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的授衔仪式中，黄克诚被授予大将军衔。纵观黄克诚戎马征战的一生，他的多半时间里都是和前线的部队打交道的。然而，仅仅在他授衔大将军衔的十年之后，黄克诚便被调到了山西省担任副省长一职——自己的上面还有两个从未有过军衔的顶头上司，那么这两个人究竟是谁呢？他们又和黄克诚之间有着怎样的故事？如果对这个话题感兴趣，还请各位帮忙「长按2秒点赞按钮」来个强烈点赞。并且「关注」一下，以后常来，不迷路。
开国大将黄克诚，为何晚年被调到山西工作
要说起来开过大将黄克诚，一直以来他都是和前线部队打交道的：在红军闹土地革命的时候，攻打修水城，黄克诚一手拎着大刀，登着云梯，便最先踏上了修水城的城楼。此外，黄克诚还在当时的国民党军队将领唐生智的眼皮子底下，从红军偷偷溜回了国军，在唐生智那里「挖墙脚」，堪称是九死一生。就这样过惯了刀尖上舔血的黄克诚， 为什么在他授衔后的10年，就忽然被调到了山西省工作，担任副省长的工作呢？
原来，黄克诚除了作战勇武之外，还有另一个给自己常常惹上麻烦的毛病：那 就是敢言，但不得不说，黄克诚的这一个毛病也确实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立下过汗马功劳。 在抗日战争结束后，日本关东军撤出东北——这让当时的东北三省，一度成为了鲜有未被蒋介石军阀部队染指的地方。此时，围绕新中国解放事业的明争暗斗已经在我党和国民党之间悄然展开。当时的黄克诚向延安提出了建议： 现在，国民党军队还未大规模进驻东北三省，如果我们能够在这里开辟出一块革命根据地来，那么将会大有可为。 后来，延安方面也最终采纳了黄克诚的建议，并且让黄克诚率领当时的新四军第三师主力，总共有三万五千余左右的人马，浩浩荡荡地挺进东北，开辟了东北革命根据地，这也为后来解放军争取东北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基础，而这也是后来黄克诚能够在授衔中被任命为大将军衔的重要原因。
但是，黄克诚的好提建议也让他在庐山会议结束后，只能一度赋闲在家中。这对于一个戎马一生的大将而言，显然是憋坏了。度过了数年的蹉跎岁月，黄克诚最终写了一封书信给毛主席，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且表示愿意到中国建设的前沿参与工作。毛主席看到黄克诚的这封信后，很是高兴，于是便让黄克诚到山西省担任副省长一职，并且要求他在国庆节前就去做报道。 而在1965年的国庆节，恰恰也是黄克诚自己63岁的生日。 接到当时北京任命的黄克诚，便十分高兴地到山西省走马上任了。
为什么黄克诚戎马一生，是打了一辈子仗的将军，当时毛主席还是要让黄克诚担任山西省的副省长呢？原来，黄克诚是带兵打仗的好手以外，他自己也确实做过一些地方职务，所以说还是有一定地方管理经验的，只能说战场指挥的成就光芒，掩盖了黄克诚本有的一些才华。在东北解放军入关，平津战役结束后，黄克诚一度担任天津市的市长，主持工作。而在1949年3月，决定新中国命运前途的渡江战役正式打响的前夜，黄克诚又被任命为湖南省的省委书记——这对于身为湖南人的他，确实一个有亲切感的工作。 但是，令黄克诚一辈子都没有料到的是，自己这个土生土长的湖南人，有朝一日竟然会在山西省这个陌生的地方进行工作。
而事实上，黄克诚在担任山西省省委后也并没有辜负了党的期望。在坐镇山西期间，黄克诚秉持了自己的两个生活习惯：其一，便是自己住在简陋的房子里，这个早在黄克诚调到山西前，他便一直坚持这样简朴的生活作风——曾经，他在北京的住所已经漏雨，他所做的只是在每次漏雨时慌忙拿着盆子去接。国家多次以此为由，要求黄克诚搬迁到新房子中去住，但均被黄克诚婉言谢绝。而他留下的另外一个生活习惯，则是给子女们立规矩，其中最著名的规矩有这两条： 其一，不允许公车接送自己的子女；其二，不要麻烦工作人员忙私事。而黄克诚的这些生活作风，为山西省的清廉治理奠定下了良好的基础。
因此，拥有大将军衔的黄克诚，从在北京担任总参谋长到山西省担任副省长，虽然经过一系列的职位变动，但是对于黄克诚山西省身边的同事、以及山西省的人民都对他抱有着十分尊敬的态度。 可是，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副省长黄克诚在山西省还有另外两个上司，那么这两个上司究竟都是谁呢？
山西省委：卫恒
在副省长之上的领导，便是省委书记、省委副书记和省长了，咱们重点来说当时的省委书记和省长。其中，当时担任山西省省委书记的人， 叫卫恒。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作为黄克诚的「上司」，卫恒是没有军衔的。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卫恒并没有给新中国的事业做出过贡献。卫恒是山西省陵川县沙泊池村人，生于一户贫农家庭。卫恒本来不姓卫，而是姓王——当时山西大旱，外加兵荒马乱，卫恒的生父：王长居便不得不将卫恒过继给了隔壁村姓魏的当孩子，而「魏」的简写过来「卫」，所以卫恒就拿后面的一个当了自己后来的姓氏。可惜的是，卫恒被过继后，也并没有改善自己当时的生活。魏家的养父，沾染着吸食鸦片的恶习，所以在卫恒过继后不久， 魏家也迅速家道中落，后来还是王长居和卫恒的王家胞弟，把卫恒送到了学校里，省吃俭用供他读书。
而在抗日战争爆发之际，接受过教育的卫恒显然要比身边的常人有着不一样的觉悟：他加入了我党，先是在1938年1月到当时党划分的第二战区里当行营游击队队员。但经过党对卫恒的考察，发现这个拿惯了笔杆子的年轻人放到前线冲锋陷阵太可惜了，于是便把他调到后方担任起了政治委员和保安二支队的宣传科长——这些岗位说起来在今天看很轻松，但是在那个战火纷飞，多数人目不识丁的年代确实能胜任者寥寥无几。而在抗战结束后， 解放战争时期，卫恒又担任起了太岳区党委宣传部长，后又任冀城临时地委书记，这都为后来卫恒在建国后主持山西工作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1965年，在山西省工作了多年的卫恒终于干到了山西省省委书记的职务，主持山西省省内的党务工作，成为了黄克诚的「顶头上司」。 但遗憾的是，卫恒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几乎干了不到1年的时间——在1967年，卫恒便离开了人世，年仅52岁。
原山西省省长：王谦
除了山西省省委之外，另一个黄克诚的「顶头上司」便是当时的省长，王谦了。和卫恒一样，王谦也是在抗战、解放时期多主持着后方的工作，因此在1955年的军队授衔时，他并没有获得军衔。 可是，王谦在山西的贡献也是非常大的。
和卫恒一样，王谦也是土生土长的山西人，他是山西平定的老乡。从抗战爆发，到结束， 他担任过晋冀豫游击纵队第五支队的政治委员，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三八五旅十四团三营的教导员，总整体上看也是以在后方主持政治、思想工作为主。 而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呢，他担任着太行区第四地委副书记兼军分区副政治委员，长治市委书记——从履历上看，也确实是一直主持后方工作，但长期以来在山西的工作经验，让他成为了新中国成立后，接管山西事务的不二老手。1956年，在山西工作了多年的他担任山西省的省委副书记， 而到了1965年他就正式升任为了山西省的省长，和卫恒、黄克诚成为了共同治理山西的「搭档」。
除了因为在山西省共事的经历，而和大将黄克诚有了一段历史上的交集之外，王谦还有一点和黄克诚有着共同的语言： 那就是敢说话，敢说实话。 1958年秋天，当时的山西省正在主持一场关于农田亩产的电话会议，当时有一名同志汇报称：「山西省某地的红薯亩产已经到达了百万斤。」当时，听到这名同事的汇报后多数人是没有异议的，而王谦却忽然打断了他的发言，问道：「你去实地考察过吗？」汇报的工作人员信誓旦旦地说自己见过了「百万斤的红薯」，王谦随后便一言不发。
等待会议结束后，王谦把这名汇报工作的同志留了下来，拍了拍他的肩膀，说： 「我看你块头挺大的，你要好好想想，要是红薯亩产量真的到了百万斤，假如把你埋到地里，那得有多少红薯？」 ——当然，王谦的这番话只是玩笑，而同志也知道了自己的「浮夸」，便也羞愧地低下了头。事后，王谦特地叫来了当时山西日报社的编辑、记者们，严肃地说关于「红薯亩产百万斤」的事情，不能做报道，而这也限制了当时的「放卫星」风气。
王谦之所以秉持着实事求是的风格，是因为他从始至终坚持着毛主席的一句话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实地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在工作中，王谦向来是以严谨认真著称，他曾带着专家和农民，亲自到田间地头，治理山西省素来严重的土地盐碱化、水土流失等一系列问题，并且指出： 「山西省的土地治理，重点在雁北和晋西北。」 而这一论断对于今天的山西省水土流失治理，同样具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此外，王谦还一直流传着「重视人才」的佳话。1958年，当时国家要求山西省建立汾河水库，而王谦则请来当时的水利专家刘锡田来主持此事。
后来，国家下达命令要求汾河水库的水坝，要升高至40米，否则就应当「下马」，经过当时专家的现场考察，很多人都建议把水坝下马。但是，刘锡田作为总设计师，坚持认为水坝是没有问题的——而王谦相信了作为专家的刘锡田，也相信了科学，向国家称 ：「如果水坝出现问题，那么责任都由我来承担。」 时至今日，由当初刘锡田设计的水坝依然伫立在汾河。当人们询问，为什么王谦会如此相信刘锡田时，王谦便说道： 「要尊重知识分子，就要把心交给他们。」而这也创下了王谦信任贤能的这样一段山西佳话。
等到改革开放后，王谦又曾担任山西省政协主席，四川省省委书记等重要职务，为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奋斗了一生。2007年，王谦与世长辞，享年91岁， 也是当时1965年山西省「三人搭档」中最晚去世的一个，在他的追悼会上，时任国家领导也曾出席，亲自送别这名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为人民服务了一生的好干部，好战士。
虽然黄克诚、卫恒、王谦三人出身不同，经历不同，但均经历了革命的洗礼，并且找到了自己应有的位置。无论是身居何位，他们都曾为祖国的建设，山西的建设努力付出过，而这正是我们新一代人所需要学习的信念和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