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后，所有上山下乡的知青并不都是红卫兵，所有的红卫兵也并不都成了知青，但知青中有着众多的红卫兵，同样，众多的红卫兵成了知青。由一代天骄的红卫兵变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青年，这一戏剧性的变化有多方面的历史原因。首先，自然要分析红卫兵运动与上山下乡运动的关系。
1966年5月16日，由毛泽东主席发起的一场「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的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在广大群众中谁最适合充当这场运动的先锋队呢？工农商为维持社会成员的生计，不得脱岗去斗去批，解放军怎么能去斗去批呢，动枪杆子还了得。所以只有不从事物质资料生产和保卫国家安全的学生们是再合适不过了。
而且，当时的青年学生正处在一个激烈且动荡的年代，他们充满热情和幻想，政治思想也不够成熟，他们渴望着在政治上表现自己，他们企盼着接受毛泽东主席的派遣，去完成毛主席的指令和暗示。
时代与社会需要什么样的青年，青年便会把自己塑造成什么类型的人，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
毛主席的命令下达后，清华大学迅速反应，发布了「哪个学生要是将矛头对准学校，就会遭到严肃处理」的通知。清华大学附中的几位高中学生为了对付校方，最先打出了「红卫兵」的旗号。
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中的张承志等一些人，秘密商定今后要写的大小字报都签同一个名字，让校方无从查处。大家一致同意使用张承志曾用过的一个笔名——红卫兵。也正是这一天，后来被视为红卫兵的诞生日。
1966年6月2日，在清华大学附中校园内正式贴出了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首都中学生纷纷涌到清华附中看大字报，并纷纷以某校红卫兵的署名来表示支持。与此同时，红卫兵组织迅速地出现在各个中学校园里，中国第一批红卫兵就在中学生中产生了。
在那张张大字报中，红卫兵庄严地发出了自己的誓言：「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
透过这些豪言壮语，可以触摸到当时的红卫兵们对毛泽东主席的一颗颗虔诚、挚爱、崇敬的赤心。把这些同两年后他们热烈迅速地响应毛主席的那一最高最新指示，奔赴农村和边疆的举动联系起来，不难看出红卫兵们听毛主席的话是一贯且坚决的，他们的这种忠诚，这种气慨
，也正是毛泽东主席所需要的。
1966年8月，全国范围的红卫兵运动蓬勃兴起。毛主席【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公开发表，标志着他亲手拉开了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的帷幕。
1966年6月18日，是红卫兵们绝不会忘记这个日子，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检阅了红卫兵队伍，并在城楼上接见了红卫兵代表，接受了红卫兵献上的红卫兵袖章，为毛泽东主席亲手戴袖章的是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宋彬彬。
「你叫什么名字？」毛主席笑容满面地问。
「主席，我叫宋彬彬。」
「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毛主席目光炯炯地看着宋彬彬。
「是。」 宋彬彬涨红着脸，声音洪亮地回答道。
「也不能只会文，还是要会武嘛。」毛主席用鼓励的语气说道。由此，「宋要武」大名便不胫而走，红极一时。
两年后，这位宋彬彬按照毛主席指明的又一条道路，隐名埋姓到内蒙古大草原的蒙古 包里当了知青，而且深得农牧民的赞许，当然这是后话。
1966年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主席八次在北京接见红卫兵。就在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之后的次日，即8月19日一天，在北京就有30万红卫兵冲向京城的各个角落，去打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8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把京城红卫兵大破「四旧」的行动向全国广播，全国各大报刊也纷纷登载了这一消息，【人民日报】更为此发表了【好得很】等社论。于是，破「四旧」运动迅速蔓延到全国。
9月15日，毛泽东主席第三次接见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大会上林彪对红卫兵破「四旧」给予大力赞扬，他说，「你们的整个行动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你们做得非常好，你们的斗争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支持你们。」
林彪一贯善于把话说绝， 他怎么就那么相信红卫兵的斗争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呢？红卫兵们也没意识到，他们的扫「四旧」竟同他们日后上山下乡有着某种联系。
1967年初，红卫兵由破「四旧」，转到扮演「钟馗」的角色上来。在打倒刘、邓、陶的过程中，红卫兵首先为打倒陶铸立了大功。毛泽东主席评价说：「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陶铸的被打倒，为最终打倒刘邓扫除了最后的最大的障碍。
1967年的国庆节，刘邓陶均未公开亮相，这意味着他们已被逐出当时中国的政治舞台。当然，红卫兵的历史使命也随之完成。于是就有了大中小学都要复课闹革命的文件，随之又出台了「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的知识分子政策，为包括教师在内的「臭老九」们松了一下绑。可那些刚从地上爬起来的教书先生们，哪里还敢管和管得了在社会上闯得野性勃发的红卫兵们呢。
在校园里，红卫兵们依然是相互攻击，相互对峙。在校园外，红卫兵仍在行动。毛泽东主席发出指示，让「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但在进驻过程中，却遇到红卫兵的抵制乃至驱逐。红卫兵变得越发不像话了，他们的行动使毛泽东主席很不安。
1967年7月28日，毛泽东主席在接见几位红卫兵头头时，神情严峻地说道：「现在是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不要脑子膨胀，甚至于全身闹浮肿病。谁如果再破坏交通、胡乱放火、肆意殴打他人，谁就是国民党，谁就是土匪，就要被人民歼灭！」后来有人说，这一天是红卫兵运动的祭日。
胡乔木的一篇文章中，披露了一件与红卫兵命运有关的事。他说：「毛主席关于搞‘运动’究竟要依靠什么力量，有一个非常的讲话。毛主席曾亲口说‘我开始曾经把希望寄托在青年学生（红卫兵）身上，后来感觉到这些人也不行’。」
196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等最高领导部门共同发表了【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并由原来单一的工人组成，改为由工人和解放军共同组成的宣传队。
1967年11月27日，周恩来，李富春，余秋里等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东北厅接见首都红卫兵代表，传达最新指示。红卫兵不得不重新回到了校园。
早在毛泽东主席看重红卫兵小将的时候，他就产生了对这群娃娃们的看法和担心。他了解到由首都十几所中学的一些红卫兵组织的「联合行动委员会」，其中大多数都是我国党政军主要领导的子女，同时也是大多数被打倒或者靠边站的高级干部的子女，他们的能量和胆量大到了令人瞠目的地步，并成为有阻于打倒刘邓的力量。
毛泽东主席也知道各地红卫兵，不仅派系林立搞权斗，还有占山为王的猖狂之举。尤其是在刘少奇被打倒后，红卫兵们变得越发不听话，也越发的不好控制了。
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将红卫兵们召回学校，负责教育他们的知识分子们和教育界又不能令人彻底放心。而且，总不能把红卫兵长期圈在校园里，校园是有出有进的地方，出不去，便进不来，从1966年至1968年的初高中毕业生没有分配的人数，已经高达172万多人，所以必须先解决出的问题。
在1968 年12月下旬之前的一段日子里，毛泽东主席就在思考着如何安排那些红卫兵的去处，还一连数次做专门批示，最著名的就是于12月21日发表的那段最高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于是，风云一时的红卫兵运动彻底被上山下乡运动所代替。#深度好文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