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长征后，蒋介石为巩固对中央苏区的占领，于1934年12月撤销「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各路军的序列，对江西、福建实行「绥靖」部署，委派蒋鼎文为驻闽绥靖主任，将福建划为4个绥靖区。
闽西列为第十绥靖区，以卫立煌、李默庵为正副司令官，指挥8个正规师和地方反动武装，对闽西红军游击队发起连续的「清剿」。
第十绥靖区部队联合江西边境的「清剿」部队进行「会剿」，从会昌、武平、长汀四面对福建省委驻地——长汀四都山区完成了包围。
这时，福建省军区直属的红军主力第十九、二十团及地方武装还有4000余人，如果指挥得当，还是能在游击战争中发挥巨大作用的。
可惜的是福建省委、省军区领导人万永诚依然集中部队搞大兵团作战，强使处于绝对劣势的四千红军，正面对抗八个师的蒋军强敌，打毫无胜利希望的阵地战。
按万永诚的部署，红军全部集中在长汀四都一带狭小的地区内，准备同前来围攻的敌人决战，以「保卫苏区」。
当年4月，包围圈逐渐缩小。困守四都山区的红军部队补给日益困难，粮食药品匮乏，伤病员日增，处境极端恶化。
万永诚被迫决定部队分三路突围。但为时已晚，在敌众我寡的重重围困中，突围部队均遭失败。万永诚和上千名红军战士于1935年4月底牺牲在四都山区。
不过，闽西斗争还是留下了种子。1934年12月，张鼎丞奉苏区中央分局的命令潜回长汀四都山区，担任福建省苏维埃主席，指导当地游击战争。
张鼎丞见到省委书记万永诚后，向他建议赶紧分散力量打游击，他拒不接受。于是，张鼎丞毅然提出自己要回龙岩、永定、上杭地区去坚持游击战争，万永诚不能不同意。
回到永定后，张鼎丞即以老根据地永定溪南为中心，着手进行杭永岩游击战争的组织工作，把较有战斗力的红八团、红九团和明光独立营等部队组织了起来。
与此同时，困守在宁都、于都边境仁风山区的中央分局和红军部队的处境也日益困难。项英在严重的形势面前，决定领导机关只留下项英、陈毅、贺昌3人，其余分局委员立即分路突围，到各地领导游击战争。
中央分局委员陈潭秋和谭震林率领红二十四师1个主力营向闽西方向突围，准备同在永定的张鼎丞汇合。
随后，瞿秋白、何叔衡、邓子恢等先后分路向闽西方向突围。
邓子恢一行途经小径村时，被国军保安十四团袭击，何叔衡壮烈牺牲，瞿秋白被捕，之后于长汀英勇就义。只有邓子恢成功脱险，重返福建省委驻地四都山区，碰巧找到了陈潭秋、谭震林一行。
于是，邓子恢和福建省苏维埃政府秘书长温仰春一起，随同这支部队出发，又一次踏上了返回闽西的征途。于1935年4月8日在永定与红八团会师。
1935年4月12日，陈潭秋以中央分局代表的名义，在永定县赤寨一个断墙残壁的瓦窑里，主持召开了闽西南党政军领导干部联席会议。
会议决定成立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作出各部队分散独立作战的部署，将闽西南地区划分为三个作战分区：
第一作战分区，以红九团第二营和明光独立营组成，罗忠毅任司令员，方方任政委，在龙岩、连城、宁洋三县边界地区活动。
第二作战分区，由红九团第一、三营和永东游击队组成，吴胜任司令员，谢育才任政委，开辟永定、平和以及广东大埔、饶平等县边区，打通与闽南红三团的联系。
第三作战分区，由红八团和龙岩游击队组成，邱金声任司令员，邱织云任政委，在龙岩、南靖，漳平三县活动。
红二十四师主力营100多人、卓林大队以及永定、上杭、新汀杭等县独立营，由军政委委员会直接领导，在永定、上杭地区活动。
从此，闽西地区的游击战争全面地开展起来。
国民党军队占领闽西苏区后，进行了疯狂的报复，从1935年5月起，至1937年9月，在两年零四个月的时间内发动了5次大规模的「清剿」，小范围的「清剿」则数不胜数。
国民党军「清剿」初期以军事进攻为主，依仗其军事上的绝对优势，采取分进合击，层层包围的战术，「清剿」、「驻剿」、「搜剿」并用，扬言在3 个月内消灭闽西红军游击队。
为了达到彻底摧垮红军游击队的目的，他们提出「以十换一，就是胜利」的口号，与红军拼消耗，他们还强迫群众在所有村镇和交通要道修公路筑碉堡，以扼制红军游击队的活动。
红军游击队稍有不慎，即使留下一个脚印或者一片菜叶，都有可能招致不测。
但是，不管国民党军的「清剿」计划如何险恶，手段如何残酷，也吓不倒红军游击健儿，他们在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下，紧密依靠群众，在各游击区域顽强战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
1935年5月，第一作战分区司令员罗忠毅和政治委员方方，率领明光独立营从永定重返龙岩、连城、宁洋边区，会合了留在那里由刘汉率领的红九团第二营，以及突围出来的闽赣军区第十七、十八团部分人员，相机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
岩连宁边区山高林密，土匪如麻，红军游击队要建立游击根据地就应对土匪采取相应的政策。于是方方提出：在土匪不受国民军收编、不抽收据点内群众保护费、不侮辱妇女的前提下，应与土匪订立互不侵犯的条约，并在与土匪接触中逐渐教育争取其为人民做好事。
根据这一原则，各小分队积极进行争取与改造土匪的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在这一地区站住了脚跟。
第二作战分区司令员吴胜、政委谢育才率领红九团第一、三营从永定南下，经广东大埔转入闽南平和县境，为了摆脱敌人的追袭，红九团不断变换行军方向，夜行昼宿，于6月底到达平和县三坪，与闽南红三团胜利会师。
这时，国民党在闽粤边境集中了第八十师和广东方面的独立第—师、第九师，分别向闽粤边各县红军游击队进攻。
红九团立即与红三团分开行动，在永定、平和、南靖、大埔、饶平诸县边界展开游击战争。
红九团勇猛善战，在短短几个月内消灭了许多反动据点，扩大了影响，并武装群众，组建地方游击队。
7月，红九团在广东饶平击溃粤军李汉槐部1个营，在平和县犀牛岗击溃第八十师1个团；8月间，又消灭坪回民团，并在大芦溪击溃「清剿」之敌的数路进攻，这些战斗的胜利，震动了闽粤边境的敌人。
以红八团为主体组成的第三作战分区，由政委邱织云、参谋长王胜率领团部及第一、三、五连向漳龙公路两侧地区活动。
政治部主任伍洪祥带领第二、四连为掩护团部行动，秘密潜入龙岩以北，与县游击大队会合，然后穿越龙岩至长汀的公路，到达紫金山。
国民党军发觉这一行动，立即调集大部队包围了紫金山，伍洪祥率部选择敌重兵驻守而容易麻痹的地方作为突破口，乘着夜色奋力冲杀，突破重围，摆脱追击，与团部胜利会师。
红八团和红九团由于与地方党和群众关系密切，熟悉地方情况，又善于运用游击战术，破坏交通，袭击机场，拔除据点，搞得国民党军寝食不安。
国民党虽然在军事上占绝对优势，但由于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处处受到红军游击队的袭击。国民党以军事进攻为主的「清剿」，只得以失败而告终。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1935年12月，国民党军改变「集中兵力，分进合击」的战术，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军事、政治、经济「三管齐下」。
在军事上，国民党军集中兵力于岩、永、杭地区，实行所谓重点「清剿」。战术上实行「驻剿」、「搜剿」、「堵剿」相结合，以「驻剿」为主的方法，企图在整个游击区布下罗网，陷红军游击队于绝境。
在政治上，强化反动统治。其中「连坐法」和「移民并村」是最为狠毒的两种。
「连坐法」就是一户违反当局禁令，十户以至整个村庄的人将被残杀。
「移民并村」则是强迫各小山村群众迁居到大集镇，制造无人区，企图割断红军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
此外，国民党还实行自首政策，颁发所谓「自首自新条例」，引诱红军游击队中的动摇分子投降变节。
在经济上，国民党强制实行计口售粮、计口售盐，禁止外出劳动的群众多带粮食，断绝红军的粮油食盐，以扼杀红军的生路。
尽管国民党军「清剿」手段极端毒辣，斗争异常残酷，但闽西南红军游击队没有被吓到，依然坚持开展游击战争。
在岩连宁地区，国民党军在龙岩之白沙、雁石、溪口各驻扎1个团，分路进攻第一作战分区的游击基地大罗坪、天官山、赤高坪和焦营坑等乡村。
方方、罗忠毅等决定乘敌人平均使用兵力和盲目行动的机会，留少数兵力在内线钳制敌人，主力则转入敌军背后开展活动。
但不到10天，国民党军就发觉了红军游击队的这一部署，立刻掉头回来，更加疯狂地追袭红军游击队。
第一作战分区的红军没有料到敌人来得这么快，缺乏必要的准备，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顽强与敌人战斗2个月，受到了重大损失，明光独立营营长贺万德牺牲。
1936年3月，第一作战分区为保存力量，将部队分成 4股，每股四五十人，在周围各县毗邻地区打击最反动的分子，帮助返乡移民重整家园，度过了最为艰苦的一年。
第二作战分区的红九团一部继续在闽南纵横驰骋打击敌人，并在闽粤边境各县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红色政权。
但是，由于红九团经常集中兵力打击国民党正规军和民团，引起敌人重视。1936年1月，国民党军调集第十师和粤军第155、157两个师，在广东饶平、大埔和福建平和边境围攻红九团。
红九团一部撤出平和，向永定东部老游击区转移。由于部队集中行动，目标暴露，在永定湖雷一带遭到国民党军第十师包围袭击，部队伤亡很大，红九团政治部主任赖荣传牺牲。
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红九团积极收容和整顿部队，组成特务大队，重回老游击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在官山消灭国民党军第八十师1个排，缴获一批武器弹药，随后又巧袭永定三莱州，全歼了国民党1个保安团，从而摆脱了被动局面，获得了新的发展。
活动在第三作战分区的红八团集中在朗车进行短期整训，总结经验教训后，决定以分散游击为主，以连排为作战单位，采取更加灵活的战术。
1936年3月初，红八团决定在分散之前向漳平、华安边境开进，深入敌区作短期活动，以扩大政治影响，解决部队给养。但这时，国民党军第十师1个旅已向朗车进攻，华安方向国民党军也已增加兵力，布防就绪。
红八团行至漳平县边境梅营村，与敌人发生激战，团政委邱织云不幸牺牲。
团长邱金声和接替政委职务的伍洪祥根据敌情变化，立刻率领部队转移，经过几天紧急行动和激烈战斗，摆脱了敌人的追击，然后按照朗车整训时的原定部署，将全团5个连分散在漳龙公路两侧和永定东部，积极地开展反「清剿」斗争。
红八团分散活动时，国民党军大肆散布红军游击队已被「剿灭」的谣言，第十师师长李默庵打算在龙岩城召开「剿匪」祝捷大会，并大摆庆功宴，宴请第十师营以上军官和参战民团首领。
为打击敌人的气焰，粉碎其谎言，邱金声率1个短枪队，在李默庵举办庆功宴的当晚，夜袭龙岩国民党陆军第十三医院，缴获大量药品。
邱金声还在医院打电话给正在吃饭喝酒的李默庵，警告他：「你不要吹牛，小心我们取你性命。」
1936年3月底，红八团得知驻龙岩崎獭之国民党军第十师补充团第三营主力外出，立即集中一部兵力与龙岩地方游击队，乘虚袭击该营部，全歼守敌1个排，击毙其正副营长。
为了瓦解敌人的保甲制度和壮丁队，红军游击队运用「白皮红心」的小股游击队在各地行动，这些游击队短小精干，到处打击敌人。
1936年上半年，在红军和各县游击队不断胜利的鼓舞下，群众斗争也开始活跃。他们采取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武装斗争与非武装斗争相结合，有力地配合了红军游击队的活动。
如龙岩后田，童养媳出身的张溪兜组织群众运用各种形式，拖延国民党军修筑炮楼的工程，并在后田建立了秘密联络点和被服厂，后田村实际成了红军游击队的后勤补给站。
垅丘坑妇女陈客娜为支援红军游击队，两次被抓，受尽酷刑，但她始终坚贞不屈，直到被国民党军残醋杀害。
正是由于无数革命群众冒死援助和支持，闽西南红军游击队才得以在难以想像的艰苦环境中坚持斗争，直至胜利。 1936年春，闽西南红军游击队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有效地打击了敌人，保存了自己，在闽西南地区10多个县建立了四大块游击根据地。
到1936年夏，闽西南的局面逐渐好转，群众的情绪趋于稳定。革命武装力量，除了红八团、红九团和明光独立营外，永定、上杭、龙岩等县都有百余人的游击队，还组建了许多游击小组。
在党的组织方面，恢复了各级组织系统，县以下建立了区委，有不少乡村建立了党支部。
各县之间还建立了武装交通队，形成了一个交通网，把整个闽西南游击区联系起来，保障了闽西南军政委员的统一领导和指挥。
1936年7月，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召开会议，以红八团、红九团为基干，将闽西南的红军游击队整编为6个支队；
第一支队支队长邱立生，政委陈得清；第二支队支队长李角旺，政委昊作球；第三支队支队长阙树槐，政委邱成贤；第四支队支队长阮文松，政委李赤标；第五支队支队长刘永生，政委熊梦辉；第七支队支队长刘宪，政委黄火星。
1936年9月，国民党在闽西南地区仍集中第三师、第八十师、第五十二师、第三十七旅，以岩永杭为中心，对红军游击队发动第三次「清剿」。
在「清剿」中，国民党军故伎重演，强迫移民，烧房搜山，限制粮食，严密保甲制度。闽西南红军游击队运用游击战术，看准时机坚决打击敌人的进攻。
10月9日，红三支队与龙岩独立营协同作战，在白土歼灭国民党军第三十七旅1个连及当地民团近100人，击毙国民党福建省土地督察员。
3天后，红三支队与龙岩独立营在东坑、岩山头设伏，再次打退国民党军第八十师1个团的进攻，打死打伤敌100余人。
在此前后，红一支队在岩连宁边区消灭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1个加强连，随即又攻占龙岩之溪口、涂潭，消灭地主武装 200余人和驻守在铜钵山后的第三师1个排。
国民党军在受到连续打击以后，不敢再贸然出动，各区乡民团更是缩到碉堡中不敢下乡。
1936年6月上旬，爆发了以陈济棠、李宗仁为首的粤系和桂系军阀反对蒋介石统治的西南事变（亦称两广事变）。
蒋介石在平息了两广事变之后，重又回师对付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10月间，驻闽绥靖主任蒋鼎文由广东重返漳州，着手布置对闽西南的第四次「清剿」。
10月28日，蒋鼎文及其驻闽绥靖主任公署由漳州北迁建瓯。驻防闽西南地区的中央军各部也相继北调。闽西南的防务改由粤军第一五七师、一五八师接替。
这样，由蒋鼎文一手部署的第四次「清剿」计划，因国民党军的换防，未得全面实施。
1936年11月上旬，粤军分批抵达闽西南，以第一五七师1个旅驻龙岩、漳平边界，第一五八师1个旅驻龙岩、永定边界，另有2个团驻上杭、连城一线。
1937年1月，粤军对闽西南游击区发动了第五次「清剿」。军事上采用分进合击战术，埋伏袭击红军游击队，破坏闽西南党后方机关及地方工作。
同时，实行经济封锁，强迫群众倒伐树木移民并村，筑堡做栅，扶植地主武装，利用叛徒屠杀革命群众等等，无所不用其极。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分散游击。一方面开展灵活的游击战争，在军事上打击粤军，另一方面发动社会人士，反对粤军烧山移民、毁灭闽西南经济的残暴行径，并对粤军大力宣传「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
由于措施得当，粤军在政治上、军事上很快陷于被动。到1937年3月，粤军初进闽西时那种傲慢凶残的气势逐渐低落，第五次「清剿」随之结束。
至 1937年3、4月间，闽西南游击武装约3000余人，党的组织有8个县委、56个区委、400多个支部，拥有党员3000余人。
1937年4月，方方受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委托，前往延安汇报工作。在延安期间主席方方说：「你们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保留了这么多干部，保留和发展了部队，保留了20万亩土地，保卫了苏区广大群众利益，这是伟大的胜利。」
1938年8月，闽西南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随即奔赴抗日的战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