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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八路军抗战「伤亡少」?看刘伯承和贺龙的战斗总结就明白了

2024-07-19历史

抗战初期的敌后战场,红军的打法给日军的沉重打击,中国人对红军「小牺牲换取大胜利」充满期待。

当年【大公报】报道:「……对红军过去持久性和战术上的特殊优点,是以小牺牲换取大胜利的游击战术,都抱着热烈的希望。希望他们在抗战中有更好的表现!」。红军这种打法和正面战场惨重损失形成的反差,给国人以巨大鼓励!

很快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和新四军,确如国人盼望的那样,在战斗中, 「以较小的牺牲来换取更大的胜利」。

1939 年的【八路军新四军两年来的战绩】记录(数字含伪军):

「八路军主力进人华北两年来的战绩统计」,敌我伤亡比例为1.4:1

「毙伤敌人达80500余人(俘虏敌伪军10000名在外)

而我之伤亡则为56000余人(游击队及地方武装的伤亡不在内),

敌我伤亡为14与1之比(我伤亡1人敌为1.4人)」。

「又据新四军去年作战的统计」,抗战之初,敌我伤亡比例为,4.7:1:

「从参加战斗的6个半月中,我军共伤亡664人,敌人伤亡了3232人,敌我伤亡对比是4.7 比 1」。

这篇文章与正面战场进行了比较:

「再看全国范围敌我伤亡……据白崇禧将军的统计,淞沪抗战,敌我伤亡为1与3之比(我伤亡3人,敌伤亡1人)。

鲁南,武汉会战时,敌我伤亡为1与2之比」。

【八路军新四军两年来的战绩】总结道:「……不难想象八路军,新四军的游击战的战略之成功……」

八路军新四军的这种局面,从抗战初期一直持续到后期。

1944年 8 月叶帅发表【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公布:

七年来八路军、新四军大小战斗 91549次,

毙伤日伪军83.2815万人,

我军负伤25.1513万人,阵亡14.8609万人(其中团以上干部555人)。

敌我伤亡比例为2.1:1。

(插一句:有资料说,中国军队平均对日军战损比5:1,这文里是八路军和新四军数据,所有敌军数据含伪军,因为都是敌军)

到抗战中期,一些我敌后根据地作战,还有更悬殊的比例比如:

一、1941年2月10日晋察冀军区

1940年战斗统计(包括冀中平西):战斗2989 次,毙伤日伪军40102名,敌我伤亡为5:1。

二、【冀鲁豫军区1942年工作总结】统计

1941年,冀鲁豫军区野战部队与日伪军作战,敌我伤亡比例为2.66:1,地方部队作战的敌我伤亡比例则为4.32:1。

三、【太行人民武装斗争经验】,记录 「反扫荡」战况。

1942年2月反扫荡,敌我伤亡比例5.2:1;

5月反扫荡,敌我伤亡比为4.6 : 1;

10月反扫荡,敌我伤亡比例高达7.86:1。

以上这还不是太行区最高的敌我伤亡比例。

1943年5月庞炳勋和孙殿英投敌,日军趁机向太行腹地大扫荡。我军展开了规模空前的反「扫荡」斗争,一度取得了13.5:1的敌我伤亡比例。

李雪峰回忆:「到处都是地雷战麻雀战……太行民兵作战 2255 次,有14679人参战,毙伤敌伪 1902 名.……敌我伤亡比例为13.5比1……

敌后战场战术正确,打出如此悬殊的敌我伤亡比例,战绩辉煌——好像与抗战神剧里的「战况」接近。只是真实情况是:我军并非「天兵天将」,日伪军更没有蠢到无可救药的地步。

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战绩,其实来自于游击战的正确运用。

刘伯承【太行军区夏季反「扫荡」军事总结】(1942 年8 月129师师长)中写到:「一个基层部队的报告,敌我伤亡对比,

在伏击战斗中为 6.6:1(即毙伤敌6.6 人,我军伤亡1人);

在袭击战斗中为 2.94:1;

在麻雀战斗中,为53:1(后面详述)。

伏击战(指袭击行动之敌)袭击战(指袭击驻扎之敌)麻雀战等游击战术,运用得当才得以用很小的损失,一次次给予日伪沉重的打击。

贺龙在【抗战第六周年战术经验总结】(1943年120师师长)写到

1942年7月——1943年6月,晋西北敌后根据地战斗中之伏击、袭击战斗,「占主动战斗总数的55.75%」,「敌我伤亡的对比为2673:1108,即敌伤亡2.4人,我伤亡1人」。

「自1943年1月——6月,我军伏击、袭击战「占主动战斗总数的41.25%」,随着伏击和袭击战比例的大幅下降,「敌我伤亡的对比是1340比825人,即敌人伤亡1.48人,我伤亡1人」

刘伯承(当时为师长)指出: 「在战斗无胜利把握时,必须避免战斗」,「不管用哪种打法都要出敌不意,才能达到'消灭敌人,发展自己’的目的」,正确的运用战术原则,才是敌后战场胜利的最关键法宝。

贺龙(师长)在【抗战第六周年战术经验总结】里指出:「以极小牺牲,取得了极大胜利」的战斗,「在情况不明、地形不利的条件下不恋战,不与优势的敌人作正面冲突」,「反对不问情况,不讲战术,蛮干硬拼」。在战术上表现了高度的积极性,灵活性与创造性」用一切办法寻找、制造、抓住敌人弱点,使伏击、袭击、伪装、欺/骗等方式密切的配合」。

游击战体系是完整而深刻的。我军在敌后战场,通过血与火的洗礼,一次次实践和反思,实现了「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实战效果。后人如果凭一般经验来想象当年战场,未免太草率了。

当年老人家在发表了【论持久战】后,又发表了【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详述了各种袭击、伏击战术,甚至细到伏击骑兵、汽车、火车、船舶的不同战术要求!

我军很多名将也将实践总结后进行发表分享——如左权的【埋伏战术】和【袭击战术】对"突然向运动中的敌人发起的战斗」和「向驻扎敌人袭击」进行过深入的战术分析。

前面那些敌我伤亡比例最悬殊的「麻雀战」战术,不只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这种「简单」战术,有极其严格的战术要求。

刘伯承甚至在麻雀战和地雷战衔接问题上都曾有过明确的指示: 「麻雀仗就是游击战最小最散的战斗队形……地雷安放最好以伏击配合之(这种伏击是诱伏),或配置监视哨……在埋地雷的上面伪装埋有资材,然后以麻雀仗的退法诱敌去挖掘使之触发」

八路军山东军区黎玉,在1942年专门论述了麻雀战的具体战术要求:

「发挥麻雀战的作用……采取宽大正面的配置,布满山谷要点,前后左右都有几个(纵深配备)组织稀薄的部队,部分突击钳制火力,3、4人一小组,专门射杀敌指挥官,或打敌人的行军。打了就走,再移到敌人后面射击敌人。

在大小「扫荡’时各山头最易发挥作用……青纱帐起,可伏在高粱地内……」。有如此详尽的战术要求,麻雀战才取得一次次胜利。

我军麻雀战术看似简单,却有非常正式规范的战术体系。

日军也高度重视:1943年,胶东莱阳治安军 「剿共第三路军」战斗中捡了一本许友将军编的【麻雀战术】教材,日军如获至宝,称之为「现时之麻雀战术密本」,赶紧翻印成册,重点刊登,供作战时参考。

抗战神剧中很多荒诞的靠个人英雄主义、甚至还有绝顶武功破敌就有点不尊重先辈了。

抗战中,只有全民皆兵、全民参战,才可以让这些战术得以落实——人民战争是战术能够运用的根本依靠,「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这真理贯穿了我军军史。

以伏击战为例:日军可以快速调兵,分割根据地,还修了密集公路网。

在看我军:绝大部分部队,长期没电台,战斗中更加难以沟通。要成功伏击行军中的日伪军,就必须精确掌握对日伪行军路线和位置。

于是,情报成为取胜关键。这些情报这完全依靠人民战争才可以做到!

刘伯承在【关于太行军区的建设与作战问题】( 1941年 )中明确写到:「作战时……各游击小组,发现敌情时,除飞送情报外,应以手榴弹、土炮、土枪、步枪声追随敌人,以惊醒附近军队。

各区村的要点设置号炮、烟火和腕木等通信,(腕木:在高地设高竿,高竿顶上有一活动木棍旋转,根据旋转角度之不同规定信号)

敌人从何而来,有多少,我们应如何动作,都规定成符号……得到警报时,就好照着做」。

这就是1943 年太行区反扫荡,敌我伤亡比例高达13.5比1的真正原因——李雪峰回忆:「敌人的一举一动,都被各情报网及时通报给各级指挥部,游击队集团很快组织进攻,使敌人处处挨打,防不胜防」。

这才是人民战争的最真实最生动的场景。

日军63师团老兵斋藤邦雄 (战前是日本东宝映画演员,战后成为著名漫画家,曾任东京儿童漫画协会会长),曾多年与八路军战斗。

他画过漫画:「八路军是这样打仗的」。

画中日军据点遭八路猛烈攻击,据点里的日军军官喊:

「一定要坚持到本部援军到来,顶住!」

但是实在等不到援军,军官很焦急说:「本部在干嘛?」

日军本部正看着地图开会。军官说:「调不出兵力增援」,

另一个军官说:「那也不能看着他们都被杀呀」。

在日军本部的门口,一个捡粪的中国农民,头上标的是「敌军特工」,田地里锄地的中国农民,头上标的是「敌军的工作员(侦察员)」。

日军增援必经的道路两旁,都有八路军的「物见」( 即通风报信的设施)。道路最窄的地方,埋伏好了八路军……

这幅漫画描述了八路军「围点打援」的实景,不难想象日军增援部队出动后,侦察员和消息树启动,八路军设下埋伏圈,成功实施了一次伏击。

我军 「围点打援」过程和这个画面符合的战例比比皆是。

1940年5月29日,著名的八路军回民支队,由衡水县大队配合, 「围点打援」,先猛烈围攻衡水县据点(日军四大据点之一),诱敌出城增援。

我军在安家村——康庄——杨家庄公路设下埋伏圈,公路边的麦田中,「县大队派战士化装成收割麦子的,一为迷惑敌人。二是便于瞭望」。

日军援兵一出动就被紧紧地盯上。"敌人在远离伏击圈时就不断有敌情报告:'到了后马庄村后了’'到了康庄村南了’……」

指挥员是赫赫有名的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有了源源不断的情报,巧妙伏击,回民支队一举全歼「日伪军 170余人,缴获平射炮1门、轻重机梃4挺、长短枪150余支」(见【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对敌斗争】)。

通过「群众的眼睛」侦察敌情,是我军的法宝。桂军第七军的军官曾向新四军大队长张体学求问游击战术。张体学简明扼要回答:「要做到军即民、民即军,军民合作无间……你们都是军人,都不是本地人,很容易暴露……如果没有群众的眼睛,那太困难了。

我们在武汉有自己的侦察员,鄂东布满我们的侦察网。全是群众完成,我们就做得到化整为零,集零为整’……」

翻开尘封的史料,才会明白为什么在装备被完全碾压状态下,在如此困苦条件里,一块块根据地可以在沦陷区坚持下去,而且能不断扩展。

现在导演和编剧应该沉下心学习史实,为先辈出品些热血赞歌不好么?不用整那么多帅哥美女,那么崭新服装,那么邪乎的武功。用心的出些让人心灵震撼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