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和周总理是20世纪中国的两位标志性人物，两位伟人珠联璧合，风雨同舟，共同带领中华民族走上富强之路。
对于毛主席和周总理之间的「天作之合」，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给出过一段中肯的评价：
「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不会燃起革命的火焰，如果没有周恩来，中国革命的火焰可能会燃成灰烬，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合作，才让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中国……」
一、为革命退位让贤
毛主席与周总理的共事经历，横跨革命战争、和平建设和两次大运动三个时期，时间长达半个世纪。
就是这样一对坦率的合作伙伴，相识的过程竟然充满「坎坷」，毛主席与周总理的相识过程可以用一再迟到来形容。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毛主席以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党一大，而此时周总理却远在法国，后来周总理回国来到广州，毛主席则已经离开广州，到上海的中共中央局工作。
等到周总理赶赴上海时，毛主席又因病回到湖南休养，毛主席二次前往广州之际，周总理正在东征的战场上开展革命工作。
直到「中山舰事件」爆发后，毛主席和周总理才正式见到了彼此，周总理受邀参加了毛主席举办的农运讲习课，毛主席随后又到黄埔军衔作了演讲，两人都有惺惺相惜的感觉。
毛主席与周总理再次相见，是在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周总理初到中央苏区，就被任命为中央局书记，是实打实的「当家人」。
然而，周总理为了保证革命能够成功，主动选择了退位让贤，不仅帮助毛主席保住了在红军中的地位，还支持毛主席成为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人，这份赤诚之心难得可贵。
几次反「围剿」战争中，周总理逐渐认识到了毛主席战略的伟大，他坚信只有毛主席才能挽救中国革命。
1931年时，中央决定解除毛主席在党和红军内部的一切职务，周总理对此坚决反对，并主张让毛主席留职。
第二年，周总理又联合王稼祥致电给党中央，请求设立总政治委员，而且提议由毛主席来担任此职。
周总理还在电文中写道：
「由毛泽东同志负责指挥红军，可能较为适宜，必须使毛泽东同志的经验和长处得以发挥……」
毫不夸张地说，是周总理的退位让贤，给了毛主席一个施展才华的机会，这最终帮助毛主席成为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人。
二、遵义会议上的支持
作为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遵义会议的召开同样离不开周总理的努力协调，是周总理与党内人员沟通，才促成了遵义会议。
当时，党和红军均处在危机存亡的关头，周总理反思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由此将挽救危局的目光投向了毛主席。
会议上，毛主席一上来就痛批博古，博古则针锋相对地回应，气氛一度陷入尴尬，这时，身为三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的周总理的发言将至关重要，甚至会影响整场会议的基调。
轮到周总理发言时，周总理首先提出了与毛主席相同的看法，即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由错误的军事指挥造成的。
接着，周总理巧妙地转变话锋说道：
「我是中央任命的军委副主席，愿意承担此次错误的主要责任。」
在场所有人都清楚，这是周总理以牺牲自我的方式，来缓和气氛，同时委婉地表明自己支持毛主席的态度。
第五次反「围剿」时，博古将红军的指挥权交给了李德，周总理曾对错误的军事指挥提出过不同意见，但是没有被采纳。
会议进行到推选中央委员的阶段时，周总理则直接表明态度，支持毛主席当选中央委员，成为新三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
周总理采用委曲求全的方式，换来了遵义会议的成功，也换来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更换来了中国革命转危为安。
单从遵义会议成功召开这一点看，周总理无疑就是毛主席的伯乐，没有周总理的支持，中国革命或许还要走许多弯路。
三、人类历史的奇迹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和周总理继续合作，领导全国人民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可是这个过程同样充满了波折。
从1956年开始，毛主席为了尽快改变中国落后的面貌，开始选择更为冒进的思想，结果酿成了一场跃进运动。
然而，周总理却在此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反复强调稳定和平衡「左」和「右」两种极端思想，并且在给全国人大的报告中写明了反对冒进的看法，最终使全党意识到了冒进的严重性。
到了特殊时期，周总理依然没有选择盲从，在意识到运动的危害后，周总理首先找到毛主席沟通，之后又向受接见的群众解释，以此来缓解运动产生的巨大冲击力。
尽管周总理自身也受到了运动的冲击，但是作为毛主席决策的实施者，周总理还是利用一切机会，避免了党的分裂。
根据周总理在这两次运动中的表现来看，毛主席更像是一把火，而周总理则是能够控制这把火火势的人。
在与毛主席共事的半个世纪中，周总理始终能够以「副手」的身份协助毛主席，这本身就是一件难得可贵的事。
毛主席与周总理的合作领导，不仅仅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个奇迹，即便放眼全人类的历史，这种共事经历也是极为罕见的。
正如美国记者吴德施在周总理的非正式传记中所描述的一样：
「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合作是坦诚的，同时也是创造性的，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与此有着关键的联系。」
1976年，周总理与毛主席先后离去，两位伟人开创的时代结束了，但是两位伟人留下的革命事业却仍需后人继承。
今天，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镌刻着由毛主席起草、周总理书写的碑文，庄严的碑文既是新中国的宣告，也是毛主席和周总理共事经历的永恒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