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59年12月4日，对于杜聿明来说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日子。在这一天，在功德林接受思想改造的他接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的特赦通知书：
「犯人杜聿明，男，五十五岁，陕西米脂县人，该犯人已关押十年，经过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已经确实有改恶从善的具体表现，符合特赦令第一条的规定，予以释放。」
参加大会的杜聿明饱含热泪接过了这份特赦通知书，泪水顿时夺眶而出：「党和毛主席对于我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战法给予特赦，我心中充满无限的感激。我发誓，要在有生之年继续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永远跟着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生死以之，义无反顾！」此后，每年的12月4日，就成为了杜聿明的第二个「生日」。
周总理亲切接见杜聿明，杜聿明致歉：老师，真对不起你
特赦大会结束之后，兴奋的杜聿明领取了存放在功德林管理所的黄金和手表，然后在北京市人民政府和市委统战部的安排之下，用汽车接入北京城之中，送到北京前门外远东旅馆暂居。刚刚出狱之后的杜聿明，对自己新居住地的一切都感觉到那样的陌生：旅馆的弹簧床太睡不惯，他还是更怀念北京功德林里面的石膏床和那里的一草一木，这些沉淀了十年的记忆又怎能一下子撇清呢？正是在那里，人民政府帮他治好了困扰他多年的疾病，并且还重新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
不过，过去的事情即使再美好，也已经过去了，杜聿明现在必须准备好重新回归正常生活。被特赦之后，杜聿明虽然感受到那种投向人民怀抱的幸福感，可他重新获得自由之后，却发现北京早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感觉到自己就像进入了一个新世界一样，感觉到自己处处格格不入，甚至上街买菜都会迷路。
更糟糕的是，当时杜聿明在北京没有什么亲朋好友可以拜访，他重获自由之后，也就只有在北京的黄埔军校同学郑洞国、侯镜如等人看望他，杜聿明虽然心中很高兴，但却在祝贺宴会上表现得很拘谨，彼此只是寒暄一番罢了，并没有谈更多的事情。
对于杜聿明所表现出的这种情况，远东旅馆的服务员和时任北京市民政局秘书的殷兆玉都看在眼里，他们很清楚杜聿明心中的想法：他还不了解自己是否已经被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自由行动，再加上他自己内心上的顾虑，因此不敢贸然走动，只能待在房间里看报纸。
为了打消杜聿明内心的这种顾虑，殷兆玉专门进行了登门拜访，为他做思想工作：「你们被特赦之后就正常享有公民权了，在中国宪法范围之内都可以自由获得，我们没有任何限制，你们尽可以放心。如果你在北京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可以拜访的话，也可以看看北京市容，或者去附近的公园逛逛。」殷兆玉还耐心地拿过来一份北京市地图，为杜聿明详细介绍了北京公园、商场等地方的具体情况，希望他们放下心中的压力，去外面随便逛逛。
放下心中的顾虑之后，杜聿明第一个想要去的地方便是天安门广场。作为新中国的一位公民，他终于有机会在这里瞻仰天安门广场四周雄伟壮丽的建筑群。矗立在广场中央高耸入云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之前，杜聿明看到了纪念碑上毛主席亲笔题词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便满怀着忏悔的心情向中国近代以来为革命流血牺牲的革命烈士鞠躬敬礼，心中顿时百感交集。
1959年12月13日，杜聿明等第一批被特赦国民党战犯忽然接到了北京市民政局的通知，声称14日下午会有首长会见他们，让他们不要外出。次日下午，一辆大轿车将杜聿明等人接上了车。「到底要去什么地方呢？是哪位首长要接见呢？」一路上，大家有说有笑地讨论着，可都不好意思问周围的工作人员。
片刻之后，这辆大轿车驶过了北海大桥，向左侧拐弯，有人顿时认出，这是前往中南海的路。果然，这辆轿车径直驶入中南海北大门，停在了中南海院中。杜聿明等人下车之后，被相关工作人员领入一间大型会客室，室内的沙发被特地安排围成了一个圆形。这时，一位负责干部向杜聿明等人宣布：「今天是周总理要接见你们。」
得知原来是百忙之中的周总理要抽空见他们，杜聿明顿时欣喜异常。要知道，周恩来总理在黄埔军校时期是学校的政治部主任，自己作为黄埔一期的学生，曾经和曾扩情、宋希濂、周振强以及黄埔三期的王耀武亲聆周总理的亲切教诲。今天，周总理竟然能够在百忙之中亲自看望特赦人员，这对于杜聿明来说自然是求之不得的。不过，杜聿明又感到深深的内疚：黄埔毕业之后，自己却走上了和共产党作对的道路，成为了罪孽深重的战犯，此时此刻，自己又该在周恩来总理面前说什么好呢？
片刻之后，周恩来总理终于如约而至，陪着周总理一起走入这间会客室的，还有陈毅副总理和傅作义、邵力子、张治中等几位民主人士，全场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稍后，周总理示意大家坐下，然后目光炯炯有神地扫视着在场同志的面容，开始询问起每一位特赦人员最近的生活情况。
在这次见面之中，杜聿明满怀愧疚的向周总理道歉说：「学生对不起老师，最后没有和老师一起干革命，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真是有负老师的教导，真的对不起，老师！」
看着杜聿明一本正经地态度，周总理立刻不假思索地回答道：「这不能怪你们做学生的，是我这个当老师的没教育好！」说罢周总理便发出了爽朗的笑声。
随后，杜聿明又向陈毅副总理道歉说：「在淮海战场我刚刚被俘虏的时候，陈老总执意要见我，我当时却抱着和共产党势不两立的态度拒不见面，真是罪加一等啊！」
陈毅笑着摆摆手安慰他：「没关系。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你不要放在心上！」
和大家热切交谈了一阵之后，周总理对杜聿明等第一批特赦战犯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他对大家说道：「我们党和政府是说话算数的，是有原则的，我们是根据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释放你们的。」紧接着，周总理向大家提出了四点问题和对大家的热切期望。
周总理指出：「立场问题是个政治问题，就是人民在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之中站在哪一边的问题，希望大家在这个问题上经得起考验。首先，大家要站稳民族立场，热爱新中国。从鸦片战争至今，中国人民经过了120年的斗争，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这一点就连帝国主义也不得不承认。」
说到这里，周总理面向溥仪说道：「现在我们的国家比你们过去搞得好啊！今天新中国6亿5千万人民终于站起来了，这样的国家不爱还爱什么？」
其次，周总理又明确指出，民族利益和劳动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有了民族立场还不够，还需要进一步建立劳动人民的立场，他殷切希望第一批被特赦的人员能够灵活学习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断加强自己的思想教育改造，不断革命，跟随时代的发展共同进步。
而关于大家以后的工作、学习问题，周总理保证道：「你们工作、生活、学习各方面的问题，我们会好好安排一下，不过首先要安排你们参观学习。参观学习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帮助你们进一步了解新中国的情况，两个月之后再给你们安排工作。」在周总理的热切关心之下，杜聿明选择留在北京，与宋希濂、王耀武等人一起度过了1960年的元旦和春节。在这一段时间之内，他们留在北京城内进行为期两个月的参观学习，度过了一段令人难忘的生活。
在红星公社与劳动人民生活的宝贵时光
两个月的参观学习之后，周总理指示中央统战部，安排杜聿明等六人前往北京南郊的中朝友好红星公社进行插队，安排他们体验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红星公社，是新中国与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友谊的象征，每年朝鲜的驻华大使都要来这里参观劳动，其他国家的外宾也经常来到这里参观学习，这里有着多种多样的农业经营活动，主要种植小麦、玉米、水果等作物，还有着奶牛场、马场、养猪场等等，各种农业劳动项目一应俱全。
考虑到杜聿明等人年事已高，红星公社将他们分配到果树队进行工作，为他们安排了一间砖瓦结构的平房作为宿舍，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独立的家具和个人空间。在这里，杜聿明的生活节奏是「半天学习、半天工作」，星期日休息，果树队长石浚泉和技术员王效恕热情地将果树管理经验传授给杜聿明。
在这种学习氛围之下，杜聿明的学习生活变得异常顺利，他逐渐对培育幼苗、浇水施肥等技术有了初步的掌握，他对于这些果树技术十分感兴趣，他既肯下苦工，并且还心灵手巧，因此进步也比别人更明显。
不久之后，杜聿明听说红星公社有一座农机修配厂，这里的主要任务是负责修理农业机械和汽车，并且还负责生产一些小型农具。由于之前杜聿明在国民党机械化部队指挥多年，不仅有着深厚的技术功底，并且和机械的感情也很深，于是他特地跑到红星公社的农机修配厂去参观。
一进入生产车间，杜聿明就看到工人们正在热火朝天地修机器，听着马达轰鸣的声音和铁锤撞击，杜聿明顿时就觉得手痒难耐。他之前打听过，这里的工人并不多，事实上只有十几个人，于是就向大队领导要求前往农机修配厂工作，大队领导同意了他的请求。
杜聿明一到了农机修配厂，就本着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和厂里的工人们一起劳动，其中他最拿手的便是修理汽车。修汽车的时候，他一头就钻入了汽车底盘之下，不修好绝不出来，长时间地趴在地上工作，而经过他修理的汽车一般都是有保障的。虽然杜聿明本身就有修理基础，但他并不骄傲，除了在工厂虚心向老人们请教之外，他还买了一些机械原理之类的书籍，潜心研究，谁也看不出来，他原来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大官。
杜聿明与陈毅会见蒙哥马利元帅
1960年4月，正在红星农场劳动的杜聿明忽然接到了北京市民政局的通知，说是在5月有外宾来访，希望他做好准备进行迎接。杜聿明顿时感到有些为难：除了特赦时期管理所发放的一套棉衣之外，自己还没有什么别的衣服可以穿，当时正值春末夏初，要是没有一身得体的衣服，自己又怎么好意思去见外宾呢？
情急之下，他想到好友杨伯涛那里还有几件旧的中山服，那还是1950年他的妻子来北京看望杨伯涛的时候买的，于是他就急忙跑到杨伯涛家里，挑了一件浅色的穿上，虽然感觉有些短，但看起来总算是得体一些。
1960年5月26日，杜聿明按照预定的时间来到了人民大会堂，这才知道原来是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宴请来中国访问的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元帅，这次之所以邀请杜聿明，是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杜聿明是中国战区中缅战场的指挥官，而蒙哥马利则是非洲战区地中海战场的指挥官，两者自然是相互倾慕。
等到蒙哥马利到来之后，周总理将杜聿明介绍给蒙哥马利，这时周总理笑着对蒙哥马利说道：「他（杜聿明）和陈毅打过仗。」
蒙哥马利好奇地问道：「那最后谁赢了？」
周总理指着陈毅副总理说：「他赢了。」
于是蒙哥马利转而询问杜聿明：「在那次战役之中，你有多少军队？」
杜聿稍微夸大了一下：「100万人吧。」
「能够指挥100万士兵的统帅，是不应该被击败的。」蒙哥马利对为什么杜聿明指挥100万人打不过陈毅而感到好奇。
杜聿明微微一笑，然后指着陈毅说：「可是陈毅元帅有200万人，因为我的人最后都跑到他那里去了。」杜聿明的回答顿时引起了大家的一阵欢声笑语。
通过这次会见，蒙哥马利了解到了中国共产党对被俘国民党将领的态度和政策，他对共产党的政策表示非常赞赏。席间休息的时候，陈毅副总理发现杜聿明穿得还算整洁，于是就笑着悄声问杜聿明：「你这身衣服不错哇！」杜聿明腼腆地回答说：「这是我从朋友家里借的。」陈毅不禁大笑。杜聿明这次出席，总算应对得体，成功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他的使命。
杜聿明与黄埔同学聚餐，激动握住陈赓的手：感谢党和毛主席
在红星公社体验劳动人民生活时，杜聿明经常受到中央领导们的热情问候和关怀，尤其是周恩来总理和陈赓大将，他们以黄埔军校老师和同学的身份出席，让杜聿明感受到了党和国家对自己的温暖与关怀。
陈赓大将与杜聿明一样，也是黄埔一期学生，这种特殊的关系，陈赓曾经这样比喻道：「我们都是一起穿草鞋的同志。」因此，黄埔同学之间就被强大的革命纽带和「亲爱精诚」的校训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在大革命时期，陈赓与杜聿明有着深厚的感情。
上世纪六十年代，陈赓已经是新中国国防部的领导人之一，并且还兼任东北方面一个军事学校的校长，工作十分忙碌。不过在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下，陈赓多次抽空和杜聿明等老同学见面，以昔日的革命热情帮助昔日失途的老同学重新振作起来，在党的领导之下再创辉煌。当杜聿明等五位黄埔同学邀请陈赓见面时，杜聿明激动地握住陈赓大将的手，心中充满了激动和惭愧之情：「感谢党和毛主席！我们今天又团聚了！」
紧接着，六位黄埔同学相聚四川饭店，在宴会上，陈赓高兴地对大家说：「我们从黄埔时期是团结在一起闹革命的，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我们被分为两条不同的道路。到了现在，我们终于又重新合在了一起，我们这次就应该团结一心，永远不分开了！」陈赓勉励杜聿明等人，要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伟大领导之下，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积极作用，共同完成时代赋予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使命。
1961年2月，杜聿明在红星劳动锻炼已经有1年的时间，按照中央统战部和北京市民政局的安排，徐冰副部长在春节正式宣布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批准的任命书，任命溥仪、杜聿明等七人担任全国政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正式参加国家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