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一次奇迹。毛主席指挥的四渡赤水，也成为永载世界军事史的经典之作。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长征和四渡赤水的背后，还有一支红军游击纵队，孤悬敌人重围之中，在断绝了后援和补给的情况下，坚持战斗十余载，用生命谱写了一首史诗般的战歌……
1935年1月，长征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蒋介石在这段时间加紧了「追剿」的步伐，他的嫡系部队薛岳部联合川、黔、湘、桂、滇5省的数十万地方部队，形成一张巨网，向中央红军所在地汇集而来，情况十分危急。
遵义会议后，毛主席重新掌握指挥权，令红军的广大指战员倍感振奋。这固然是一个好消息，但红军当时面临的局面却已经极端危险，毛主席在这个关头接手，成为带领红军力挽狂澜的最后希望。
红军的全体指战员都具备宁死不屈的决心，也全都是身经百战的精英，但当时与敌军兵力对比，敌我悬殊实在太大，导致中央红军在此期间的军事行动屡屡受阻。土城之战主动撤退、对叙永县城的强攻受挫，随着固守长江沿岸的敌人加强兵力，彻底阻断了中央红军的北渡之路。
中央红军陷入了一场真正的大危机之时，毛主席冷静分析当前局面，意识到再无可能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果断下达命令，率军东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
毛主席此举，意图在于迷惑敌人，率领红军消失在敌人视野之中，使敌人摸不清红军主力的位置，再寻机歼敌，粉碎敌人的「围剿」。毛主席用兵如神，在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情况下，率军重返遵义之举，着实令敌人没想到，为红军下一步行动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
但此举迷惑敌人一次尚可，想要仅凭红军主力一支队伍长期迷惑敌人，令敌人始终捉摸不透我军主力的动向，这明显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如果继续在敌人的包围圈中辗转腾挪，只要一个不小心，就会深陷重围，届时想要突围就难如登天了。
对于当时的红军而言，想要继续迷惑敌人，最好的办法就是派出数支疑兵，让这几支疑兵高举红军主力大旗，四处出击，进攻敌军时打出主力的气势，给敌军一种红军主力在川南地区遍地开花的感觉，使其无法判断红军主力真正的位置，再寻思歼灭敌军有生力量。
不得不说，该战略意图十分符合红军当时的情况，不失为一个良策。然而，计划虽然不错，但真正实施起来，却还是有许多困难要克服。例如，红军在湘江一战中损失颇大，即便是红军主力的兵力也锐减至两三万人，此时分兵具有极大的风险。
分兵是一个痛苦的选择，不分兵同样要面临被敌军包围的处境，想要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突出重围，分兵已经成为势在必行的必然选择。既然下定了决心，就必定要有人承担掩护主力、迷惑敌人的重任，谁脱离红军主力来组建一支可能有去无回的游击队，成了新的难题。
彼时，红军各个军团的损失都不小，兵力十分有限，无论让哪个军团多出一个人、一杆枪，都会给人一种削弱军事力量、增加对敌作战风险的感觉。但这个事情又必须要做，怎么办？毛主席召开会议商讨以后，决定由自己率先「割肉」，发挥表率作用。
毛主席选定的游击队未来基干队伍是军委纵队的中央保卫局第五连，这是一支能征惯战的连队，满员时的兵力曾达到过三百多人，是一支著名的「大连」。但经过多次战斗以后，第五连的减员也相当严重，如今仅有100余人，距离组建伪装成主力迷惑敌人的游击队，还有很大的兵力差距。
原本中央的计划是，空缺的兵员从其他部队中各自抽调一些，完成游击队的组建。但时任红三军团军团长的彭德怀得知中央的举动以后，性格直爽的他直接向毛主席表示，组建游击队空缺的部分，全部由红三军团来出。
红三军团的减员情况也不轻，同样舍不得分兵出去，但彭德怀还是咬牙从队伍中抽调出整整三百人，补充进了游击队，解决了中央的一个大难题。除此之外，彭德怀还将麾下的一员猛将推荐到游击队中，他便是时任红三军团六师政委的徐策。
在当时的背景下，彭德怀此举真可谓一心为公，正是在彭德怀的大力支持下，中央红军才能迅速的组建成一支400余人的川南游击纵队。
这支游击队虽然兵力不多，但五脏俱全，全都是能征善战之人。由干部连、基干连、运输排、卫生班、警卫通讯排，以及数名抢修工人组成。原红三军团6师政委徐策则担任该游击队的领导人。
川南游击纵队的任务其实很艰巨，就连红军主力都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他们这样一支活跃在敌人包围圈中，伪装成红军主力，吸引敌人视线的400余人的队伍，究竟能够生存多久？谁也无法给出一个准确答案。
可能，这一去就再也回不来了。尽管这样的想法有些悲观，却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但川南游击纵队的所有成员，都没有因此表现出一丝一毫的畏惧，他们反而在出发前的动员会上，表现出豪气干云的气概。
任务有多艰巨，就有多光荣，这一点，从这次动员会由周恩来亲自主持就能看得出来，中央对川南游击纵队有多么重视。
1935年2月12日，川南游击纵队的全体官兵集合在一个临时搭建的简易台子前。周恩来身着军装，头戴军帽，帽子上的五角星在阳光的映照下熠熠生辉。他走上台子以后，向台下的400多位战士介绍了自己的身份，表明了他此次前来是受中央委托，来给他们下达命令的。
川南游击纵队未来的处境会非常艰难，这一点川南游击纵队的全体官兵都清楚，周恩来自然也明白。看着这些年轻的战士，周恩来稳了稳自己的情绪，才开始亲口向众人下达命令。随着周恩来下达完命令，台下掌声雷动，掌声虽然热闹，却掩盖不住其中隐藏着的一缕悲壮气氛。
川南游击纵队的任务艰巨，红军的前景又何尝不险峻呢？周恩来下达完命令以后，又急忙对游击队的几位领导人嘱咐了一些事情，便一刻也不敢多停留地离开了。因为当时形势严峻，中央红军也必须立刻动身转移。
临行前，周恩来对他们说，此次突围成功以后，再通知他们归队！游击队的几位领导人深受鼓舞，向周恩来表态，保证完成任务，期待着未来归队相见的一天。遗憾的是，经此一别，周恩来便再也没有给他们下达归队命令的机会了。
川南游击纵队与中央红军分开以后，进抵叙永树坪时，遇到了叙永当地的游击队。这支游击队颇具实力，由200多人组成，长期活跃在叙永县一带，对当地的情况比较熟悉。
该游击队的领导者名叫王逸涛，此人是叙永县本地人，老家就在叙永县下面的一个乡里。王逸涛早年读过书，接触过进步思想，曾参加过南昌起义，甚至还上过井冈山，具有一定的资历。
只不过王逸涛在红军中的表现并不好，因此在红军开展整顿时就被清理出了红军队伍。王逸涛离开红军以后，辗转回到叙永县教书，与当地工作的女地下党员安硕甫相识后，两人很快就步入了婚姻殿堂。
在此期间，因为安硕甫是地下党员的身份，王逸涛经常跟着妻子开展一些地下活动。凭借这层关系，叙永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组建第一支游击队的时候，王逸涛便成为了带头人。这支游击队并入川南游击纵队以后，川南特委专门在五龙山召开了一次大会，商讨合队后的川南游击纵队职务的问题。
由于王逸涛的资历在几名领导人中属于比较老的，他本人又具备一定的军事才能，加之当时川南游击纵队的处境十分危险，便匆忙决定由王逸涛出任川南游击纵队的司令员，而徐策则担任政委。
至此，扩充到600余人的川南游击纵队，与中央红军分开以后，完成了一次补充，接下来便要开始执行任务了。川南游击纵队临行前，周恩来一共给纵队下达了三个任务：「牵制敌人、保护伤员、建立根据地。」
从这三个任务来看，川南游击纵队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充当疑兵，实现牵制敌人的目标，给红军主力突围争取时间和空间。所谓疑兵，则必须要示形于敌，想要做到这一点，就一定要做到在遭遇中苦战，在避战中巧战。
虽然处于弱势一方，却又必须主动求战，如何既能在对敌作战中取得胜利，又能在牵制敌军后全身而退，这便是川南游击纵队需要考虑的事情。
起初，川南游击纵队采取的是避实击虚之策，在中央红军一路东进之时，他们便向西猛打猛冲，一路打着红军主力的旗号，对一些战斗力较弱的地方守备兵和反动民团发起进攻。由于进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游击纵队连战连捷，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川南游击纵队越战越勇，四处出击，彻底搅乱了敌军对红军主力方位的判断。面对这种局面，薛岳部能够沉得住气，刘湘却沉不住气了。这些地方军阀，往往将自己占据的地方视为自家的私产，刘湘自然也不例外。
国民党军队的主要目标是「围剿」红军主力，而川军则不同，他们更在意的是守土，只要红军不对四川动心思，尽快离开四川就行。但此时川南游击纵队的行动，导致多个县城被攻破，川军自然不会坐视不理。
为了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刘湘连忙派出部队前去对抗红军。因此，兵力仅有六百余人的游击纵队，整整吸引了几个团的敌军过来围攻，动静闹得一天比一天大。
原本薛岳对游击纵队是疑兵也有所猜测，但此刻川军大动干戈，令薛岳对自己的判断也产生了动摇，误认为游击纵队就是红军主力。毕竟，红军主力确实有北渡长江的打算，万一他不重视此事，真的让红军主力就此突围，日后在蒋介石面前也不好交代。
正因为游击纵队对川军和薛岳部的吸引，红军主力有了发挥的空间，趁机重创了国民党军的两个师、八个团，俘虏了敌人多达三千余人，极大的鼓舞了红军的士气。蒋介石组织重兵「围剿」红军，在绝对的兵力优势之下，竟然反被红军占得先机，气得他暴跳如雷，却也无济于事。
游击纵队发挥的巨大作用，令毛泽东和周恩来全都看在眼里，为了充分发挥疑兵的作用，毛泽东决定再成立三支游击队，同样以疑兵的形式活动在敌人包围圈中，主动出击，迷惑敌人。
这三支游击队的兵力要明显少于川南游击纵队，每支队伍仅有百余人，但确实都发挥了不小的对敌牵制作用。只不过，各个游击队为了吸引敌人注意力，全都不顾生死的对敌发起进攻，并高举主力旗号，牵制敌人的同时，也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
并不是所有队伍都能在险境中自保，一支百余人的游击队陷入苦战之后，便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被打散了。另外两支游击队则辗转与川南游击纵队合编为「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在几支疑兵的牵制之下，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成功的逆转的局势。由原来的被动转移，变成主动出击，离开川南的红军从此天高海阔，摆脱了敌军的桎梏。但川南游击纵队的生存环境，随着红军主力的离开，也变得恶劣起来。
此前，红军主力在川南，与游击纵队相互呼应，使得敌人一时间难以辨别主力的位置，不敢全力「围剿」游击队。加之薛岳与川军的想法不一致，两者之间不能形成配合，这才给了游击队在敌人包围圈中生存的空间。
随着红军主力的离开，主力的位置不再隐蔽，薛岳率军尾随而去，游击队则仍然活跃在川南。川军部队从此有恃无恐，将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围剿」游击队上，孤悬敌人包围圈的游击队，失去外援和补给的情况下，面对川军的包围孤掌难鸣，逐渐陷入绝境。
在这种困境之中，游击队的战士们宁死不屈，坚持与敌人拼死搏杀。苦战之中，许多战士都牺牲了，在纵队里担任组织部长的戴元怀和第四大队队长梁亚伯等领导人也都相继牺牲，足可见当时游击纵队所处的境地有多么艰难。
在这个关键时期，徐策不断鼓励大家、安抚大家，带着游击纵队与敌人周旋。就在游击纵队全体官兵都咬紧牙关，誓死要与敌人战斗到底时，身为游击纵队司令员的王逸涛，竟然在这个时候叛变了！
王逸涛原本就是在井冈山上被整顿流氓习气时清理出来的人，本身就有一些问题，只不过当时情况紧急，这才没有严格审查。他的妻子安硕甫，虽然是地下党员，但意志同样不是坚定之人。
王逸涛参加游击队以后，曾派人去接安硕甫一起走，她却因为贪图县城里安稳的生活，以怀孕为由拒绝了他。安硕甫的父亲安向清是叙永县的士绅，家里的条件相当不错，安向清与国民党官员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属于一丘之貉。
当川军开始大举「围剿」川南游击纵队后，同时也在叙永县内开始了调查，安硕甫的身份因此暴露，落入敌人手中。安向清救女心切，便四处托关系求人，但这一次他的人脉却失去了效果，即便是叙永县长和泸州专员，也不敢在这个时候触蒋介石的霉头。
不得不说，安向清这个人确实有点本事，他不惜花费重金，四处打点，这招在腐败的国民党内部确实起到了不小的作用，竟然让他辗转与刘湘搭上了话。彼时追击游击队的主要是川军，抓安硕甫入狱的也是川军，只要刘湘点头，释放安硕甫自然不是难事。
但事情却也没有这么简单，刘湘是一个「老狐狸」，也不缺安向清孝敬的那点钱。他得知安硕甫是王逸涛妻子的身份以后，便打起了歪主意，向安向清承诺，只要安硕甫能够劝降王逸涛，他立刻放人。
对于刘湘提出的条件，安向清立刻就答应了，但这件事能不能做成，主要还得看安硕甫的态度。安向清原本还有些担心，没想到消息传到安硕甫耳中后，在狱中饱受折磨的安硕甫想也没想，便一口答应了下来。
安硕甫是一个怕死的人，心中根本没有信仰，为了求生她主动写了一封亲笔信给王逸涛。王逸涛收到信后，得知妻子的处境，又了解到自己若是叛变，不仅能够救妻子，自己还能得到高官厚禄。
王逸涛并未比安硕甫好到哪里去，面对敌人的步步紧逼，他心里也已经产生了动摇。能不能救妻子暂且不说，可以脱离困境，当上大官，对他的吸引力很大。思来想去，王逸涛决定叛变，择机逃离了队伍。
王逸涛背叛革命以后，迅速投入敌军的怀抱，成为川军「围剿」游击队的急先锋。由于王逸涛对游击纵队的活动范围和习惯十分了解，导致游击纵队陷入空前的危机之中，几乎陷入了绝境。
背叛革命的王逸涛立功心切，取得一些进展以后，并不打算就此罢手，反而为了升官发财，提出集结三省国民党军队，一举包围游击纵队。王逸涛的建议得到肯定答复以后，游击纵队随之遭到敌军重兵围困，在惨烈的激战之中，徐策中弹倒地。
警卫员见状，立刻上前打算扶起徐策一起撤退，但久经战场的徐策心里清楚，此刻重围之下，身受重伤的他已经断然没有突围的可能了。他果断地命令警卫员放下自己，立刻突围。警卫员坚决不肯丢下徐策，直到徐策多次下达命令，他才不得已含泪离开。
受伤的徐策很快被冲上来的敌军发现，被他们残忍的杀害了。徐策牺牲以后，余泽鸿挺身而出，接过游击纵队的指挥权，率领游击队员继续战斗。余泽鸿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曾经身居要职，精通带兵之道。游击纵队在他的率领下，不仅突出了重围，更在脱险后获得了迅速的发展。
余泽鸿率部重整旗鼓，连连攻取县城，救出了许多被关押的无辜百姓，并在贵州赤水县一带设伏，重创了川军一个团的兵力。川军对余泽鸿恨之入骨，在招抚不成后恼羞成怒，竟然对他的家人下毒手，杀害了他的三名亲人后，又关押了他的10余名亲人。
面对敌人的威胁，余泽鸿没有半点动摇，继续与敌人拼杀。可惜，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下，游击纵队还是不慎被围，余泽鸿于1936年12月牺牲。游击纵队此次蒙受巨大损失，队伍几乎到了溃散的边缘，仅留下不到20人依然聚集一处，没有选择离开。
纵队参谋长刘复初成为新的领导人，他率领队伍隐蔽起来，休养了一段时间，令敌人误以为游击队已经被彻底消灭。不久后，刘复初率领纵队再次杀入川南，获得当地群众的欢迎和支持，吸收了不少有志青年的加入，队伍再次扩大到200余人。
刘复初不辱使命，率队四处征战，队伍不断扩大，奇迹般地达到了一千余人，游击范围也随之扩大到贵州、云南，并准备建立根据地。恰逢此时，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的消息传来，刘复初没有忘记游击纵队的使命，为了掩护红二、六军团，决定再次承担起疑兵的责任。
川军这个时候才惊讶的发现，他们认为已经被消灭的游击力量，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壮大到如此地步。随着红二、六军团离开四川，川军再次集中精力调兵围攻游击纵队。这一次，游击纵队几乎遭到了灭顶之灾，刘复初被捕以后，其余人员转入地下党，游击纵队分布在其他省份的队伍则继续与敌人战斗。
刘复初入狱以后，遭到敌人的严刑拷打，却始终坚贞不屈。敌人见状，转而开始利诱，仍不能奏效。他们甚至还派人伪装成刘复初的老乡接近他，劝说他投靠敌人，仍被刘复初严词拒绝。
直到纵队女红军李桂红经历千难万险抵达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后，游击纵队的真实情况才传了出去，周恩来得知刘复初还活着，立刻设法前往营救，于1937年11月24日将其成功保释出狱。
刘复初离开以后，云贵川三支游击队的将士们一直活跃在敌人的包围之中，在外无援军、内无补给的情况下，艰难的战斗十余年，直到1947年才结束。幸存下来的游击纵队老战士，在事后回忆当年的事迹时，都提到了一件事，他们盼望着周恩来能够下达一道转移命令，却始终没有等到。
红军主力当时的处境，其实并未比游击纵队好多少，一直转战各地。后来军队进入陕北，却与游击纵队已经彻底断了联系，他们后来发展到什么程度，去了何处，是否被敌人打散，都已经不得而知了，自然也谈不上给他们下达转移命令了。
游击纵队的所有将士们，都是革命胜利的英雄，他们孤悬敌后，却始终坚持心中的信仰，终于迎来了解放的一天。而叛徒王逸涛和安硕甫等15名罪犯，则在解放后四处逃窜，最终落入法网，于1951年2月22日被公审判处死刑，当天便执行枪决，得到了应有的制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