鉴于元军和地方武装在红巾军的攻击下不断撤退，刘福通决定发动北伐。他派李武和崔德率领西路军出潼关，直取晋南；赵均用和毛贵为东路军，绕道海上攻占山东；关铎和潘诚为中路军，越过太行山，攻打山西。刘福通本人则带领部队在冀南和豫北地区穿梭，以牵制元军主力。
然而，随着察罕帖木儿的到来，红巾军北伐取得的所有胜利瞬间化为乌有。他成功切断了三路北伐大军的补给线，使得毛贵被困在济南，关铎和潘诚则被迫穿越千里草原，逃往高丽。
接着，元军开始大肆施展其暴虐手段。红巾军残余部队在元军铁骑的猛烈攻击下几乎全军覆没，刘福通先前占据的领土也陆续落入敌手之中。
因此，元军与红巾军的战斗形势彻底颠倒，攻守易位。
从战场表现来看，红巾军的作战能力确实不容小觑。他们在战术上非常娴熟，擅长进行城战和野战，战斗时视死如归，誓死不退，像一头横冲直撞、势不可当的公牛。然而，红巾军内部派系众多，斗争不断，一旦局势不利，他们便会内斗不休。赵均用杀毛贵，毛贵部下又诛杀赵均用，这类事件时有发生。
元军在击败红巾军后，情绪变得异常乐观。曾经并肩作战的盟友，如今变成了势不两立的敌人。孛罗帖木儿和察罕帖木儿为争夺地盘，展开了殊死拼杀。随着察罕帖木儿被杀，继承其遗志的扩廓帖木儿与李思齐、张良弼等人接连爆发了多次战争。
因此，当朱元璋在南方与陈友谅、张士诚激战时，蒙古人选择了袖手旁观，满不在乎。扩廓帖木儿甚至对他的幕僚提到：
「只要南方的义军不攻入云中，我就袖手旁观，看他们成败如何。」
显而易见，扩廓帖木儿不仅对朱元璋嗤之以鼻，还想坐等朱元璋与元顺帝的争斗，以便从中获利。
朱元璋的实力胜过刘福通。
扩廓帖木儿自信满满，而大都的元顺帝最初也未显露出丝毫慌张。红巾军在豫皖一带横行无阻且作战勇猛都未能成功，沉浸于南方从未北上的朱元璋肯定更加不可能成功。元顺帝调集扩廓帖木儿和李思齐驰援关内，不过是借助围剿朱元璋之机，解除地方割据的局面，达到一石二鸟的目的。
事实上，徐达一与元军交锋，便使得元顺帝和扩廓帖木儿震惊不已。刘福通的红巾军已然十分强大，而朱元璋的军队更是威力无比！
朱元璋的部下在勇敢程度上与刘福通的红巾军相媲美，都是那种视死如归、无畏前行的勇士。
然而，在战略、战术以及将领的忠诚度方面，刘福通的红巾军与朱元璋的军队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首先，朱元璋的战略思想贯穿整个元末，堪称独树一帜。在与陈友谅和张士诚作战期间，他从未考虑直接攻击对方的核心，而是采取了逐步蚕食的策略。他通过逐一削弱对手的势力，最后将其包围并彻底剿灭。这样步步为营，步步蚕食的策略，展现了他卓越的军事智慧。
朱元璋在徐达、常遇春北伐之际，毅然决定不听众人反对意见，对两人下达如下安排：
「首先攻占山东，解除元军的屏障；然后转向河南，割断元军的翅膀；占领潼关并据守，控制元军的重要据点。当局势完全掌握在我们手中时，再发动进攻大都的军队，因为元帝孤立无援，容易攻克而无需交战。占领了大都之后，可以出兵云中、九原，进而占领关陇，必然能够统一天下。」
相较于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他们更注重迅速进攻，以擒贼擒王为战略目标。然而，红巾军在山东、山西并无根基，行军途中势必会被截断后方，犹如没有线的风筝，最终难逃被察罕帖木儿逆袭的命运。
朱元璋的军队首次北伐，尽管如此，其战术却异常精湛。徐达采用了诸如「步骑结合」和「兵不厌诈」等多种战术，有效地削弱了元军的战斗力，而朱元璋的部队则只有微乎其微的损失。
相较之下，三路北伐的红巾军更为倚重将士的英勇。在缺乏后援补给的情形下，最终被元军分割并围困。
朱元璋同时为徐达配备了一支庞大而精干的军师团队，确保了北伐军的胜利无虞。
最后，朱元璋麾下将士的忠诚远胜于红巾军。红巾军的将领在起义之前大多是沿河两岸受苦的百姓，未曾接受良好的教育。起兵后，他们长期奋战在前线，既无暇也不愿意学习。红巾军内部鱼龙混杂，各派将领彼此看不顺眼。在顺风作战时，他们表现得异常顽强。然而，一旦遇到攻击受挫或将领内部爆发严重冲突，部队士气便会迅速跌落谷底，战斗力骤降，与之前判若两人。
相对而言，朱元璋麾下的高级将领，如徐达、常遇春、邓愈、廖永忠和李文忠等，均与朱元璋携手奋战了十余年，经历了无数的重大战役，甚至在生死关头共度难关。这些老将无论在经验还是忠诚度上，显然都远胜于刘福通麾下的红巾军指挥官。更为关键的是，徐达和常遇春在作战时从不必忧虑后方的安稳。例如，在攻占山东和河南时，擅长地方治理的邓愈会负责接管这两个省份，源源不断地为徐达提供兵员和粮草，同时确保后方的稳定。
因此，尽管红巾军人数上占据优势，但在其他各方面却不及朱元璋。元顺帝和扩廓帖木儿将朱元璋视作二流的刘福通，由此导致轻敌的错误判断，最终遭遇了一连串惨痛的失败。
徐达北伐初战时，他采用灵活机动的战术，彻底击败了背叛投降的王宣和王信父子，捷报传至鲁南、鲁西南诸州，悬挂王宣的首级以示警戒。
首战失利并未使元顺帝有所醒悟，他认为尽管山东的确遇到了困境，但一切仍在掌控之中。若各地元军纷纷集结，必定能够如同剿灭毛贵一样，将徐达压制在淮河以南。
然而，在元顺帝派遣支援山东的援兵尚未出发之际，徐达已率军渡过黄河，直奔青州，并迅速扫荡山东各地。在元末的战场上，元军和刘福通的红巾军一直依赖强大的武力，用刀剑镇压各方反对势力。然而，朱元璋的军队却有所不同。徐达北伐前，朱元璋便命宋濂亲笔撰写【奉天北伐讨元檄文】，从精神层面解放各地受到元兵压迫的百姓。对于元朝将领，朱元璋也并未斩尽杀绝，他以宽宏大量的胸怀对待蒙古、色目等人，一视同仁。如此一来，山东各州见识到徐达的强大武力后，纷纷举城投降，真心归附。
在平定山东后，朱元璋于应天建国称帝。与此同时，明军与元军在河南展开了激烈的对决。明军展示了一种令元兵极度恐惧的战术——迂回绕后。根据元兵的作战习惯，一旦遭遇迂回，必然会迅速回撤。利用徐达主力在正面牵制，邓愈和冯国胜得以顺利绕至元兵后方。战斗打响后，明军从四面八方涌来，元兵瞬间溃逃，败退千里。
因此，徐达仅用了四个月的时间，便达成了朱元璋设定的目标——「旋师河南，拔潼关而守之」，将前线推进至河北地界。
山东、河南相继失守后，元顺帝才意识到朱元璋的军队并非普通的红巾军，而是一支在作战方式上与其他义军截然不同的部队。他们更加灵活，能够敏锐地抓住元军的弱点。而元顺帝先前认为能够抗衡明军的各地军阀，在徐达面前却只能选择逃跑。
当元顺帝被吓破胆，放弃大都之际，扩廓帖木儿也开始重新评估明军的战斗力。主动参战后，他多次击败明军，将汤和逼入进退两难的境地。然而，天下大势已定，他凭一己之力企图扭转局势，无异于蚍蜉撼树，徒劳无功。随着徐达的到来，扩廓帖木儿不得不含恨北撤，逃往草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