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杆子里出政权」！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只有自己的武装才能领导革命胜利。
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暴动开始了。
而南昌起义成为打响中国革命的第一枪，「八一」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被载入史册。
因为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实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共产党与国民党正式决裂，被迫转入地下。
中国的出入在哪里？共产党人的政治抱负如何实现？成为当时共产党最大的问题。
只有武装暴动，建立自己的武装，才有希望实现中国革命。
武装从何而来呢？
大家寄希望于国民党第4军。
4军是北伐主力，军长张发奎是北伐名将。
北伐开始时，他任4军12师师长，第一次北伐结束后升任4军军长，第二次北伐后又升任国民党第2军总指挥。
张发奎为人正直，不太有军阀作风，他与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都有很好的关系，曾明确表示保护中共党员。
因此，叶挺等一大批共产党员在4军都得到了保护。
当时，汪精卫和蒋介石闹分裂，汪精卫准备组织东征讨伐蒋介石。
唐生智和张发奎的部队作为主力，由武汉向江西九江集结。
周恩来看到了这个机会，在政治局会议上指出：现在大批同志都随4军行动，万一张发奎转而反共，我们的同志会被一网打尽。
与其受人宰割，不如先发制人。
而此时，李立三等人也从九江来信，主张在南昌九江地区由叶挺部发起暴动。
周恩来要求中央迅速确定南昌暴动的方针，获得国民党左派的合作与支持，并得到共产国际的援助。
7月17日，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已经命令帝2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第4军军长黄琪翔、第6军军长程潜、第9军军长金汉鼎、第11军军长朱晖日、第207军军长贺龙等组成东征军，向安庆、皖北、浙江等地进军，讨伐蒋介石。
当时叶挺的24师和贺龙的20军都驻扎在九江地区。
朱培德深恐虎视眈眈的唐生智趁东征之际兼并自己的地盘，因此把重兵布置在江西与湖北的交界处，南昌城里兵力空虚，李立三等人看到了这个机会，前往九江策动叶挺部暴动。
中央政治局决定周恩来迅即赶往九江、南昌，组织一个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书记，谭平山、李立三、恽代英、叶挺等为委员，相机处理一切。
为此，周恩来于7月20日启程到南昌，这是中共中央没有征求莫斯科同意做出的一个重要决定。
也是在20日，由谭平山召开了一个「谈话会」，参加会议的有邓中夏、李立三、聂荣臻、叶挺等。
大家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认为武汉政府已完全反动，唐生智屠杀共产党，汪精卫已完全投降于唐。
张发奎的态度虽然表示反唐，却拥护汪精卫，并对共产党不满。
他表示要第2方面军的中共党员如叶挺等，须退出军队或脱离共产党。
原来寄希望于张发奎，想借助他的力量打回广东，现在看来已不可能了。
因此，中共「应该抛弃依张的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决定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20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在南昌暴动」。
谭平山主张令叶挺即刻联系贺龙的军队，向武汉政府示威，促使武汉政府保持国民党的三大政策，胁迫张发奎赞成这个主张。
并有主张不待中央命令，即刻发动的。
经过商议，最后决定准备待中央命令一到即发动。
但谭平山未得中央决定，已经将暴动的计划告诉了贺龙。
国民党第20军军长贺龙，出生在湖南桑植县洪家关一户贫苦的农民家庭，1916年，他以两把菜刀起家，组织起农民武装，在讨袁护国和护法战争中逐渐发展壮大。
大革命时期，贺龙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率部投奔国民革命军，归属唐生智。
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9军第1师师长，参加北伐。
1927年6月，由于战功卓著，升任第20军军长。
但因为贺龙出身贫寒，在国民革命军中并非嫡系，常常受到歧视和排挤。
贺龙在早期的军旅生涯中，几次遭到军阀的陷害、吞并。
因唐生智视贺龙部队为「杂牌」，使该师官兵数月未能发饷。
师参谋长陈图南煽动下级军官闹事，1927年4月，贺龙赶到驻汉口湛家1团，向士兵说明缘由，一个士兵竟向贺龙开枪。
场上顿时大乱，贺龙越墙逃走。
陈图南率众潜逃，被武汉国民政府缉捕处决。
此后，汪精卫、谭延闿等人出面，为贺龙部发了数月所欠饷银，才使军心安定下来。
贺龙认识到国民党不是他久留之地。蒋介石、汪精卫都图谋解决贺龙的部队。
1927年6月，贺龙部队结束北伐，从河南返回汉口途中，蒋介石密令将贺龙部队缴械。
预感不妙的贺龙改变了行军路线，躲过一劫。
回到汉口，唐生智又邀请贺龙到他的司令部「谈话」。
贺龙觉得这是「鸿门宴」，当天率部移师鄂城，又一次摆脱了被兼并的危险。
经过这些风险，贺龙认清了国民党排除异己的行为，决心自寻出路。
他的部队中有共产党员周逸群，周逸群是黄埔二期学员，1924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时任20军政治部主任。
他深知贺龙的处境，经常给贺龙讲革命的道理，使贺龙对共产党有了初步的认识。
贺龙听从周逸群的建议，将武汉和湖南、湖北各地被解散的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及在「清党」中被各处「礼送」的共产党员收容到20军中。这其中就包括段德昌、陈庚、陈章甫等人。
7月23日贺龙到九江，江西省主席朱培德大摆宴席，招待各路将领。
4军军长黄琪翔、9军军长金汉鼎以及叶挺、贺龙等参加了宴会。
宴会上，朱培德对贺龙转达了汪精卫、张发奎的邀请，请他和叶挺一起赴庐山开会，共商军机大事。其实是要把贺龙、叶挺骗上庐山，夺取两人的军权。
然而，天无绝人之路，汪精卫和张发奎的阴谋，被4军参谋长叶剑英知道了。
叶剑英是秘密党员，共产党身份没有公开。
他参加了汪精卫、张发奎的庐山会议，知道汪精卫的密谋，此刻，他十分着急，散会后立即下了庐山。
7月24日，在九江甘棠湖的小舟上，叶剑英把汪精卫、张发奎的底细告诉了叶挺、贺龙、廖乾五、高语罕。
蒙自鼓里的两人这才明白事情真相，他们决定不去庐山开会，并迅速把队伍开往南昌。
当谭平山把共产党准备组织暴动的打算告诉贺龙后，贺龙激动地表示：「早该动手了！谭先生放心吧，共产党怎么说，我就怎么干。」
7月27日贺龙率20军进驻南昌，使暴动拥有了最大的一支军事力量。
南昌暴动的内应是朱德。
朱德于1922年在德国加入共产党，后赴苏联学习军事技术，1926年回国。
他在云南讲武堂时与朱培德、范石生是要好的兄弟，到南昌受到朱培德的重用，创办第3军军官教育团，并任团长。后来又兼任南昌市公安局长。
1927年6月，朱培德在江西「清党」，朱德被其礼送出境，赴武汉。
7月21日朱德又返回南昌，因为与朱培德交情未断，所以能够自由活动，与原教育团的人员来往。当他获悉即将举行暴动的消息后，朱德随即开始进行准备。
7月27日，周恩来到达南昌，当晚住在花园角二号朱德寓所。
朱德向他汇报了南昌城内国民党军队驻扎情况，并画了一张详细的驻军布防图，标明火力点及进攻线路。还提供了朱培德等将领去庐山开会，南昌城里兵力空虚等情况。
随后，朱德又联络军官教育团成员，组织近千人的队伍，进行两次军事演习，以熟悉南昌主要街道，查看周围的地形，还进行了几次夜间紧急集合，传口令、识别记号等训练，为最后的起义做好准备。
而张发奎作为北伐「铁军」的军长，对作战勇敢的共产党员部属都爱护尊重。在4军中，他只知道叶挺是共产党，其余党员都处于保密状态。
25师参谋长张云逸、73团团长周士第的共产党员身份，他都不知道。
4军参谋长叶剑英也是秘密党员。张发奎与4军军长黄琪翔关系密切，叶剑英和黄琪翔是梅州老乡，所以张发奎对叶剑英也是毫无戒备，使叶剑英得以参与机密。
张发奎与汪精卫、孙科、朱培德等聚集庐山，商讨东征部署，根本没想到共产党会暴动。
张发奎知道叶挺四处活动，心里想顶多让叶挺离开，认为自己的部队是不会出问题的，抱着「看热闹」的心态登上庐山。
朱培德觉察到朱德在南昌活动，为避免牵连，他让师长王均离开南昌到遂川掌握部队，自己则上庐山去陪汪精卫。
就这样，南昌群龙无首，给八一南昌起义带来了天时之利。
作为南昌起义的「总指挥」，周恩来往返于武汉、九江和南昌之间，筹划暴动的各项准备。
7月25日周恩来到九江召集中央委员会开会，传达中央意见，「认为形势既已如是，对在浔同志的意见完全同意」。决定「积极进行军事之准备，并由邓中夏同志将详细计划回汉报告党中央」。
会后，周恩来、李立三等于27日齐赴南昌，成立前敌委员会。南昌起义由酝酿转入实施阶段。
然而此时却出了问题，问题出在共产国际身上，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滋说：共产国际没有经费提供南昌暴动使用，莫斯科电令禁止俄顾问参加暴动。
罗明纳滋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这次暴动的回电：倘若这次暴动无成功希望，最好不要发动；张发奎部的共产党人可全部退出，并派他们到农民中工作。罗明纳滋派张国焘去九江和南昌，向前敌委员会转达并商议暴动的事。
张国焘于28日来到九江后，集合少共中央委员贺昌、武汉军校政治教官高语罕、前敌委员会委员恽代英、4军政治部主任廖乾五、少共中央委员关向应开会，告诉他们中央常委会议的经过和决定。
大家听后群情激愤，都表示南昌暴动势在必行，已无讨论余地。
恽代英更是怒斥共产国际：「……共产国际阻止我们行动，我是誓死反对的。」他指着张国焘说：「如果你再动摇人心，我们就打倒你！」
由于铁路交通混乱，张国焘不能及时赶往南昌。29日他两次密电南昌，称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等他到南昌时再解决。
当时前敌委员会决定：暴动决不能停止，仍继续进行一切。
30日张国焘来到南昌与前敌委员会商议，他说：「中央意见宜慎重。」他还根据共产国际的来电「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暴动，否则不可动」，提出「目前形势，应极力拉拢张发奎，得到张的同意，否则不可动」。
参加会议的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彭湃、谭平山等人一致反对。
周恩来愤怒地说：「这个意思与中央派我来时的想法不相吻合，如果我们此时不行动，我只有辞职，也不再出席今天的特别委员会会议。」
此时，汪精卫和张发奎得知贺龙、叶挺两部未经命令擅自开到南昌，感觉不正常。于是张发奎电告两人，8月1日他们要来南昌。
情况紧急，大家决心暴动。遂决定于8月1日凌晨4时行动。
为消灭驻南昌的朱培德第3军23、24团创造条件，朱德利用滇军的关系，在嘉宾楼宴请这两个团的团长和副团长，以便拖住他们。
席间，突然有贺龙部下的一个营长前来告密，说贺部将要暴动。
两个团长大惊，急忙离席而去。朱德急忙赶到中华圣公会教堂20军军部，通知贺龙提前行动。
8月1日2时，在江西大旅社，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指挥各部开始行动。
起义部队2万余人对南昌几处驻军发起进攻，行动很顺利，天明就肃清全部守敌3000余人，缴获各种枪5000余支。
同日下午，驻马回岭的第25师73团全部、75团三个营和74团机枪连在前敌委员会聂荣臻、73团团长周士第带领下，乘火车前往南昌会合。
张发奎获悉叶挺、贺龙在南昌暴动的消息，非常气愤，他决定去南昌追回部队。
当他的火车开到回马岭，发现前面的军队在做防御工事。
他问：「你们奉谁的命令？」
「奉党的命令。」
「哪个党的命令？」
「共产党的命令。我们服从张总指挥，总指挥的车可以过去。」
聂荣臻在桥对面看得清楚，怕部队发生变故，于是下令士兵朝天鸣枪。
张发奎和李汉魂慌忙跳车而逃，连卫队都丢下了。
聂荣臻放回张发奎的列车，带部队直奔南昌而去。
南昌起义后部队何去何从，竟然没有打算！
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革命的第一枪，但是，南昌起义胜利之后应该怎么办？领导层却拿不出旗帜鲜明的政治纲领来。
8月1日上午，谭平山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身份，在南昌原省政府西花厅召集了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联席会议。
会议首先由叶挺报告起义经过，选举产生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邓演达、张发奎、谭平山、陈友仁、吴玉章、贺龙、郭沫若、恽代英、周恩来、张国焘、叶挺、李立三、徐特立、彭湃、宋庆龄、何香凝、于右任……25人为委员，宋庆龄、谭平山、恽代英、贺龙、郭沫若、邓演达、张发奎七人组成主席团。
谭平山作为革命委员会的代主席，主持工作。
明明是共产党独立组织的起义，为什么要打国民党的旗号？
宋庆龄、邓演达等人已和汪精卫分离，前往上海，根本没有参与其事。
而把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等亲汪精卫的将领拉进来，更不着边际。
许多人对此表示不满。刘伯承后来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此次英勇的暴动，谁都知道是我们党领导的，应该明白地将我们党的真面目及政治主张宣布出来，但仍挂上屠杀工农的国民党头衔及畏缩右倾的土地口号，真是一件恨事。
南昌起义成功后仅仅四天，张发奎第2方面军的一部分，由九江向南昌逼近，声言讨伐叛逆。
朱培德也在吉安、樟树调集他的部队，作反攻南昌的部署。
武汉唐生智方面也可迅速集结部队入赣。
根据这些情况，起义领导人认为南昌四面受敌不易立足。部队何去何从，当时有两种意见：一是南下广东，以潮汕为根据地，进而占领广州，再次北伐；一是西进湖南，在湖南农民军配合下，占领一部分地区，再图大举。
贺龙赞成第二个意见。因为湘西一带是他的家乡，地理人情都熟悉。
但讨论中谭平山、周恩来、彭湃等多数人主张南下。理由是东江一带李济深、陈济棠的部队房务空虚，易于占领；东江的农民运动在彭湃的经营下很有基础，又有汕头海口，可以得到苏联接济。于是决定南下。
由于部队没有一个坚强团结的领导集体，没有健全完善党的组织，没有明确的行动方向，也没有及时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部队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于4日开始南下。
部队没有进行充分的动员和行军前的准备，行军途中发生了极大困难。
加上反动派的宣传，沿途农民闻风而逃，军队缺粮少药，宣传工作没做好，士兵不明白此次暴动的意义，军心动摇，逃走的极多，行军仅三天，实力损失已在三分之一以上。
得知南昌部队南下，广东的国民党军严阵以待。
8月8日，李济深调钱大钧部9000人从赣州进到会昌、瑞金，并以一部兵力前出壬田。
南昌起义部队进至瑞金后，即与国民党军展开激战。
25日，贺龙指挥第20军与钱大钧部两个团在瑞金壬田遭遇，经过几个小时激战，击溃了钱部，并乘胜进占瑞金。
得知国民党军主力驻会昌，前委决定30日发起会昌战役。
会昌战役是由刘伯承谋划指挥的。他的作战计划是由贺龙的20军在正面，叶挺的11军由右翼施行包抄，但时间上没有计算准确，导致了部队遭受很大伤亡才取得了胜利，占领了会昌城。
会昌之战虽然胜利，但部队元气大伤。一个多月的行军，逃跑、生病等非战斗减员1万多人。
得知梅州等地国民党军主力集结，前敌委员会决定转入福建长汀、上杭地区休整，筹集军资。
这时，周恩来还将希望寄托在共产国际的援助上，因此他派陈居玺去上海联系。但因为没有联系到曾经的地下党接头人，陈居玺只好逃走，任务没有完成。
在长汀期间，前委研究下一步行动，决定以主力进军潮州、汕头地区。9月19日，部队到达广东大埔县，在三河坝进行了分兵。
周士第、朱德率9军一部和25师2500余人驻守三河坝，警戒梅州方面的国民党军。
谭平山、周恩来、张国焘等率机关进驻汕头，贺龙、叶挺主力前往潮州。
9月24日占领汕头后，又进行了第二次分兵，目的是占领潮汕地区。
因为彭湃曾在潮汕地区大搞农民运动，周恩来东征时也在汕头工作过，所以当时准备把这里当成革命的临时首都。
但汕头与大家想的不一样。
不仅群众不支持革命，英国人也出面干涉。汕头港口为英国资本控制，为此英国军舰向城中开炮，英海军陆战队登陆示威。
周恩来派政治部主任郭沫若去谈判，对方态度十分强硬。广州方面也有两艘炮舰前来进攻，无奈之下，30日革命委员会被迫退出汕头，向贺龙、叶挺部队靠拢。
在汕头期间，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太雷受上海中共中央派遣，由香港潜来汕头。他传达了上级指示，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改为苏维埃，丢弃国民党这块招牌；放弃潮汕，将军队调驻海陆丰，会合那里的农民，改组为工农红军。
中央的指示原则上是对的，打自己的旗帜，建立自己的军队，但对目前这种状态却极不适宜，在南昌起义部队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这样做不是团结大家共渡难关，而是扰乱了军心。
贺龙、叶挺、刘伯承率20军1、2师和11军24师向揭阳、丰顺进发，准备攻取惠州。
9月27日，总指挥部在揭阳接到情报：国民党军王俊部千余人集中汤坑准备迎击我军。
结果王俊部被打的丢盔卸甲逃跑到汤坑以北十里的汾水村。此时，国民党援军薛岳新编第2师、陈济棠的11师先后到达汤坑，准备与起义军决战。
汤坑之战打了两昼夜，起义军伤亡2000余人，20军1师和11军24师基本丧失战斗力。
贺龙见我方兵力损失过多，全军弹药将罄，已无法再支持，于30日凌晨下令向揭阳城撤退。
待退却令下，各师点查人数，已减损一半。遂由1师担任掩护，全部心揭阳退却。
国民党军打得精疲力竭，不敢追击，也撤了。
汤坑之战严重消耗了南昌部队的实力，加上连续作战未得到休息，士气低落到极点。
与此同时，9月30日国民党黄绍竑部两个团猛攻潮州。担任防卫的20军3师师长周逸群还在开会，部队已经败退下来。
无奈之下，周逸群只好率部撤离潮州。
周恩来见汕头不可守，也决定带领革命委员会成员转移，去会合贺龙、叶挺部队。
10月3日，前敌委员会和革命委员会等领导机关和主要军事指挥员在普宁县的流沙镇会合，在流沙镇的基督教堂举行了一个紧急的「散伙会」。
会后，谭平山、郭沫若、章伯钧等人就各奔东西了。
周恩来、彭湃、聂荣臻等随贺龙、叶挺部队行动，向海陆丰方向前进，打算到彭湃的老家坚持。
然而，世事难料。当天下午4时许，前头部队20军1是、2师已经过了流沙镇，后卫部队行至距流沙镇七里的钟潭村，遭到了果陇地方民团庄大泉部带引的陈济棠部队的突袭，双方在莲花山一带激战到黄昏。
贺龙的指挥部与1、2师被国民党切断，贺龙、刘伯承等只好化装逃往香港。
这两位后来共和国的元帅此刻走了麦城。
贺龙部的1、2师在贺锦斋、秦光远两位师长的指挥下，当时还保持着建制，并于4日下午占领了陆丰县城。
他们到处寻找贺龙，但谣言不断传来，说贺龙已经被俘虏。
6日，陈济棠派代表来谈判，说只要贺部放下武器，保证大家人身安全，并负责遣返。
无奈之下，贺锦斋于10日接受条件。自己率卫队离开部队，从香港转回湖南老家，部队被国民党缴械。随后国民党给20军剩余人员每人发个一张船票，10元路费。让他们集中上船去上海。
周恩来则分析了形势，他知道这个时候外围是最危险的，国民党军一定在交通要道和码头车站抓人。而战区中心倒是最安全的，因为没人会停留在这里。于是他和叶挺、聂荣臻、彭湃几个战友，依靠当地党组织潜伏下来。
等安稳下来以后又去了香港。
就这样，南昌起义的主力部队因为事前没有进一步的打算，而导致败北。
南昌起义失败了吗？
当然不会！在当初三河坝分兵时，朱德、周士第、李硕勋等率11军25师和9军官教育团约4000人留守三河坝，以防国民党军从梅县抄袭主力部队进军潮汕的后路。
25师是以叶挺独立团扩编而成的，无论部队的战斗力还是党的力量，在起义军中都是最强的。
三河坝位于今广东省大埔县，是一个位于三江口上的大镇子。
北面的汀江和西南来的梅江在这里汇合，向南汇入韩江。
10月1日，朱德、周士第等观察了三河坝的地形，决定把部队转移到三河坝东岸的东文部、笔枝尾山、下村一带布防。
次日，钱大钧就指挥着国民党经过补充的3个师10个团约两万人扑了过来。
他们利用夜幕，用20多条小船开始偷渡。
早已守候在滩头阵地上的战士遵照朱德「半渡而击」的指示，一齐开火，钱部船只多被击沉。
10月3日拂晓，韩江上浓雾弥漫，钱大钧利用浓雾的掩护，调集大批船只，在密集炮火掩护下多路强渡韩江。
一部分国民党军队强渡成功后，抢占了75团的滩头阵地。
双方反复争夺，下午3时，钱大钧部又加强了攻击。而另一股敌军强渡过江后，抢占了梅子陈一带，对起义军形成两面夹击，形势极为不利。
夜幕降临，朱德认为经过三天三夜的顽强阻击，掩护主力进军潮汕的任务已经完成。为保存实力，必须撤出战斗，去追赶主力。
朱德、周士第率领25师余部2000人，于10月6日清晨撤出三河坝，打算经百侯圩、饶平到潮汕与主力会合。
当晚他们抵达饶平以北的茂芝，第二天早上遇见20军教导团参谋长周邦采带领从潮安退下来的起义军官兵200多人，才知道11军24师和20军已在潮汕失败。
这个消息令大家十分沮丧，指挥员也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走。
此时起义军陷入低谷，甚至「师长、团长均皆逃走，各营、连长亦多离开」。
这支仅存的孤军该到哪里去？
危急关头，朱德在天心圩召集军人大会进行整顿，他说：「大家知道，大革命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要继续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
「但是，大家要把前途看清楚。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个‘1917年’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
朱德坚定的革命信念，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话语，展示了革命必然要继续向前发展的光明前景，令人信服，感人至深。
正是因为朱德在关键时刻保留了八一南昌起义的革命火种，才使得八一南昌起义变得极有意义，这也是八一南昌起义历史使命的使然。
于是开始对这支起义军唯一留下的血脉开始整编。
七十三团作为基础编为第一营，共四个连；七十四团编为第二营，朱德的教育团编为第三营，号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师。
直到这时，朱德才成为这支部队的领袖。
于是，朱德带着队伍摆脱广东国民党军的追赶，在流动中寻找合适的栖息地。
11月初，队伍到了三省交界的江西崇义县上堡，又进行了一次整顿。
隆冬季节即将来临，但战士们穿的还是八一起义时的单衣短裤 粮食、薪饷更是没有着落，更为严重的是枪支弹药和被服无法得到补充。
朱德、陈毅等同志多次商议这些问题，但都没找到办法。
一天，朱德从报上看到国民革命军第16军从广东韶关移防到临近的湖南郴州、汝城一带。
军长范石生是朱德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班同学。他们曾结拜为兄弟，一起参加同盟会，一起参加护国讨袁战争。
范石生的资历比蒋介石还要高，现在却受到蒋介石的排斥，矛盾很深。
朱德与陈毅商量，认为可能从范石生那里寻求合作和帮助。
于是朱德写信给范石生，范也很讲义气，他派代表在汝城跟朱德谈判，朱德郑重地和范石生约法三章：第一，我们是共产党的军队，我们党有命令要我们怎么样是，我们还是怎样；第二接济我们的子弹和钱，完全由我们支配；第三，我们的队伍保持建之，不得拆散，内部事务不得进行干涉。
经过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同意朱德提出的部队编制、组织不变，要走随时可走的原则；朱部改用16军47时140团的番号，朱德化名王楷，任47师副师长兼140团团长；按一个团的编制，先发一个月的薪饷，并立即发放弹药和被服。
凭着朱德和范石生的私交，解决了部队的生存、生活问题。
1928年初，蒋介石发觉南昌起义余部隐蔽在范石生部队里，下令要范石生解除起义军的武装，逮捕朱德。
范石生考虑让朱德暂时离开，躲过眼前的灾难。
他给朱德写了封信，派秘书送去。
至此，才有了1928年4月中旬著名的「井冈山会师」。
由此也开启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新共和国模式。
南昌起义看上去虽然失败了，但却保留了革命的种子，并创立了共和国的第一支军队！
资料出自刘统所著的【火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