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对于发生在1950年代的两次台湾海峡危机都感到不陌生：
1954 年9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对金门外岛展开炮击，此次台海危机也间接促成该年底台美「协防条约」的签字，并开启台湾当局与华府之间长达25年的军事同盟关系。
1958年8月23日，解放军再次炮击金门，此次台海之间的军事紧张状态，较前一次有过之而无不及，却也让艾森豪威尔总统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让美国卷入国共战事，最后甚至迫使蒋介石在双方所共同发表的联合公报中，承诺未来国民党当局将放弃以武力「反攻大陆」，而改以「政治手段」来「光复大陆」。
然而整个冷战时期，台湾海峡所出现的紧张态势，实际上并不仅限于如上两次外岛危机，引发台海地区紧张情势升高的因素，也并非完全都是由于中共方面所挑起，1962年之际，蒋介石曾经大张旗鼓，积极从事武力「反攻大陆」之准备，甚至背着美国人，拟妥发动军事行动任务的确切时间与地点。
当时蒋介石一心一意想要推动军事反攻行动，影响所及，甚至动摇整个冷战时期美国与大陆、台湾三方的军事、外交与政治关系基础结构。
1、肯尼迪与蒋介石交恶的事件
1960年11月，美国举行总统大选，由以持坚定反苏立场著称的共和党籍现任副总统尼克松，与积极主张美国在对华外交政策上应采取更弹性、力持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起和平关系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肯尼迪，来进行角逐。
竞选期间，肯尼迪除批评美共和党外交政策的僵化与不分轻重之外，还曾在电视竞选辩论中，主张未来美国应当只保卫台湾与澎湖，放弃金门、马祖等外岛，这些言论都令蒋介石坐立难安，他即曾私下批评肯尼迪「主观自是，不求事实，总以先入为主的劣性」，以及「政策与心理皆虚浮幼稚，并无定见，更无远见」，让他感到「可叹可笑」。
该年的总统大选最后出现了蒋介石不乐见的结果，由肯尼迪所代表的民主党入主白宫，台北高层，从这一刻起即密切关注美国新政府是否改变对华政策。
果不其然，自1961年初肯尼迪上任起短短数月内，台美之间即发生一连串不愉快的外交事件，首先是滇缅国民党游击队所引发的争议。
1954年秋，虽然李弥的「滇缅游击队」在美国的压力下，撤回台湾。但是仍有近3200名不愿撤离滇缅地区的前国民党游击队，决定转往泰、缅边界山区内驻扎沉潜，待曼谷「四国军事委员会」正式解散后，台北立即秘密授予这支武力新的「云南人民反攻志愿军」番号，继续按月补助经费，并由李弥旧部柳元麟领导，继续从事游击任务。
1959年年初，台北国安与情报部门规划援助该部队在当地建立——反攻根据地，不但准备在缅北地区扩建机场，还大量空投武器弹药，包括蒋经国在内的国民党高层，都曾亲赴滇缅边区秘密视察。
1960年11月起，中共与缅甸进行联合戡界，并对滇缅地区国民党游击队采取武装清剿行动，柳元麟所部因此发动反击，从该年11月中旬至1961年2月初为止，该游击队与缅甸政府军及进入缅境的中共武装部队，进行长达两个月的交战。
1961 年2 月 15 日，台湾当局派遣空军一架运输机，飞往滇缅边区对游击队进行空投补给，却意外遭缅甸空军击落，机上来自台湾的大量美援装备也遭缅政府缴获，此事件立即引发一场严重外交风暴，缅甸各地不但发生大规模反美示威暴动，仰光也准备再次向联合国控诉台湾当局侵犯缅甸领土主权。
上任不到一个月的肯尼迪总统与其国安团队，决定向台北施压，再次要求国民党游击队撤出缅甸，以平息仰光的愤怒。
3 月2日，蒋介石在愤怒与无奈之下，下令柳元麟部队全数撤退来台，两个月之内，计有 4400 余人撤出滇缅边区，虽然仍有部分游击队员决心继续留在泰、缅、老挝三角地带。
然而此后该地区的国民党武装部队，不再成为亚洲大陆上一股可以牵制中共的力量。面对美方施压要求游击队撤退，蒋介石在日记里写下「此种天真幼稚之言行，只有慨叹而已，不能说之以理」，来表达他对肯尼迪的失望与不满。
美国向国民党施压，迫使其撤出滇缅地区游击队，虽然暂时化解缅甸与美国之间的外交风暴，然而台美之间的龃龉，却才刚开始。
2、美蒋在联合国的矛盾
就在蒋介石因处理游击队问题，而感到焦头烂额之际，美国外交决策阶层已开始酝酿改变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策略，此问题源于美方过去 10 年来，以「缓议」作为维护国民党当局在联合国席次的手段，在 1960 年秋的第 15 届联合国大会上，已遭受严重挑战。
肯尼迪总统上任前夕，其幕僚评估美方已无法再利用此一方式继续阻挡联合国内对于「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讨论，因而有意改弦易张。
易言之，在认知到未来无法阻止联合国成员国之间，辩论由台湾海峡哪一方来代表中国席次，以及未来在联合国内有关「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讨论将无法避免，美方希望台北能够务实地以「继续保持联合国会员国席次」，作为其最高战略目标，在此前提下，只要能够成功阻止北京入会，即便台北无法继续宣称其代表全中国，亦应当是可以被接受的。
可想而知，1961 年 2 月间，当美国务卿腊斯克将如上具有强烈「两个中国」意涵的构想转达台湾当局驻美代表叶公超时，台北政坛所引发的高度震撼。
蒋介石在其日记里即写道：
「美国外交全凭其一时利害之主观，而容有其后果与客观环境为何之考虑，可痛。」
也许蒋介石此种想法未必准确，然而美蒋双方关系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该年 4月间，非洲新兴法语系独立国家毛里塔尼亚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同时向联合国申请成为新会员国，而稍早之前的1960 年 12 月间，联合国安理会审议毛国入会案，苏联代表提出同时让蒙古人民共和国入会，以向西方国家要挟，结果毛国入会案虽获得包括台北在内的 8 个安理会成员支持，但外蒙古的申请案却因台北动员其友邦于联合国大会内搁置此案，未通过列入议程。
苏联为了报复，悍然否决毛国入会申请案，令不少非洲国家大感失望，并迁怒于美国与台北。
肯尼迪上任后不久，决定设法改变此一情况。美国务院发言人于1961年4月21日公开宣称，如果能够断定外蒙古具有一独立国的属性，则美国准备严肃考虑其加入联合国的相关议题。
就在此一声明后，国务院立即着手评估美国承认外蒙，并与之建交之利弊得失，其结论认为，若承认外蒙独立地位，能够让美国在该地建立新的外交据点，以便近距离观察中、苏两国情势，则从大的全球战略角度而言，实为利大于弊。
为此，美国务院还特别透过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与蒙古人民共和国驻莫斯科的外交人员进行秘密接触，探询其与美国发展关系的意愿，并获得对方颇为正面的答复。
国民党当局向来坚持外蒙为其领土版图之一部分，更曾在 1955 年于联合国安理会动用否决权，以阻止外蒙入会，因此当华府传出其有意承认外蒙主权独立地位的消息后，台北高层再度感到震惊。
就在此刻，突然又传出美国务院决定核发，入境签证给长期旅居日本的「台独」分子廖文毅，允许其前往美国旅行与活动。
这一连串的事件发展，都让蒋介石深刻体认到肯尼迪行政当局，确实已在逐步推动新的对华政策，朝着台北无法接受的「两个中国」与「一中一台」来倾斜。
面对美国对华政策上可能出现的巨大转变，蒋介石内心深处之疑惧与沉重压力，可想而知。
在蒋看来，美国领导所谓自由世界竟然显得如此缺乏道义与原则，若台湾方面不主动出击以扭转态势，则全世界的「赤化」终将无法避免。
他于1961 年6月底与7月初，曾两度召见美国「驻台大使」庄莱德，除坚决表明国民党当局将不会接受任何有关「两个中国」与「一中一台」的安排之外，还当场严厉谴责美方在处理外蒙古加入联合国与廖文毅赴美签证问题上，根本未与台北事先磋商，美国如此处理对台关系，简直比对待一个「附庸国」还不如。
3、连任危机
1961 年起，美国民主党政府有意改变对华政策，对国民党当局的国际地位造成威胁与撼动，这样一种新的态势，也促使蒋介石认真思索加速推动军事反攻大陆之准备，来面对台湾在「外交」与国际地位上所即将面临的重大挑战。
该年夏天，美国驻台北的「外交」人员即注意到，值此国民党面临新的「外交」危机与挑战之际，其在「反攻大陆」的舆论宣传上，突然变得更加明显，只不过此刻美方尚未能够分辨其究竟只是政治宣传，抑或是严肃认真的。
另一方面，此刻台湾岛内政治局势发展与国民党内微妙的权力结构与生态，也对蒋介石决定发动军事「反攻大陆」，带来相当之影响。
自1959年起，有关蒋介石是否第三次竞选连任，即成为台湾内外一个微妙的议题，依1948年所制订的「中华民国宪法」规定，蒋介石两届任期在1960年5月结束后，即无法继续寻求连任，当时台湾岛内外许多自由派学、政界人士如雷震、胡适、殷海光、王世杰等，皆曾公开反对蒋介石利用「修宪」等方式，参选第三次连任。
这些意见透过陈诚、张群、黄少谷等国民党要员传达，都令当时希望继续连任的蒋介石，颇感恼怒，甚至在日记里批评胡适乃一「无耻政客」，「最不自知」与「最不自量」。
由于胡适、王世杰等人与副领导人陈诚的关系向来密切，而蒋介石连任与否，又直接关系到陈诚能否接班成功，以及蒋经国与陈诚之间在国民党内的权力竞逐关系。
因此，当时甚至传出王世杰曾向陈诚献策，要他主动向蒋介石辞去「 副领导人 」职务，来阻止蒋寻求三连任，这股国民党内外隐约反对蒋介石，违反「宪法」条文规定而继续担任领导人的政治力量，当时让蒋私下感到忧心恼怒不已。
他有意以加紧准备台湾发动对中国大陆的军事行动，来巩固其领导统御地位，强化国民党在台湾统治的正当性，并转移国民党内因领导人选举，而引发之权力斗争，即属可能。
1960年初，国民党内拥护蒋介石人士，透过动员国民党籍民意代表，上书吁请竞选连任、以及推动国民党籍「国民大会代表」，进行修宪等方式，顺利让蒋连任于该年3月间顺利连任 领导人 。
4、陈诚失势的缘由
不仅如此，「修宪」后「动员戡乱时期，总统副总统得连选连任，不受宪法第四十七条连任一次之限制」此项规定，不但让陈诚未来继任 领导人 的希望彻底破灭，以及蒋、陈两人数十年来亦师亦友的密切关系走向尽头，也让国民党内外一股不满蒋介石独掌大权的愤怒，继续发酵，首先是陈诚本人。
虽然蒋连任成功后，继续让陈诚担任「副领导人」兼「行政院长」，但此刻陈早已心灰意冷，数度以身体健康不适为由，请辞「行政院长」兼职。
美国中央情报局一份机密分析文件更显示，国民党内的权力接班问题，与蒋欲推动「反攻大陆」之间，更存在着极为微妙的关联：
陈诚知悉蒋介石有意以准备发动军事反攻行动，来转移当时岛内对他的不满情绪，他因此以「行政院长」身份，力主国民党在台施政重心，应为推动台湾本身的经济发展，而非军事反攻，他甚至不惜以缩减政府军事预算，与整顿军方内部高层人事为手段，来达到其目的，蒋、陈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未因领导人选举的落幕而稍见缓和。
蒋经国与陈诚之间的权力竞逐关系，也有可能牵动当时蒋介石的反攻大计。
1960年6月间，美国务院即曾分析，一旦蒋介石病故或因其他理由无法视事，蒋经国与陈诚之间竞争未来台湾领导人大位的态势，将无可避免。
虽然陈诚当时在台湾党、政、军系统内「第二把手」的地位，毋庸置疑，然而唯一能够影响或挑战陈诚顺利接班的因素，即是台海之间战事可能的爆发。
易言之，一旦国民党挑起「反攻大陆」军事行动，或者国共之间发生冲突导致台湾方面军事失利，造成台湾内部不稳定、社会失序或者民心涣散，则主掌台湾国安与情报系统的蒋经国，将可借由「恢复国家安定与社会秩序」为名，顺势掌握并主导党政大局。
据此观之，陈诚对于蒋介石准备军事「反攻大陆」之准备，始终敬而远之，即不足为奇。
5、台湾民主化的声浪
除了蒋介石与陈诚之间的紧张关系之外，当时台湾内部，一股强大反对国民党威权统治与要求台湾民主化的声浪，也让蒋介石倍感压力。
1960年5月18日，李万居、郭雨新、高玉树、许世贤等台湾本省籍非国民党政治人物，与被国民党开除党籍的「国大代表」雷震、青年党夏涛声、民社党蒋匀田等72人，于台北召集会议，除强烈批评台湾选举不公之外，还决议积极展开筹组新政党的行动。
9月4日，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以涉嫌叛乱为由，突将雷震等人逮捕判刑，此事件不但震惊中外，也让筹组中的新政党就此无疾而终。
尽管台湾岛内一股争取民主化的呼声，因「雷震案」的发生而受挫，然而国民党内外「自由开明派」政治人物，在台面下的串联，却从未停止过。
1960 年秋，胡适即曾告诉美国「驻台代表」庄莱德，即便雷震被捕入狱，他依然不放弃结合台湾本省籍与非国民党籍精英人物，为推动台湾的民主化继续努力，胡适还向庄莱德透露，在此一运动进行幕后指导工作的，正是陈诚。
如上发生在 1960 年代初期台湾内部的重要政治事件与发展，在相当程度上似乎也成为蒋介石决心发动军事「反攻大陆」的重要因素。
易言之，蒋有意以台湾对外的军事行动准备与推动「反攻大陆」的终极目标，以及伴随着这些准备工作，所带来的党政军机制改组与社会动员，作为进一步巩固与强化其在国民党内外领导统治地位的正当性，以及凝聚台湾内部不同政治力量的重要因素。
在肯尼迪就职前夕，美国驻台北代表处，拍发回华府有关台湾政情的评估报告里，即毫不意外地指出，希望发动一场反攻大陆战争的构想，正在国民党内的最高阶层里不寻常且快速地发酵之中，这与台湾各地本省籍精英人士，对于「反攻大陆」议题缺乏兴趣与支持动力，正好成一强烈与鲜明的对比。
6、大陆内部的因素
无可讳言，1950 年代晚期起，海峡对岸的中国大陆内部情势发展，也成为蒋介石考虑发动反攻准备的重要依据。
1958年5月，中共中央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在中国大陆各地积极推动「大跃进」，在农村普遍设立「人民公社」，希望「超英赶美」，「大跃进」运动所造成的生产浮夸虚报现象，造成1959年起的三年自然灾害。
对蒋介石而言，中共推行「总路线」、「大跃进」与「人民公社」所引发 的自然灾害 ，其所带来的政治性意义与解读，恐怕远比 自然灾害 本身更为复杂。
美国中央情报局则认为蒋介石身旁的情报人员，向他提供有关中国大陆情势混乱与自然灾害过于夸大不实的情报，让蒋误认为当时大陆民众渴望他领导「反攻大陆」。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