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丧命在中国战场的日军高官中，白川义则大将是被朝鲜志士投掷炸弹暗杀、大角岑生大将、山县有朋大将则是飞机失事坠落后被国军游击队打死（有冒功一说），日本陆军中丧命的职务最高者为第十一军司令官冢田攻中将（死后追晋大将），也是因座机遭遇地面机枪火力射击，飞机坠落而丧命。
战场上战死的日本将军中，职务最高者为第十五师团长酒井直次中将。1941年的浙赣会战中，在向兰溪中国军队发起进攻的行军途中，前队过去了没事，偏偏骑着高头大马的酒井直次中将踩响了地雷，被炸身亡。埋地雷的是川军21军，是那位有名的哈儿师长的部下干的。
由于中日国力差距巨大，双方军队之间战力悬殊，要想在战场上通过真刀真枪的作战击毙日军的高级军官是相当困难的。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前面说的那几位并不属于战场作战而死，就连酒井直次的死亡也是在行军途中，并不是在战斗中踩了地雷。
中国军队通过残酷的战斗，在战场上击毙的职务最高的日军将领是驻蒙军独立第二混成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这场战斗史称「黄土岭围歼战」，战果是击毙日军900余人，特别是击毙了日军所谓的山地战专家阿部规秀中将。无论是从过去还是现在，这场战斗都被称为是一场大胜仗。然而，这真的是一场胜仗吗？
1939年11月8日，黄土岭战斗结束。随后，对战斗结果大为不满的聂荣臻要求参战的晋察冀第一军分区组织会议，针对战斗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检讨。检讨会刚开始，画风突变，一场问题多多没打好的战斗检讨会，变成了祝捷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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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黄土岭战斗，就不能不提到雁宿崖战斗，而雁宿崖战斗的前因是摩天岭战斗（实际应称为麻田岭-草沟堡战斗）。诱发摩天岭战斗（按照军史的称呼）的原因是张家口的驻蒙军要修一条从张家口直通涞源的公路，好与涞易公路连接。
鬼子要把公路修到根据地，这样可以快速机动，可以运兵运装备运物资。鬼子这么做，八路军断然不能接受，所以黄寿发参谋长带着特务营和一团三营夜袭麻田岭，将日伪军的筑路大队打掉，接着又击退了从草沟堡来援的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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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子修路这个事情再往前追溯的话就是日军将涞源这一片地区从110师团的防区转换给驻蒙军，驻蒙军经过认真考量，觉得有必要修一条公路。
日军这一转换防区又是因为110师团管的地方太大，不能有效抑制八路军的活动，在刚刚结束的40天雨季战斗中没能在一分区那儿讨到便宜，反而有几百日军被八路赶到了洪水中。
1939年夏天华北大暴雨，暴雨连下一个多星期，强度绝对不输2021年的雨量。平津等城市都进了水，天津马路上都能跑大船。一分区所在的狼牙山区洪水肆虐，许多村庄被洪水冲毁，在石家庄的110师团觉得是好机会，不用担心走山路被游击队打伏击，调来了汽艇将日军直送根据地。
促使日军冒着大雨发动进攻的直接原因，是1939年5月一团打了大龙华战斗，400多日伪军被全歼，被八路抓了十几个俘虏（有13个和17个的说法，另外还有20多名朝鲜俘虏），还被八路缴获了一门野炮。
杨成武打大龙华，原因是日军要打通涞易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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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很像多米诺骨牌，或者也可以说是蝴蝶效应。杨成武打的是日本华北方面军的110师团，绕来绕去就跟隶属于关东军的日本驻蒙军独立第二混成旅团的阿部规秀干上了。
阿部规秀本来是可以不打这一仗的。
1938年10月28日，独二混在河北广灵打了场败仗。【亮剑】中赵刚政委是神枪手，现实中一枪将独二混刚上任半年的旅团长常冈宽治少将击成重伤的是八路军359旅719团一营教导员彭清云（55年少将）。很多资料说八路军击毙了常冈宽治少将那是不准确的，实际上此人后来回到了日本，晋升了中将，然后在1939年3月转为预备役。不过这说明他的枪伤很重，此人活到了1948年。
彭清云在这一仗中右臂负了伤，被抬到后方医院找白求恩大夫，但是不巧白求恩带医疗队上了前线，等了四天也没等到。待到抬到白求恩跟前时，时间已到了11月16日，错过了最佳救治时间。不得已，白求恩为其做了截肢手术，并在手术中抽了自己的血为彭清云输血。
阿部规秀接替常冈宽治担任了独二混的第三任旅团长，1939年10月2日晋升中将，10月25日大本营来了调令，要他去东京任天皇侍从武官。
10月19日，黄参座夜袭麻田岭，第二天日军就派了几百人来收尸了，顺便看看能否找到八路军报仇。
八路是打完仗就撤了，黄参谋长更是带着几个警卫员匆匆赶回南管头的司令部，好让杨司令去军区总部开庆祝晋察冀成立两周年的大会，政治部罗元发主任已经在那儿等着了，黄寿发的任务是看家。
情况汇报上去，让一个月内连续两次升官的阿部规秀觉得很憋屈：没想到临上任去伺候最高领导的时候，自己的部队竟然被八路狠狠地打了一顿，如果不及时找回场子，回东京后同僚问起来，老脸往哪儿搁。
日军将涞源划入独二混的防区，目的是让110师团与之配合，共同发起对晋察冀根据地的进攻，首要目标是消灭杨成武的第一军分区。
阿部规秀与110师团的桑木崇明中将私交很不好，在阿部规秀进皇城前卖力给他脸上贴金，桑木师团长是不乐意的。因此在收到一起出兵电报的时候，桑木立刻表示他需要时间，一时半会赶不到。
阿部等了十天，再也等不及了，于是决定自己干。
独二混派出了三路人马，其中西路有二百多人，负责扫荡雁北地区；中路四百多人，经西铺、插箭岭、进袭走马驿，那儿是涞源支队和县委机关；东路是此次行动的主要方向，由辻村宪吉大佐率第一大队，从涞源出来，经白石口、黄土岭、雁宿崖，目标是驻在银坊的三团。
阿部规秀很狂妄，出动那么点兵力就想打进根据地。有什么样的领导就有什么样的部下，辻村宪吉大佐刚刚与王震的359旅干过仗，损失了不少人。按理说应该是休整一下，补充一下兵员再出战，他倒好，竟然在出发时出于对领导的关爱，留下了不少人给阿部的旅团司令部，自己带着500多人（大队部、两个步兵中队、一个炮兵中队）就向根据地发起了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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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的八路与42、43年相比还是比较阔绰的。
115师独立团打完平型关后，跟随聂荣臻来到晋察冀。先是收容了许多阎锡山晋军的溃兵，之后扩兵迅猛，短短两个月从1700人的一个独立团扩编为7000人的独立师。王天存的黑马队、赵桐的学生军、狼牙山地方势力孟阁臣的「七路军」、隶属河北游击军的赵玉昆的5支队等等，连人带枪，捎带枪械修理所、服装厂什么的，都被杨成武笑纳。
有人有枪有弹药，一分区兵强马壮，这两年跟鬼子伪军正面对着干，很是打了些胜仗。听说鬼子来了，聂荣臻、杨成武决定干一家伙，目标专门挑了最大的一股来打。
一团团长陈正湘 回忆，11月1日晚9点前，从军区刚赶回易县南管头村（今狼牙山镇）分区司令部的杨司令电话传达作战命令：「 集中一、二、三团主力，利用雁宿崖至三岔口峡谷地段，首先歼灭敌左路。三分区第二团归一分区统一指挥。」
一直以来有一个误区，就是担任诱敌任务，被媒体和一些大佬称为「狼诱子」的涞源支队，其真正起到引诱日军进入我军伏击圈的任务是在雁宿崖战斗，而不是几天以后的黄土岭战斗。原因是第一次需要「诱」，第二次阿部规秀是带队来收尸的，沿着上一次辻村第一大队的行军路线进军，根本用不着「诱」。黄土岭和雁宿崖相隔只有十几里，日军是从雁宿崖一路跟着八路到了黄土岭。
1937年10月23日，五台分兵，11月初，独立团扩编为独立一师，四个红军连与涞源、灵丘两支游击队千余人、灵丘县抗日义勇军千余人，合编为第三团。这个团在38年2月由邓华带往平西，也是杨成武邓华吵架的根源。
1938年1月，马辉任涞源游击支队长期间，率领涞源支队加入到一分区一团，马辉任一团三营营长（副营长李青川，开国大典步兵操练主要是他抓的）。
第二个涞源支队由肖应棠带两个战斗排一个侦察排，三个红军排发展而来。老三团跟邓华走后，杨成武以这个涞源支队为骨干，整合了两支游击队，编为新三团。
新三团存在时间不长，38年7月赵桐出走，杨成武去平西把赵桐的国民军拉来一分区，将新三团的1、2营的兵员补充给了一团和二团，留下肖应棠的涞源支队为主的3营，与赵桐的学生军合编为第三个三团。
这个三团后来作为主力，与其他部队整编为65军193师。1978年，邓华去京郊193师调研，认定其继承了红一师。有邓上将背书，193师也号称红军师。只是这个红军师里，没有一个红军建制连，有点尴尬。
第三个涞源支队是曾雍雅（少将）、梁正中（大校）建立起来的，被称为「狼诱子」的就是这个涞源支队，1942年后为一分区一区队。
这个狼诱子的任务很关键：第一步，他们要把辻村宪吉带领的日军引入雁宿崖；第二步，他们要转身去监视中路的日军，不让这股日军跑到雁宿崖去。
日军资料中记载的雁宿崖之战要图
杨成武的兵力部署是：一团在东山伏击，南面与三团衔接；三团主力由南向北攻击；二团在三团的西边，三团拨出一个营，交二团指挥。
一团有近1900多人，三团人最多，有三千多人，二团拨给三分区后，由于三分区条件有限，作为三分区唯一一个主力团，什么仗都是二团上，也未能得到很好的整补，因而这三个团中二团实力最弱，只有一千多人。以上三个主力团，再加上几百人的涞源支队，总兵力近七千，与辻村宪吉带着的500多个鬼子兵形成了十一打一。
下面这张图有个错误的地方，就是上面3团的位置应该写成一团1、2营，三岔口那块写上一团3营。
辻村大佐运气不错，出门不久就找到了八路军，11月3日连续遇到了小股八路的阻击。
鬼子大队行军，前方派出的「斥候」一般是一个小队。最前面派出一个13人的步兵分队，稍后是小队长带着两个步兵分队和一个掷弹筒班。一旦前方遇到敌情，后面的两个分队就地展开战斗队形，小队长再指挥掷弹筒上前进行火力支援。
鬼子打仗一板一眼，每次遇到八路袭击，展开，掷弹筒再轰两炮，机枪掩护步兵冲锋。对面的八路还没等炮弹落地就被「皇军」赶跑了。无论从服装还是从装备、以及抵抗意志看，对面的八路很不专业，绝对是土八路的干活，值得消灭。
可是，怎么追都追不上，这让辻村大佐非常恼火。鬼子一生气，追得更紧了，然后就追进了雁宿崖。
从地形看，雁宿崖两边是山，下面有小河，属于河谷地带。
抗战时期，涞源是八路军最重要的兵员来源地之一，人民的抗日热情高涨，参军踊跃。不过，1941年后这个情况就不太乐观了，一个原因是涞源本来就地广人稀，人口不多，到抗战中后期人力资源枯竭；另一个原因是百团大战第二阶段的东团堡战斗，这一仗就在涞源打的，近三千人的三团对阵200人的日军教导队，虽然全歼了敌人，但三团伤亡惨重，伤亡数字至今没有官方数据，不过据回忆，我军伤亡1500人以上。三团很多战士都是涞源、广灵这一带的，可以说是涞源的子弟兵，一次战斗就这么大的伤亡，让百姓也倒吸一口凉气。
负责「诱狼」的曾雍雅支队，本就是当地的游击队，战士都是本地人，地形熟，爬山都爬习惯了，鬼子根本追不上他们。
麻田岭战斗后，副营长张英辉接替负重伤的罗华明任营长，三营也没有回驻地，而是留在了易县西部的桥家河，为的是防备来自王安镇、塔崖驿、紫荆关几个据点的日军在摩天岭战斗后到根据地报复。
11月2日晚，团部派骑兵通讯员送来紧急命令：「三营火速赶到雁宿崖东山接受任务。」三营在拂晓赶到，这时候战斗已经打了一段时间。
按照陈正湘团长命令，我三营迅速插到敌人后面，占领了三岔口，切断了敌人的退路。在三岔口西北面的山坡上，我看到沟里堵住的是日本鬼子的后勤运输队，大约四百多头牲口，驮着粮食、被服、弹药和几门山炮，我立刻指挥部队冲下山去，战士们非常勇猛，打得鬼子丢下驮队四处逃散。教导员邓经纬同志在西北山上的营指挥所看到这个场面，一高兴站起身来，结果被敌人一颗子弹打中，负了重伤，当场被担架抬下去后送救护。
日军最先与南边挡头的三团的1、3营交上了火，随后，东边一团的1、2两个营，西边的二团以及三团的2营也开了火。后面的日军反应很快，立即占领了河谷里的一个小村子，同时占领了附近的一个高地。枪声一响，那些日军强征来搞运输的民夫一哄而散，张英辉的一团三营攻击的就是这个运输队。
日军很顽强，如果此时选择突围当是可以突出去的，只是前卫的日军已被咬住，跑不掉了。日军没选择突围而是坚守，并且还派兵试图救援前面的日军，使得我军得以从容的先打头，后啃中间。激烈的战斗主要是在后半段，我军发起攻击，日军防守的同时发动反冲击。
战斗中，陈正湘拿着望远镜在观察情况，突然感觉有冷枪袭来，机警地连忙隐蔽。随后，一只手将望远镜慢慢举过头顶，只听一声枪响，双筒望远镜变单筒了。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一团指挥员都是靠这个独筒望远镜指挥打仗，1941年鬼子兵围狼牙山，邱蔚就是靠着这个瘸腿的望远镜观察日军动向，带领团部和百姓躲过了鬼子的搜剿。
这个时期的日军战斗力很强，而这个独二混，跟其他日军不一样的是，到了战争后期，就算是日本已经宣布投降半个月后，仍然有极强的战斗意志。为了掩护四万多名日本侨民撤往北平，硬生生在狼窝沟（就是蒙金决战的野狐岭）将苏蒙机械化部队三个旅挡住，其间还拼了刺刀，亡二毙六。
战斗到后期，八路军已显疲态，前方开始动摇。杨成武急得大喊：「不能停，冲上去，狠狠打呀！」
杨成武的情绪感染了战场上其他指挥员，估计他们会这么对战士们说：杨司令急了，大喊要我们冲锋，绝不能停下来。
杨成武在一分区有极高的威望，虽然在1944年秋他去了冀中任司令，换来了郭天民，之后到鬼子投降，冀察军区一路高奏凯歌，不仅恢复扩大了根据地，还最终拿下了张家口，但是，人们只认为郭司令是来摘桃子的，人们只知道杨成武的一分区。
估计战士们一听杨司令急得大喊大叫了，热血一涌，才有了对日军的最后一冲。
杨成武并不是在现场喊的，他是在南管头分区司令部用电话喊的。所以说，杨成武是雁宿崖和黄土岭战役的指挥员，这也说得过去。
问题的根就在这里。
第一，由于八路通讯手段落后，如果杨成武在前线，他也就能给身边的部队发号施令，效果还不如他坐在分区司令部打电话好；
第二，如果要挑毛病的话，杨成武应该再任命一位战场临时指挥员。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第二条一直没能落实。好在，一团长陈正湘主动跑到了南边的三团，找到三团副团长邱蔚、政委袁升平，商量两家协同进攻。
八路不再是各打各的，协同攻击的效果立竿见影，残余的日军很快被消灭了。
壮哉，战将陈正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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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慢，注意到没有，陈正湘去三团商量事，找的是副团长邱蔚，三团团长去哪儿了？
1938年2月老三团走，杨成武成立新三团，任命邱蔚当团长。按照组织程序，团一级干部应由晋察冀总军区任命，八路军总部批准，而军分区司令员、政委则需要延安批准。杨成武这么做，聂司令也不管他。由于对杨成武的喜爱，到了1944年整风时成了攻击的目标：庇护纵容杨成武。
成立第三个三团时，聂司令派来了团长纪亭榭，原是赵桐国民军第一总队长，是聂司令亲自发展的党员。新三团的团长邱蔚改任副团长。但是，三团的干部基本都是原独立团来的老红军，资格老，有事时都是去找副团长邱蔚和政委袁升平汇报工作，其他团比如陈正湘有事时也是撇开了纪亭榭。这一点不能说是出自杨成武授意的，但起码他未制止。
张英辉回忆录记载：
我让十二连负责把缴获的驮队向北沟押送，十二连在押送的途中遇到后面上来的三团部队，截了二百多头牲口，负责押送的连干部阻止他们，结果发生了争执，派人来告诉我，我知道后赶紧前去劝阻，我对我的干部说：‘都是兄弟部队，截就截了吧，要以团结为重，避免冲突。’
留下十二连，我带领十连、十一连继续向南冲击，穿过雁宿崖山下的村庄，大部分敌人向后山逃跑，我们路过一个骡马店，突然从院子里出来一个日军指挥官，我见他上身只穿着衬衫，下身穿着军裤，留平头，一手握着指挥刀，一手握着一把王八盒子，他还没反应过来我先朝他开了一枪打在腿上，他摔倒了，这时我的通讯员从后面上来，怕我吃亏又补了一枪，我们过去看他，见他满身是血，已经没气儿了，当即叫人缴了他的手枪、指挥刀、手表和军装、大衣等物品。
战斗结束后的当天，陈正湘团长通知我说，接到聂司令指示，立即把缴获的那个日本军官的物品全部上交晋察冀军区，我照办了。
......经证实是辻村宪吉大佐的。在以后的陈正湘回忆录中写到，辻村大佐那一次没有死，负了重伤，死里逃生爬到后山，战后回到了日本。但是当时我们确实认为他死了，为这事我那个通讯员差点儿背个处分，十连副指导员肖友良同志追查了很久，还是我替他说了话，我说：‘不能全怪他，他是为了保护我的安全才打了那一枪。’
这里有两个问题：
第一，三团抢了一团的缴获，这是不是促成纪亭榭」下岗「去延安学习的原因？只知道的是，雁宿崖战斗结束后纪亭榭就已经知道自己被免职，三天后的黄土岭战斗他并未跟随部队上前线。猜想他当时很想上战场，但是没人通知他。战后，三团的一些人自己都觉得过意不去，给送来了一些缴获，他当场拆开分给了周围的人。
纪亭榭出彩的地方是在朝鲜，在中朝联合空军指挥部指挥过战斗，获朝鲜二级自由独立勋章。大放异彩是在他担任海军航空兵副参谋长时，直接下沉部队，指挥海航四团、六团，半年内空战9次，击落敌机10架、击伤4架，我仅仅被击伤2架，夺取了浙东沿海制空权。
第二，张英辉他们打死的并不是辻村宪吉大佐，而是一名中佐。这几年，一些人、一些媒体所展示的阿部规秀的大衣、指挥刀，纯粹是张冠李戴想当网红。日方资料记载得很清楚，阿部规秀死的时候，身上盖着的就是他自己的中将大衣。
八路如果再仔细一点，就可以活捉日军大佐大队长。那样的话，辻村宪吉将成为二战中盟军俘虏的最高阶日本军官。
陈正湘得知张英辉打死了一个大太君，正在训他为啥没活捉，7连连长钟茂华傻乎乎地跑来汇报战果，大衣上的军衔显示这是个大官的衣服，而且衣服里用金线绣着辻村二字。得，大衣没得穿了。
领导让去找尸体，都被扒得光溜溜的，哪分得清谁是官谁是兵。
这场历时10个小时的战斗，最后仅有辻村宪吉等数名日军跑掉了，是一场成功的歼灭战。辻村腿长，之前就成功逃脱过国军的追杀，这次从八路手里又跑掉了。回去后，辻村勇敢地拒绝了驻蒙军司令冈部直三郎的自杀建议，回日本转入预备役。
日军这次出来带了四门九二70mm步兵炮、两门九四式75mm山炮。独二混由于有对苏作战的任务，因而，装备要比其他日军好得多。通常日军一个大队配属一个炮小队，只有两门九二步兵炮。
八路的战报是：「这次战斗，除少数伪军混在民夫队逃走外，我军共歼敌五百多人，生俘日军十三人，缴获大炮六门，机枪十三挺，步枪二百一十支，骡马三百匹，无线电收发报机两部和一些粮食等军用物资。」
左边那门炮明显比右边的两门大，这个大水管应该是山炮，最右边有点毁坏的小水管是九二步兵炮。
雁宿崖的战斗我方暴露的最大问题是，杨成武坐镇司令部电话遥控指挥，而前线没有指定负责人或者是联络人，三个团之间也没有相互联络，大家各行其是。幸亏陈正湘主动找邱蔚联系，否则仗就打夹生了。
抗战时期，虽然成立了军区，但是军区只负责人事组织，打仗、筹粮、征兵等等都是各军分区自个儿想办法。由于军分区（杨成武的一分区有点例外，比一般军分区大了许多）一般只有一两个主力团，一两支游击队，作战协同上要求不高，这也确实符合游击战的特点。但是这样的结果是，包括杨成武在内的我军各级指挥员，都缺少打大仗的经验，一直到下面的团、营、连一级指挥员，独自作战，有勇有谋，但是缺乏协同作战的意识。
战区层面的协同作战，只有百团大战一次。之后，又是各打各的，甚少配合。比如41年日军先后对冀东、平西、平津保三角地带、北岳区的扫荡，以及42年对冀南、冀中、太岳、太行的大扫荡，鬼子在旁边根据地扫荡，其他根据地都没见有什么策应行动。这样就造成日军虽然在华北没有八路军兵多，但是能利用公路、铁路机动，在局部战场实现了以多打少。
我军是用了很多年，到解放战争中后期才逐渐掌握了大兵团作战的要领，为此，交了不少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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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艰苦的游击战，既锻炼我军各独立单位的指挥员独立作战能力，但也养成了一些不好的游击习气。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本是游击战的精髓。但是，如果在一个更高层面的战役战斗中，局部方向就要求打不赢也要坚持，以保障整体战役的胜利。
1941年大扫荡，杨成武临时任命参谋胡尚义担任侦察连连长，因为在三个月前鬼子的一次偷袭中，侦察连稍一接触，发觉日军兵力强大，直接就撤了，从而导致县委、县大队等被鬼子围歼。杨成武一气之下就撤了连长、指导员。
梯子沟突围，杨成武派黄寿发坐镇侦察连，就是怕侦察连再次犯老毛病。黄参座黑着脸骂：」给我打，这次哪个没有命令就跑，我一枪崩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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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子沟突围时，担任后卫的侦察连打得不错。后来侦察连改为游击队，游击习气未改，1943年在日军的扫荡中被围歼。
1945年的大同集宁战役，担负围攻大同任务的杨成武纵队，一接到撤退命令，也不与友邻晋绥部队打招呼，呼啦一下疾步如飞全跑回了冀中。气得贺龙向聂荣臻告状：杨成武朋友的不是，狡猾大大的……，扔下我们殿后，自己先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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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击战讲究单打独斗，大兵团作战讲究协同掩护，这个转变是很痛苦的，解放战争时期我军为此蒙受过不小的损失。
抗美援朝五次战役时，63军铁原阻击战打得很好，可在之前，就是由于不告而别，从而让美24师抄了180师的后路。
雁宿崖之后三天进行的黄土岭战斗，如果不是陈正湘机警，很有可能把对日军的围歼战打成日军对八路军一团的围歼战。
关于黄土岭战斗，历来是按照一场大胜仗来宣传。确实，雁宿崖-黄土岭战斗与平型关大捷相比，无论从歼敌人数（1500：1000）、歼灭日军质量（日军战斗部队：大量日军后勤辎重部队）、打死日军指挥官（中将：两名中佐），从哪个维度说，雁宿崖-黄土岭战斗都可以称得上是一场大胜仗。
雁宿崖战斗后，一分区给晋察冀军区的报告中，记载了我军的伤亡情况：负伤372名，其中营级2名、连级21名、排级31名、班级52名、敌工干部1名、战士265名；阵亡136名，其中连级1名、排级12名、班级16名、战士98名；失踪：37名。
对比看一下日军，日军在阿部规秀的阵亡报告中，无可回避地需要汇报此前第二混成旅团的作战情况。这份报告中谈及日军的损失，提到被八路缴获去「山炮两门，步兵炮两门，重机枪三挺，轻机枪六挺」等，并提到这些装备大部分损失在雁宿崖的战斗中。承认雁宿崖之战日军被击毙83人，负伤49人。不过，这只是经过确认的部分数字，实际全部损失「目下正在调查之中」。
用一句正在调查之中，很好地掩饰了真实损失。你要信，就要质疑八路军的战果，你要是拿出真凭实据证明日军战报缩水，他会回一句你没看到报告结尾有「目下正在调查之中」这句话吗？
小日本喜欢玩文字游戏，在日本【华北治安战】一书中如是记载：
「讨伐队突然遭到中共军的伏击。被猛烈进攻的讨伐队奋力抵抗，但是，中共军的战意旺盛，整天战斗都在持续。
三日下午，知道了雁宿崖情况的旅团长，迅速部署对辻村讨伐队的支援。但是，中共军在我军增援部队到达之前，已经在四日晨离开了战场。「
不了解的猛一看，吆喝，八路被鬼子吓跑了。
我军占有地利优势，居高临下将日军压在山沟里打，仍然有这么大的伤亡，可见那时的日军是真不好打。
战斗结束后，八路军打扫了战场，撤了回来。从谁最终打扫战场这个角度看，雁宿崖之战是毫无争议的胜仗。
那会的八路军、老百姓都穷，打死的日军从头到脚被扒个精光。八路除了收集枪支弹药，鬼子的衣服也扒下来穿，老百姓则连鬼子的兜裆布都不放过，可以用来纳鞋底。
三团回到银坊村（现银坊镇），一色的鬼子大衣，三八枪刺刀闪着寒光，老百姓一看，吓得都往山上跑。经喊话，才知道八路打了大胜仗，虚惊一场。
面色黝黑，身材精瘦，一水的日式装备，打远看真像是鬼子来了。就这一身，只要不开口说话，鬼子都会认为是友军。
三团从友军手里抢来的二百驮战利品，自己先拉回了驻地。一切缴获要归公，确实，个人没有拿（从日军衣兜里翻出来的照片书信糖果什么的不算），其他的，连部也是公，团部也是公，司令部也是公，看你怎么理解吧。土八路的正规化建设有很长的路要走。
鬼子的钢盔八路是不要的，怕引起误伤。八路的兵工作坊的小高炉没多大技术含量，熔化不了精钢打造的钢盔，就堆在那成了座小山，后来鬼子扫荡时又被抢了回去。
阿部规秀得知独立第一大队主力覆灭，而且还丢了六门炮，这可是大事。立即召集了1500余名鬼子（二大队、四大队主力），兵分两路，杀向雁宿崖复仇来了。
北路从张家口乘汽车到白石口下车，然后向黄土岭行进；南路从察家岭经走马驿到唐县。
这一次用不着狼诱子，鬼子路熟。11月4日中午，日军来到了硝烟散去的雁宿崖。由于八路干活不用心，日军很容易就找到了掩埋日军尸体的地方。
没有找到八路，阿部很恼火，下令把所有尸体挖出来，架上火烧掉，同时，向四周派出斥候兵，寻找八路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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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0月，杨成武率独立团挺进到雁北地区，在浑源、灵丘、广灵的国民党溃兵路上拣到了几门迫击炮，这是一分区炮兵的起点。当时有炮，合得上口径的炮弹很少，更没有人会使用炮。在这之后，很晚，1938年秋冬，阜城东西庄保卫战之后，大约在一分区走马驿整军期间，晋察冀军区派来了懂迫击炮的杨九坪。一分区这才成立了直属分区司令部的炮兵连，连长杨九坪。
1940年一分区「五卅」大会上，刘峰拍摄的一分区直属炮兵连。不过人员装备不全，有一半跟随一团去太行打朱怀冰了。
1939年5月的大龙华战斗，炮兵连初试身手，集中了所有炮弹，连续打了三十几炮，敌军动摇，我军一个冲锋就拿下了战斗。打下大龙华据点，又缴获了几门迫击炮，特别是缴获了七八百枚炮弹，这才使得半年后的黄土岭战斗中大显神威（雁宿崖战斗没有使用炮兵）。1944年一团奉命去延安时，战士们领受了一项神秘的战略任务，就是将藏起来的迫击炮弹运回延安，在1947年的延安保卫战中，这些炮弹起到了很大作用。
1939年7月25日打响的易县雨季保卫战，一分区骑兵营夜间在界安村与敌炮兵相遇，敌人两门山炮，骑兵营仅缴获一门，另一门推不动。八路不知道日本兵将炮轮上了闸，松闸即可推动。但那时不懂，所以仅推走一门山炮。
雁宿崖战斗中，八路军缴获了九二步兵炮４门、山炮２门。当时战斗紧张，八路军又不善用炮，因为缺乏这方面的人才，战斗后又急于轻装转移，于是（据说）将这些炮就地掩埋（但陈正湘回忆中只字未提）。后来，从黄土岭战斗即将打响前，一分区炮兵连匆匆赶到寨头村来看，这几门缴获的日军火炮应该没有被利用上，以后也不见一分区任何回忆录和记载中提到这些炮的下落。
在黄土岭战后一分区给晋察冀军区的【雁宿崖、黄土岭战斗详报】中，记载缴获：钢炮14门、野炮1门、重炮1门；迫击炮弹2箱又69发、烟雾弹14发、炮弹21发。八路军消耗迫击炮弹190发。
阿部大举进兵，据陈正湘回忆，是他最先（5日晚上）电话里向杨成武提议再打一仗，理由是如果不打，放阿部规秀的鬼子兵继续南下，一来会威胁到易县南管头的一分区司令部的安全，二来会威胁到花塔地区后方医院和兵工厂的安全。
陈正湘的话应该是打动了杨成武，杨成武还考虑到第三条，一分区是晋察冀的北大门，如果放阿部规秀长驱直入冲向唐县腹地，晋察冀再无主力部队可以抵挡，晋察冀成立两周年纪念大会将成为泡影。
下定打的决心，杨成武立即向聂司令汇报。6日晚9时，杨成武向一分区所属主力部队传达晋察冀军区下达的作战命令。
贺龙那会正率120师从冀中返回晋绥，路过晋察冀做客，慷慨地拨出120师特务团归一分区指挥。
据说，贺龙最「仗义」的话，是布置任务给特务团团长和政委时说的。「聂总下了决心要打，任务很重要，你们要服从杨成武的指挥，一定把仗打好，不要把自己看成配角。」贺龙特别强调说：「不要怕打硬仗，不要怕牺牲，你豁出两个营也不要紧，回来我再给你们补充。」
贺龙的部队向来敢于打硬仗，而晋察冀大多是就近征兵，因而在兵力使用上，晋察冀部队不如贺龙的部队。
这一次，八路军动用了1、2、3、25、120师特务团共五个主力团。
日军的南路就是原先三路出击的中路，400余人，由于离得近，11月4日中午12点到达三岔口雁宿崖战场。
5日上午，阿部规秀率领的1000余人的北路主力赶到，成夹击之势，到达西流水、张家坟、银坊一带。
三团急忙退出银坊，带着老百姓上山。由于有许多后勤物资未能提前转移，被日军一把火烧掉，受到分区领导严厉批评。窃以为这也是促成团长纪亭榭下岗的原因之一。
由于我军主力部署尚未完成，一团和二十五团各一部采取运动防御，迟滞日军的进攻速度，一步一步地将阿部规秀引入黄土岭。
5日晚，陈正湘通过电话向杨成武汇报了敌情和自己的想法。
6日午前，日军兵分两路向司各庄、黄土岭攻击前进，进占司各庄及西南地区。诱敌的一团三营两个连在司各庄以东一线山头，背靠黄土岭迟滞敌人。
6日晚9时，陈正湘接到了杨成武从南管头分区驻地打来的电话，宣布第二天的作战命令。一分区有连通到各团的临时电话线，所以二团、三团、二十五团、特务团应该同时接到作战命令。
7日早8时一团部队进入阵地。9时半，一分区派来支援的军分区直属炮连到达紧靠黄土岭战场不远的寨头。10时，先头部队与鬼子打响。午时，黄土岭战场除了特务团，其余一团、二团、三团、二十五团全面打响。
这一次的地形比雁宿崖还要好。杨成武的回忆文章中是这样写的：
「中午12 时，敌先头部队已接近黄土岭东面的寨头村，大队在上庄子一线。直到下午3 点钟左右，全部人马才离开黄土岭，陆续进人狭谷中的小路。这时，我一团、二十五团迎头杀出，三团及三分区的二团从西南北三面合击过来，把敌人团团围住，压缩在上庄子附近一条长约1 . 5 公里，宽约百米的沟里。我军100 多挺机枪从各个山头一齐朝沟中打。」
除了机枪，八路还有炮。在一分区给上级的【战斗详报】中，明确提到：「黄土岭战斗中，炮兵给了日军很大地杀伤，根据大龙华、黄土岭战斗的经验，包围战斗、预期伏击、消灭支点，使用炮兵效果很大，今后遇到这样的战斗，应注意炮兵的使用。」
这一仗开头打得很漂亮，估计头一波攻击就有三四百鬼子丧命。然而，问题紧接着就出现了。
7日，「因另有任务，二十五团两个营下午东撤。」原来，此时在易县后方，二十六团团长韩宝书叛变投敌，赵玉昆高参尹玉斋也跟着叛变投敌。二十五团必须回易县，是因为一分区的主力都在黄土岭，东面和西南面可以说是空门大开，只有赵玉昆的五支队二十六团掩护。赵司令是游杂武装出身，部下大都是缺乏训练的农民，刚归附一分区不久，部队不稳。
「特务团受命后尾随日军前进。7日的15时许，日军进人教场村、上庄子特务团的伏击地域。」特务团随即开火。
在贺龙、关向应于1939年12月6日向朱德、彭德怀、左权报告战况中，多次出现「各团总攻击，因配合不够，未能奏效」，「各部配合不好，不能解决战斗」的字样。雁宿崖各自为战、缺乏协同的问题在黄土岭再次暴露出来。
特务团开火的时候，陈正湘在给杨成武打电话，据他回忆：「向分区、军区作了汇报，说明只要参战各部协同动作，密切配合，完全可以全歼敌人，并建议于8日拂晓，以一团附近的三堆火为总攻信号，各团同时出击，全歼敌人。」陈正湘当时估计，如果各团配合密切的话，乐观情况下在那一天傍晚就能全歼鬼子。
电话最后，"杨司令员说：‘三团归你们统一指挥，其余两个团（即三分区二团和一二〇师特务团）分区负责通知。’"
陈正湘接着叙述：「8日，天蒙蒙亮，793高地三堆烈火冲天而起，司号员易良才吹起了冲锋号。……当突击队冲向河滩时，遭到敌人密集火力的拦阻射击。突击队暂停前进，隐蔽待命。这时，除听到特务团方向有枪声外，其他团（队）方向均无动静。为了避免突击队被敌人火力封锁，减少伤亡，只得吹号令一营、二营后撤。」
特务团战报中也记载：「上午四时开始总攻击，五时职团方才接到命令……。但是五时还不见二三两团的运动」。
显而易见，黎明总攻失败了。失败的直接原因是二团和三团不见了。这两个团去哪儿了？
6
阿部规秀是下午四点多被一分区的迫击炮炸成重伤，拖了几个小时后死去。关于阿部到底是陈正湘指挥的炮炸的还是二团炸的，扑朔迷离。
迄今较被认可的说法是陈正湘发现对面山上一个院子里有一群穿大衣的鬼子进进出出，判断是日军指挥部，遂命令配属的四门迫击炮开火。
第一发测距，第二发远弹，第三发近弹，第四发就是修正后精确命中！这四门炮统共带来了16发炮弹，于是，就有打了四发和打了十六发两种说法。
一团三营张英辉的回忆：
第二天天快亮时发起进攻，进攻之前，一团的三门迫击炮同时向山头和山后的校场开炮，后来知道炮弹正中日军指挥部，亲临指挥的日军名将阿部规秀中将被当场炸死。我们攻上山顶，消灭日军一百多人，缴获了几挺机枪，然后迅速结束战斗。
这说明在8日清晨发动总攻时，迫击炮开了火，也从一个侧面佐证了7日下午一团打了四炮。八路穷，那点儿炮弹精贵着呢。
北方的初冬，天黑得比较早。从阿部规秀被炸到天黑还有两个多小时，足够打一次冲锋。如果我军能利用这两个小时发起总攻，四面八方都打起来，四个团八千多对剩下的七八百日军，是可以完成歼灭战的。
问题就出在相互配合上，你那边攻，我这边看，我这边攻，你在观战。现场缺乏统一指挥调度，就算杨成武指定了现场指挥员，由于各团之间也没有电话线之类的通信联系，陈正湘如果想复制雁宿崖找邱蔚商量，等翻过山头到达三团指挥部，估计天也就黑了。
杨成武在南管头的指挥部倒是有联通各团的电话线，距离远了后信号衰减厉害，往往需要大声喊几遍对方才能听明白，等他挨个通知下去，天估计也黑了。
煲电话粥不是新鲜事，早在八十年前，杨成武就经常在夜里与聂司令聊上几个小时，也没人敢问他俩要电话费。
因而，确定第二天早上再发起总攻，符合当时的客观情况。
迄今为止，关于二团和三团为什么在7日晚离开激战正酣的黄土岭战场，没有一个权威的、官方的说明，回忆录里也无一人提及此事。
杨成武在【战斗详报】中，将二团、三团没有接到总攻命令的原因归咎为电话通讯不畅。陈正湘在回忆录中说，他不大放心「分区通知三团」的命令是否得到落实，于是亲自手写一封信，命令一团的两个侦察员给三团送去。陈正湘随后在括号中补充：「（实际上三团已于7日晚撤出阵地，到后面宿营去了。）」
没接到总攻命令也就罢了，还敢在战斗激烈时将部队撤出阵地，这个问题就严重了，是可以杀头的！
多年以后，在【杨成武回忆录】中，对黄土岭战场的撤退，做了如下解释：「敌人纠集了重兵。驻保定的第110师团、驻大同的第26 师团、驻张家口的独立混成第2旅团余部纷纷出动，从灵丘、涞源、唐县、完县、易县、满城等方向分多路向黄土岭合击，先头部队距黄土岭己不到15 公里了。敌人企图在包围圈外面对我们形成一个更人的包围圈，把我们的参战部队一网打尽。」聂司令员「立即指示部队撤出战斗，注意敌情变化。」
据二团二营代理营长段志清的回忆，「到了下午，团长传达了杨司令员指示，原来情况发生急剧变化，日军已组织了2万多兵力，正分5路向黄土岭合击而来。为了避免部队伤亡，我军决定撤出阵地向唐河南岸转移。」
如果按照回忆录中所说，这两个团是在8日中午或者下午接到了撤退命令。只有一团和特务团接到的是黎明发起总攻的命令，并未接到撤退命令。
这就很奇怪了。当时的【战斗详报】和几十年后的回忆录，说法有那么点不一致。既然通知不到那两个团参加总攻，怎么就能通知到撤退？再退一步，就算没接到总攻命令，擅自把部队从阵地上撤下来，事后也没听说有啥处罚，这胆子也太大了。护犊子也不能是这个护法。
阿部规秀被围，110师团的桑木崇明不好意思再拖延出兵了。
11月6日晚，坏消息传来，这次鬼子是兵分三路合击，除了阿部规秀带着的最强的北路鬼子即将进入黄土岭伏击圈，完县（今平顺县）的鬼子离北大悲不远，唐县的鬼子已经接近了店头村。晋察冀军区成立两周年大会被迫中断。
11月7日，黄土岭打响的同时，葛公村（白求恩医校就在那边）周边均已发生小规模战斗。担任阻敌的部队只有贺龙一二零师教导团和冀中特务营。在唐县的晋察冀军区及抗大二分校只能仓促转移。
11月8日，鬼子兵在齐家佐、管家佐一线会合。回忆录中，充满了教导团与特务营不积极配合的言辞。估计又是各顾各的。
三分区只有二团一个主力团，力量弱，命令二团马上撤回去救火，这理由也算充分。
二团成立时，团长黄寿发、团政委袁升平，交给三分区后团长唐子安、政委黄文明、副团长刘兴隆，都是55年少将。由于三分区底子薄，一直没能给好好补充，人数少装备差只有10个连（9个战斗连1个团部连），虽然有两个红军连（独立团2营3、4连），但是多为在陕北补充进来老陕，参加过长征的不多。
三个团中，一团底子最好，有十三个连，人数最多的却是三团，有十五个连。
三团在银坊未来得及转移的物资被烧，手上还有在雁宿崖从一团手里抢来的200马驮的物资，八路穷，赶快把物资给我送到司令部来，这理由在当时十分合理。
所以，在一团、特务团与日军激战正酣时，邱蔚副团长（几天后就再次扶正）赶着200马驮物资向分区开拔。
厚此薄彼？反正一团和特务团没接到撤退命令，也许杨司令的想法是用这两个团就能把残余的日军消灭掉。
最够意思的是120师特务团，一直打到下午四点多才自行撤退。陈正湘回忆录写道：「特务团顽强地抗击敌人的冲击，激烈的战斗持续了近20分钟。后因敌援兵将至，该团有组织地撤向长祥沟、大安等地。」「当我追击部队向前追击时，发现南面原我兄弟部队的阵地上有敌钢盔的反光。」「这时，已经是下午5点来钟了。」「战局已变化，全歼敌之战机已失。于是，令三营担任掩护，团主力向寨头以东地区转移。」
再不撤，就要被日军包了饺子。陈正湘曾惋惜的总结：「本来7日黄昏前完全可以全歼敌人」，就算有客观条件限制，那么「如果7日晚有的团队不撤出阵地，8日一早，我各部队同时向残敌发起攻击，敌人不会逃脱跑回涞源。」
作为」客军「，120师特务团是五个团中参战时间最晚，收益最划算的部队，最后特务团伤亡了四十多人，缴获了七十多条枪，几十个骡马驮子的物资。其他晋察冀四个主力团的部队，一团、二团、三团、二十五团，在黄土岭战斗中虽然缴获有机枪，但是没缴获到多少弹药和物资，基本上空手而归。
雁宿崖战斗缴获大大的，相比较黄土岭虽然歼敌人数多，但是没什么缴获，这是赔本的买卖。打仗没什么缴获，这在靠缴获过日子的八路看来，就是仗没打好。
据统计，两场战斗我军除了消耗190发迫击炮弹，另外消耗了9.9万发子弹（平均到每个战士每人开了十枪）。对比【八佰】被英军缴械时留在仓库里让鬼子缴获的12万发子弹，只能说国民党军太阔绰了。
战后，聂司令很生气，责令一分区让一团做出深刻检查。出力最多、战果最大，但是谁让你把缴获的物资给三团抢走了。现在倒好，人家把200驮物资一送，啥都不提了。
检讨会还没来得及开，蒋委员长的祝贺电报打到了延安，延安又打电报给晋察冀，聂司令再给杨成武打电话，然后，检讨会变成了表彰会。
论功行赏，一团政委王道邦升任5支队政委，一分区又成立个一支队，王开湘任支队司令，三团政委袁升平任政委，一团参谋长杨上堃升任参谋长兼一团参谋长。
只是，这个一支队没有司令部机关，没有参谋人员，连张办公桌都没有。
不久，王开湘跑去军区养病，一去不归。不过他确实身体不好，需要养病，但是为啥不在一分区养病呢？自己的新婚妻子就在一分区卫生队当医生。紧接着，袁升平政委」找了个指标「，去延安学习去了。40年1月，晋察冀组成南下支队去太行打朱怀冰，二营长宋玉琳代理一团团长。满心以为怎么排都能轮上当团长的一支队参谋长杨上堃与几个人出走，准备在外面拉队伍干出成绩，让领导看看自己的能力。领导都走了，一支队也就没人再提了。
这一次别说聂总了，总部朱、彭二位首长都动怒了，要杀一儆百。杨上堃是为革命立了大功的，长征时，突破乌江、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攻克天险腊子口，杨连长都是带着战士冲在最前面。最高领导都要保这位红军的功臣，自然是能保下。两个功劳小一些的职务低一些的，那就不客气了。
阿部规秀被炸死了，配合作战不力的桑木崇明很快就被勒令下岗，回日本转入预备役。
这一边，摄影师沙飞来到一分区，黄寿发脾气怪，不喜欢照相，所以只留下了这张杨成武司令员、高鹏副司令员、罗元发政治部主任在黄土岭前线观察敌情指挥战斗的著名照片。只是，如果是在前线的话，沙飞同志你的后背是不是就要暴露给山对面的日军？
摆拍这个事，前有硫磺岛举旗，后有麦克阿瑟登陆菲律宾。反正，都是胜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