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41年1月20日，皖南事变不久以后，中共中央军委决定重建新四军军部，将部队重新整编为7个师一个旅。
其中以原苏中部队组建了新四军第一师，师长粟裕。下辖3个旅，总计兵力1.2万人。三个旅的旅长，分别为叶飞、王必成、陶勇。他们三人在粟裕的率领下，驰骋在苏中大地上，被誉为是粟裕的「三只铁拳」。
陶勇的性格豪爽开朗，尤其重义气，周围的人都愿意与之交朋友，每逢打仗必然冲锋在前，人称拼命三郎。粟裕对麾下这样一员战将，也是十分信赖。曾与之共过事的老战友惠浴宇评价：
「和有的人共事几十年都难得相交，到头来圆满地画个零就算不错，和陶勇正相反，一经相识，至死不渝。」
陈毅建议改名，粟裕提议：干脆把姓去掉，就叫陶勇
陶勇原来不叫这个名字，他的本名叫张道庸。这个名字文质彬彬的，一点也不符合陶勇的气质。
虽然他出身于一个安徽霍邱县贫苦的农民家庭，可父母为他取得这个名字，也是有用意在里面的，就是希望他能恪守中庸之道。
可在旧社会，穷人吃不饱穿不暖，还要受到地主的欺压，幼年时的陶勇曾给地主家里放牛，又干过多年的窑工，始终也是受欺压的命运。
不甘心被束缚的陶勇自思，如果自己再恪守「中庸」之道，只怕就得饿死，而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就要推翻旧社会，彻底的当家做主。
陶勇积极投身于农民运动，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陶勇加入农民自卫队以后，很快就被地主还乡团盯上了。
就在地主准备逮捕陶勇杀害的时候，陶勇和几个赤卫队队员一起逃了出来，一直跑到了河南商城，从一名普通的游击队员做起，参加红军以后，历任班排长。
原本陶勇出身赤贫，其实没有经过多少的文化教育，到了红军以后，陶勇开始自学，凭借过人的天赋能力，逐渐地能识文断字。更为关键的是，陶勇打仗也不怕死，惯于勇猛冲锋，即便是后来当了高级指挥员以后，依然沿袭了这个习惯。
一次，陶勇指挥一个连作战，被敌人团团包围，陶勇挺身而出扛一口大刀，临行前喝了一口酒喷到了刀上，大喊一声「刀枪不入」，随即冲下山区，杀出一条血路。陶勇打仗也不怕受伤流血。说来也怪，陶勇一生大战小战无数，受得轻伤居多，往往好得十分快，被身边战友们调侃「血好」。陶勇微微一笑道：
「敌人的子弹没劲儿，打在身上软不拉塌的，没什么了不起。」
1936年9月，红军长征结束后，陶勇任红9军教导师师长，这一年10月，随红四方面军总部西渡黄河。
西路军转战河西走廊过程中，遭遇西北国民党军马步芳集团重兵围剿，陶勇率领的教导师伤亡惨重，余部并入红27师，陶勇任27师副师长兼81团团长。
陶勇虽然经历浴血奋战，但寡不敌众，81团仅剩30多人，执行敌后牵制任务时，遭遇国民党军重兵围剿，陶勇率部几经冲杀，等逃出来时仅剩一人，又累又渴的陶勇刚想休息一下，谁知道睡醒以后，几十把明晃晃的刺刀就戳到了眼前。
陶勇被俘以后，先是被关押在凉州，后来又被送到了兰州，又被关押到西安行营看守所一段时间，一直到1937年后半年，全国抗日统一战线想形成以后，陶勇才被放了出来、周恩来和孔石泉一起到西安看望被关押的红军将士。
见到陶勇以后，周恩来上前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我代表党中央欢迎你们归队。」
陶勇被安排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到1938年，陶勇调任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任副团长、团长。当时粟裕率领的游击队被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4团3营，粟裕任第二支队副司令员。
也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陶勇就到了粟裕的麾下，两人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新四军建立以后，奉党中央的命令，挺进敌后作战，第一、第二支队挺进江南敌后，并向江北发展，陈毅、粟裕也决定大胆地放手，陶勇的军事才能也得以凸显。
需要指出的是，陶勇这一时期用的还是本名张道庸，因为出现的次数太多，已经为日伪军所掌握，陈毅建议陶勇改名：
「道庸？这个名字有点封建色彩，不好。」
就在陈毅反复念叨的时候，旁边粟裕提议：
「干脆把姓去掉，一语双关，就叫陶勇吧。」
陈毅十分满意这个名字，于是一拍板决定：
「就用陶勇这个名字，陶者，无忧也，勇者，无畏也。」
「勇」字很好理解，陶字在汉语意思中，有快乐的含义，如陶然、陶醉等等。因此陈老总才会说「陶者，无忧也」。
事实证明，这个名字确实恰如其分，陶勇做到了「无忧无畏」。
1939年冬，为打破国民党军对新四军根据地的封锁，陶勇奉陈毅的指示，借助为苏北战友送弹药的机会，率4团以苏皖支队的名义北渡长江，在扬州、仪征、天长，六合等地拓展根据地。
陶勇支队的出现令敌人闻风丧胆，日伪顽军四处打听陶勇是何许人也，
答曰：「陶勇者，红军时代的张道庸是也。」
1940年10月，黄桥决战中，时任新四军江北苏北指挥部第三纵队司令员率部镇守黄桥。
面对优势敌人的进攻，陶勇站在土围墙上观察敌情，面对敌众我寡的态势，当时负责防守的7团已经被抽调了一个营去牵制敌人，面对敌人的攻势有心无力，陶勇冷静的看了半晌，命令7团政委惠浴宇：
「再从7团抽调一个营出来，随我打出去。」
惠浴宇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倒不是他不想抽调这一个营的兵力，而是认为应该是他率部冲出去。
「不要多说了。」陶勇以不容辩驳的口吻下命令，随即脱掉上衣光着膀子，手持大刀杀入敌阵，边冲边喊：「同志们，跟我往前冲。」
惠浴宇看着冲出去的陶勇，眼眶湿润了不少，他对着战士们大喊：「快看，陶司令冲出去了，我们一定要顶住呐。」
这一战就连粟裕也看到了陶勇的英勇表现，不由得赞叹了一句：
「好一个拼命三郎。」
粟裕称陶勇：陶勇无畏，粟某无忧
1940年12月，韩德勤趁陶勇率主力7团参加曹甸战役，令下属徐承德所部第六纵队，配合驻如东马塘的保安1旅詹长佑偷袭陶勇3中所在的大本营掘港。
面对危急的形势，陈毅令陶勇率部回援，陶勇一面布置兵力从水陆并进，一方面积极筹划瓦解国民党军的攻势。陶勇认为在进攻掘港的国民党军中，徐承德是顽固不化的，唯独只有詹长佑还可以争取。
陶勇率领3纵到南通、如皋等地后，建立了苏中四分区，在这片地方上，陶勇率领的新四军总数不过3500余人，而国民党军却多达3万多人，各方势力错综复杂，大多数势力只是为了自保而盘踞当地，并不积极抗日，只有少数才是真心抗日的部队。
詹长佑率领保安1旅驻扎在如东马塘，是持中立态度的，对于中国共产党率领的队伍，既不排斥，也不合作。这次进攻掘港，也是受了徐承德的蛊惑。而他也一直是陶勇要团结的对象。
为了说服詹长佑，陶勇不顾危险，率领几名警卫员一路涉险通过危险区域，乘从日本人那里缴获来的摩托一路疾驰到詹长佑驻地马塘，哨兵看见了赶紧抬枪喝问：「谁？」
哪知陶勇头也不回地喊了一声：「我是陶勇！」
还没反应过来，人已经冲过了防线，人走了半晌，哨兵才想起来，之前他听过陶勇这个名字。
陶勇人不停歇，直接冲进了詹长佑的司令部，一进门就喊：
「詹旅长，听说你要打我们，我送上门来了。」
詹长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陶勇就敢这么单枪匹马地闯进他的司令部，一时间气为之夺，陶勇晓以大义，劝说詹长佑不要误入歧途，詹长佑答应陶勇，不再主动进军。陶勇免除了后顾之忧以后，集中主力，击溃了徐承德的部队，并在汇龙镇将其全歼。
1942年1月，陶勇又率8团包围了伪团长徐宝富的据点，徐宝富自恃碉堡坚固，对我军的喊话不理不睬，陶勇集中火力，打掉了碉堡的一个角，徐宝富这才确信新四军的战力不俗。
可他不想投降，毕竟还是要顾忌到自己的颜面问题，徐宝富面对劝降信，提出了一个要求：
「请陶司令亲自出面谈判，再做考虑。」
陶勇决定单刀赴会，当时8团将士都劝说陶勇不要去冒险，可陶勇认为，这次冒险能够让200多伪军反正，代价是值得的。
徐宝富也只是试一试，看看陶勇是不是真的有胆量过来，没想到陶勇真的只带了一个警卫员走到了吊桥边。
「你们要见我，我就是陶勇。」
陶勇如同神威天降一般，令敌人也都产生了佩服的情绪：
「还真有这种虎胆英雄。」
徐宝富从碉堡中走了出来，陶勇义正言辞地对他说：
「你缴枪，我们就作为起义处理，愿当新四军的我们欢迎，愿回家的我们发给路费。你看怎么样？」
徐宝富心悦诚服，心甘情愿献上宝刀，陶勇用自己的人格魅力，感化了一大批的敌人，宿北抗日时，有不少的地方实力派都被其义气所感动，甘愿听从新四军的调遣，短短两个月，国民党军11个团2万多人就成为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
就连陈毅也感慨：
「陶勇已经让我感觉到了无畏，又让我感觉到了无忧，是了不起的好同志啊。」
1941年1月，新四军重建以后，粟裕任新四军第一师师长，下辖3个旅中，陶勇任第二旅旅长。
陶勇跟随粟裕南征北战，建立了赫赫功勋，在后来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华东地区部队打得打大仗恶仗比较多，尤其是和国民党军第五军、整编74师较量。需要指出的是，华东地区我军是在主力部队北上以后，原地方部队改编而来的，对于本身就缺乏武器装备的他们，能够经历如此大规模的恶仗，是十分难得的。
粟裕麾下将领，叶王陶三人都是骁勇善战，个性十足。三人虽然表面上看来都是一副书生的模样，可论起脾气来都是性如烈火。
1945年10月，华中军区所属成立华中野战军，粟裕任华中野战军司令员，而麾下4个纵队中，王必成任6纵司令员，陶勇任8纵队司令员。
后来6纵改称华中野战军第6师，谭震林兼任师长政委，8纵改第一师，粟裕兼任师长、政委、王必成、陶勇分任副师长。
1946年6月，陶勇率领一师北上山东途中遭遇到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第五军，由于华中野战军部队多数都是地方部队改编而来，对于打这样的部队毫无经验，在坦克冲击之下，第一师不断的后退。面对这样的情况，陶勇不慌不忙，在路边打谷场的石磙上坐了下来，有战士担心他的安危，高声喊道：
「副师长，坦克挡不住，赶紧撤。」
谁知道陶勇却在一旁厉声喝道：
「我陶勇坐在这里，哪个敢撤。」
粟裕得知此事后，开怀大笑：「陶勇无畏，粟某无忧。」
在一份报告里面，陈毅就曾指出：
「这个部队善于河流水网、夜间和运动作战，善于阻击攻坚，到山东后，又善于野战，战术比较全面，在华东战场做出了贡献。」
粟裕也在回忆文章里面提到了陶勇：
「在我们共同战斗的岁月里，陶勇同志一直率部奋战在战争的第一线，驰骋于长江南北的抗日游击战场，参加了解放战争时期华东战场上的历次重要的战役，参加了伟大的淮海战役、渡江和上海等重要战役，他以勇猛顽强的战斗风格，机动灵活地指挥艺术和顾全大局的共产主义风格，为人民解放的伟大事业，立下了不朽的战功。他率领的部队以辉煌的战果，在我军的史册上留下了光荣的一页。」
「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
新中国建立以后，陶勇还曾率领华东部队入朝参战，1950年朱老总视察入朝部队时，看到了陶勇，立即上前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
「好哇，你就是陶勇，久闻你的大名。」
陶勇率领第九兵团回国后不久，即担任了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
1958年春，在福建中部海潭岛，活跃着一艘国民党军的特务船——「63号」炮艇。
该船性能较为优良，加上炮艇艇长高建武本身就是福建平潭人，对于地形非常熟悉，经常游走于福建沿海，骚扰渔民、商船，搞得渔民都不敢出海捕鱼，福建沿海居民都称它为「海上恶霸」。
平潭县将该消息反馈给东海舰队以后，陶勇即可副司令员彭德清商量，专门派遣了一支舰队到海潭岛，经过不懈努力，我海军最终找到了该艇，并将该艇顺利击沉。
闻听喜讯的陶勇十分高兴，十分感慨地说：
「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东海舰队起码要保障东海无事。」
陶勇为祖国国防力量的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
不过陶勇本身性格耿直，喜怒皆形于色，尤其是看不惯一些不良的风气。
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粟裕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当年粟裕的三个老部下，叶飞一言不发，而王必成站出来为粟裕说好话，
有人要陶勇也写一份材料，陶勇推辞道：
「首长，您也知道，我大字不识一个，我自己呢，当了团长还不认识自己的名字，这样吧，就请你的秘书写一篇材料，我来念吧。」
到了发言那天，陶勇手里攥着一份材料站起来说道：
「我文化低，识字不多，这篇稿子是xxx首长的秘书xxx写的。但这里笔划多的字实在太多了，怕念不好，错的地方，请x秘书补充。」
陶勇一贯嫉恶如仇，即便是在受到压力的情况下，也绝不动摇自己的看法，这种精神实在是令人钦佩。
1967年1月21日，陶勇在上海逝世，几个月后陶勇的妻子朱岚亦逝世。
1968年夏，粟裕得知陶勇夫妇在上海逝世，悲痛莫名，两人在革命战争虽然是上下级关系，却有着很深厚的战友情分在，粟裕愤怒的说：「这件事情一定要调查清楚。」
「陶勇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不比你们清楚吗？」
在陶勇去世以后，粟裕顶住压力，托人到上海找到陶勇的子女，关心他们的生活，不仅如此还向周总理汇报了陶勇的情况，一直到70年代初，周总理仍对陶勇的事情念念不忘，十分惋惜。
陶勇离世后，骨灰由龙华火葬场的工人师傅蔡其家保管，根据叶永烈撰述的文章中称，蔡其家趁人不备，将陶勇的骨灰埋在了附近的假山上，一直到1977年夏，陶勇的骨灰才被专机接回了北京，根据周总理生前的遗嘱，陶勇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一室。
对于陶勇，许多曾经和他共事过的老战友都对他十分怀念，尤其是他生前曾对中国的海防事业做出过巨大的贡献，这是任何人都不能抹杀的，原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华东海军司令员张爱萍听闻陶勇噩耗后，当即写下挽联一副：
「将军横扫千军，英魂冷对奸雄」
20世纪80年代以后，华野老首长粟裕与叶飞、王必成等当年的战友在一起聚会，也会时常想起陶勇
：「唉，如果陶勇在这儿，该有多好。」
陶勇性格活泼，十分喜欢热闹，好美食，好鲜衣，好梨园，好打球，好玩牌，好饮酒，好交友，可概述其生平，可对游戏而言，陶勇都是粗通而不精通，据说陶勇打牌技术差，却又不服输，时常偷牌，有时候输急了，会有人指责陶勇耍赖，可陶勇却振振有词：
「打牌如同打仗，要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嘛！」
陶勇将军的一生，是值得纪念的一生，他为祖国建立的功勋，是值得我们后人永远铭记在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