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56年周总理首次提出战犯特赦问题后，至1974年，国民党战犯经过7批次全部释放。针对特赦人员的安置问题，中央政府给出了明确意见，其中将他们安置在农村的，每月将发放15元安置费。
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看到这份报告时，流露出明显的失望：「这个数额太小了，15元根本不够。当我们释放战犯时，要为他们举行欢送会，并请他们吃饭，每人还应给他们100元的零花钱……」那么，这些获得新生的战犯后来去了哪里？
他们的生活结果又是怎样的呢？战犯是指发动非正义战争或者在战争中犯下严重罪行的人。在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公安部提出，在解放战争时期犯有严重战争罪行的国民党军队的将、校级军官，国民党省厅级军官、国民党各级委员，以及特务机关处长、站长以上人员都可列为战犯。
根据这个标准，新中国成立前后被列为战犯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有926人。
改造过程虽有阻力，但通过不懈努力，战犯最终成功弃旧图新，成为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经过时间的推移，战犯们对于参观各个城市产生了别样的期待。每当参观日期接近时，他们最积极的活动就是梳理自己的仪容仪表，这也是参观即将开始的明显标志。
「五一」国际劳动节是他们期待的参观日子，前两天，他们就开始梳理仪容仪表，等待参观的通知。第二天晚上没有收到参观的消息，他们显得有些失望，难以集中精神。
但是，当他们听到参观的通知时，他们的精神立刻振奋起来，都表现出非常高兴的情绪，甚至在夜晚也因为兴奋而无法入睡。
一些思想觉悟较高的战犯，在参观中鸣礼炮和唱国歌时，他们主动站起来，聚精会神地唱着国歌，心中顿时充满了希望和光明。
参观结束后，他们又参加了「五一」劳动节晚会。国民党四十八军中将副军长莫德宏在晚会上说：「这是我经历过帝皇、军阀统治时代以来，从未见过的一个人民如此欢乐的场面。」
在中国共产党的关怀下，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战犯的改造十分重视。周恩来总理亲自委托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傅作义、郑洞国等人去战犯管理所探望战犯，进行说服开导工作。
杜聿明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深受蒋介石的器重。毛泽东曾以中原、华东两人民解放军司令部的名义劝他投降，但他并未醒悟。
在淮海战役中，杜聿明被俘，陈毅曾试图与他谈话，但杜聿明拒绝了。 1950年，杜聿明被转移到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那时，他被带上种种脚镣，以为自己必死无疑，因此多次向军医寻求安眠药，准备自杀。然而，管理人员发现了他的异常，对他进行了正面教育，教导他只要能够悔过，就能够得到宽大处理。
管理人员对杜聿明的生活和心理都非常关心，逐渐使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开始积极立功赎罪。他打消了自杀的念头，接受了陈赓的关心，最终成为了第一批获得特赦的战犯。
在对杜聿明的心理疏导同时，管理人员还在努力让战犯们对劳动有更深的印象。然而，长期的养尊处优使他们的思想固化，要让他们去劳动并非易事。
国民党保密局少将沈醉参加了缝纫组、理发组和送饭组，他非常积极，虽然之前从未接触过这些活，显得有些生疏，甚至闹出了不少笑话，比如缝纫机的机针经常被他弄断，或者在理发时刮破别人的头。
每当发生这类情况，沈醉都会立即写检讨，请求处分。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他的技艺逐渐熟练，甚至获得了「秦城监狱头把刀」的称号。
在1956年的二届政协常委会上，周恩来总理提到了战犯特赦的问题。
在陆定一为中国起草的一份报告中，他提出了一个建议：「政协会后，可以放十几个战犯看看。」这个建议预示着战犯特赦的问题将在不久的将来得到解决。
周总理和毛主席一致认为，我们应该将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如果我们处决了战犯，不仅无法带来积极的影响，反而会让台湾方面认为战犯的下场必定是被处决，从而增加他们的恐慌。
相反，对战犯进行特赦并加以妥善安排，可以更好地推进对台湾的工作。 周总理制定了具体的计划，首先将战犯集中到北京，然后安排他们参观各地并允许亲友探望。
接下来，将与他们探讨如何开展对台湾的工作。在4月25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明确表示，处决战犯并不能带来任何积极的效果，包括增加生产、提高科学水平、加强国防、收复台湾等。
对于特赦战犯的时间，毛主席也进行了深思熟虑。他认为，目前释放战犯为时尚早，无法向老百姓解释清楚。因此，正式释放战犯是在1959年，即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前半个月。
毛主席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时，对一些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宣布特赦。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布首批战犯特赦名单，包括杜聿明、宋希濂等10名高级将领和末代皇帝溥仪在内，立刻引起了各界群众的关注。
尤其是那些在功德林关押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更是激动不已。他们向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对党的深深感谢。
10天后，周总理便邀请他们到中南海西花厅做客。在那里，周总理勉励他们做好对台湾的工作，亲切地问候着每一个人的身体和家庭状况。
当谈到在黄埔军校的时候，周总理幽默地说：「我在黄埔军校时还不到30岁。」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少校科员的曾扩情立刻回忆起：「是呀，我那时已经30多岁了，学生比老师的年龄还大嘞！」
扩情羞愧地说：「我没有听从您的教导，辜负了您的期望。」总理安慰他：「不是你们的问题，是我作为老师做得不够好。」
见到溥仪沉默寡言，总理便与他谈论满族的风俗文化，溥仪立刻被吸引并投入了话题。在愉快的氛围中，总理鼓励大家重新开始，为建设新中国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国家需要人才，会根据每个人的专长来安排工作。当谈到亲属问题时，总理得知郑庭笈将军的婚姻状况，关心地问：「你的妻子怎么样，是否考虑再婚？」
郑庭笈回答说妻子仍然单身。总理对张治中等人说：「你们要帮助他们重新建立家庭。」听到总理的话，郑庭笈深受感动，他没想到总理对他的婚姻状况如此关心，他激动地看着总理，一时之间无言以对。
郑庭笈的妻子叫冯莉娟，是湖南衡阳人。1937年，郑庭笈在冯莉娟的家乡训练，两人虽然年龄相差二十岁，但是一见钟情，很快便结为连理。
郑庭笈带着四个孩子独自生活，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在原国民党中将军长黄翔的妻子帮助下，他们搬到了北京。这一直是郑庭笈心中的疙瘩，他理解妻子的选择，但他不能确定她是否愿意接纳现在的自己。
在周总理的推动下，张治中积极动员郑庭笈和冯莉娟复合。然而冯莉娟一直没有表态，因为她认为自己没有理由再见郑庭笈。
虽然郑庭笈没有计较过去的事情，但冯莉娟仍无法跨越心里的坎。到了1960年，张治中在颐和园介寿堂举办黄埔师生聚会，周总理和邓大姐也被邀请。
在聚会上，周总理再次问起郑庭笈的婚姻问题，得知他还没有解决，周总理语重心长地说：「一定要抓紧，要理解妻子的心。」
郑庭笈决定不辜负周总理的关心，决定回去就给妻子写信，表达了继续努力的决心。1961年，郑庭笈成为文史专员，冯莉娟被调到政协打字，组织安排郑庭笈给冯送文件材料。
经过多次相处，冯莉娟终于清楚丈夫的心意，同意复婚。郑庭笈非常高兴，还向周总理分享了这个喜悦。复婚那天，他与妻子高举酒杯说：「是周总理，我们才得以重享天伦之乐。
可以说，周总理就是我们的红娘。」从1956年周总理提出特赦战犯的问题后，直到1971年已经先后分批释放了许多战犯，但仍有一部分战犯还在改造中。
周总理批示，战犯特赦需体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各地战犯管理所负责人根据指示传达了精神。1974年冬，周总理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指示要清理关押的战犯，包括新中国成立后捕获的美蒋特务。
尽管毛主席和周总理表示要宽大处理战犯，但各地管理单位反复斟酌后，认为有13人需要继续关押，包括4人在山东战犯管理所，7人在抚顺战犯管理所，2人在北京秦城监狱。
这13人中，有杀害杨虎城将军的凶手周养浩。
周养浩在被关押期间坚持认为自己无罪，由于沈醉在调查中牵涉到他，他深感怨恨，并试图攻击沈醉。幸运的是，宋希濂及时出手阻止了这一事件。
之后，周养浩被转移到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在特赦名单中他的名字并未出现，因为他在继续为自己的罪行辩解。周养浩认为自己无望被特赦，因此拒绝参加劳动改造。
针对这些坚决不承认犯罪事实的战犯，公安部认为他们没有表现出改过自新的迹象，因此需要继续进行改造。中央决定为被特赦的人员每月发放15元的农村安置费，但当毛主席收到报告时，他表示非常不满意，认为这个数额太小，每人应发放100元零用钱。
而对于那13名战犯，毛主席表示应该释放他们，强迫他们进行改造并不好。在土改时期，如果不杀恶霸地主，百姓会感到害怕。
而这些战犯并没有在百姓中有恶名，因此处决他们毫无必要。因此，他们应该全部被释放。
在毛主席的指示下，战犯们被分为了7批全部释放。在最后一批特赦战犯中，有10人申请去台湾。中央政府同意了他们的请求。
这一决定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这10人都是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其中只有一个人，即原国民党赣东青年服务总队长蔡省三，没有直系亲属在台湾。
考虑到海峡两岸多年的隔绝，大陆临时组织了一个小组，由华国锋直接领导，负责这10人的回台事宜。
原国民党68军政工处处长张铁石被国民党特工骗了钱财，在台湾的亲属不敢为其担保，无奈之下，张铁石心生悲凉选择了自杀。
相比这10人的命运，留在大陆的战犯们的待遇实在好太多，他们大多被政府重新分配工作，受到了政府的照顾。原国民党68军政工处处长张铁石被国民党特工骗了钱财，在台湾的亲属不敢为其担保，无奈之下，张铁石心生悲凉选择了自杀。
即使是战犯中的「顽固派」，黄维将军在狱中也得到了党的关心和照顾。起初，黄维拒绝接受改造，甚至与管理所的人员发生冲突。
然而，在病倒后，政府没有忘记他，为他治病。这一举动让黄维深感醒悟，最终获得了特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