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初期是中国最动荡的岁月，最后的封建王朝被推翻，中国又陷入了军阀混战的纷争中，民生凋敝，苦不堪言。
为了拯救千疮百孔的国家，无数中国百姓奋起反抗。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涌现出无数女中豪杰，她们为实现驱除外敌、振兴中华之宏伟目标，抛头颅洒热血，飒爽英姿不输男儿，杨庆兰就是其中一位。
1910年，杨庆兰出生在河南信阳，生逢乱世的她，目睹了这世道的黑暗无情，明白了命如草芥的悲哀，稍大一点，杨庆兰也接触到了进步的新思想，一心想参加革命、救亡图存。
她家里人把她这些不安分的想法归结于孩子还小不懂事，为了让她快点懂事，安分守己地过日子，在她15岁那年，父母为她安排了一桩婚事，对方是本地的殷实人家，小伙子老实本分，父母觉得女儿嫁过去就是掉进了福窝。
可杨庆兰却不这么想，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怎么可能幸福呢？她跟家里抗议这桩婚事，可回答都是「别胡闹，女大当婚」，「结婚从来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要听话，乖乖嫁人」。
杨庆兰对家人的顽固守旧很愤慨，也很无奈，干脆把心一横，去他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婚期到来之前离家出走了，她逃婚了。
年少的杨庆兰靠着仅有的一点盘缠，只身一人从信阳跑到了武汉。
为什么选择是去武汉呢？杨庆兰其实离家前就有所打算，她听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要在武汉开班招生，招收女学生，只要通过考核就可以入学，满怀向往的杨庆兰就去了武汉，报考该校的女生队。
身体素质和文化水平都较好的杨庆兰，很顺利地通过了考试，正式成为了该校女生队的队员。
她剪掉了长发，穿上了军装，每天严格按照教官的要求进行体能训练，杨庆兰在女子中算是体格强健、身体素质较好的，但面对严苛且大负荷的训练课程，还是很吃力，但她从不抱怨，也不退缩，她清楚地知道自己忤逆父母，逃婚离家就是要从戎报国，强健体魄是第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再苦再累她都是默默地咬牙坚持。
求学期间，杨庆兰不仅掌握了作战的技能，也找到了人生的信仰，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期间，武汉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就是国共两党合作创立，教员中有不少是共产党人。
在校学习期间，杨庆兰耳濡目染，对共产主义产生了深刻的向往，她积极参加我党组织的革命运动，且表现出色，经组织批准，16岁的杨庆兰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杨庆兰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学业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国共合作就破裂了。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发动了「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上海和武汉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黄埔军校中共产党人身份的师生处境变得很危险。
为了对抗反动派的屠杀，挽救革命，中共方面由周恩来领导，准备发动南昌起义，杨庆兰所在的党支部领导告诉她们要做好准备，随时整装待发。
1927年7月底的时候，杨庆兰等师生接到上级通知，要他们沿长江而下，加入到南昌起义的队伍。
可他们才走到半路，就得到了南昌起义的队伍已经分批南下的消息，他们只好坐船追赶。
这时候杨庆兰所在的学员队伍中，出现了政见分歧，以杨庆兰等态度积极者为一伙，急切要南下追赶大部队，继续革命，还有一撮人对眼前不乐观的革命形势灰了心，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追上大部队，追上了能不能胜利也未可知，主张就地解散，各自回家。
两种声音僵持不下，以致于他们的船走走停停，进程缓慢，杨庆兰虽然年少，但投身革命的决心非常坚定，她是铁了心要跟着共产党革命到底，直到革命胜利或是生命终结。
看着同伴的动摇、行军之缓慢，杨庆兰非常焦急，于是她和几个有着相同志向的同伴站了出来，与那些主张就地解散的消极派坚决斗争。
她们的决绝、她们的斗志最终战胜了消极派，没人再敢站出来阻挠队员们追赶大部队，她们的船才得以全速前进，最终在江西抚州追上了南下的大部队。
斗志昂扬的杨庆兰等女学员就这样加入了南昌起义的队伍，成了中共第一批女红军战士。
跟上大部队后，杨庆兰被分到了贺龙的第20军第3师，负责宣传工作。
后因前方战事吃紧，伤员过多，杨庆兰就被调去战地医院，主要负责从战场上救护伤员，将他们送回后方医治，平时也要照顾伤员。
战场上子弹无眼，护送伤员的路也不好走，杨庆兰的工作是既危险又辛苦。
那时的杨庆兰才17岁，不过个子几乎是女战士里最高的，加之长期从事军事训练，身材也比一般女子魁梧壮实，干起活来干净利索。
小小年纪的杨庆兰身上有股子冲劲，在战场上抢救伤员，她从不惧怕横飞的子弹。
很多时候，敌人火力太猛，根本没法上担架救人，杨庆兰都是背起受伤的战友，一路飞奔。子弹在耳边嗖嗖飞，她都充耳不闻，有那么几次，敌人的子弹就从她头上飞过，把她帽子都打落了，她顾不上害怕，连帽子都来不及捡，就又去背伤员了。
战事胶着的时候，伤员太多，杨庆兰每天要背着伤员往返战场和医院之间几十趟，鞋磨烂了，脚磨出血泡都浑然不觉。晚上疼得难以入眠，第二天依旧拼命去抢救伤员。
可她却从不喊累从不叫苦，她在工作中的出色表现获得了领导和同事的一致肯定，还因此被称为南昌起义部队中的「四大女金刚」之一。
1927年8月末，杨庆兰所在的部队作为起义军的先锋军进入了江西，刚到会昌就遭到了国民党钱大钧部的疯狂阻击，我军战士英勇应敌。
时为20军第3师一营长的陈赓，带领一营的战士们正面迎敌，一鼓作气拿下了敌人三个山包。
因为打得太猛了，侧翼的部队没跟上来，后方的大部队也没到，孤军深入的一营士兵虽然个个骁勇善战，但面对敌人四个团兵力的围困还是难以招架，慢慢陷入了劣势。
在弹药即将消耗殆尽的时候，陈赓为了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下令后撤。
营长陈赓直面敌人的枪炮，走在了队伍的最后方，用血肉之躯掩护同志们离开。
那时他的左腿上已经被打了好几枪，血流不止，动弹不得，担心会有贪财的敌人来翻口袋，陈赓特意脱掉了军装，穿着背心大裤衩在地上一躺，因为中枪血流不止，在地上躺着躺着就昏迷了。
如果不是杨庆兰及时发现他还活着，恐怕陈赓真是凶多吉少了，那天下午，杨庆兰等人照常在战场上积极抢治伤员，我军伤员陆续被送回后方医治后，打扫战场的工作也进入了尾声，救护人员都相继回去了。
杨庆兰准备离开的时候，无意间瞥了一眼不远处的田沟，里面好像躺着个人，杨庆兰赶忙跑过去查看。
是有个人没错，那人只穿着背心短裤，伤得很重，满身血迹，杨庆兰赶忙拿袖子擦了擦他的脸。
看清楚了模样，她心下一惊，这人她认得，是第3师6团的1营长陈赓，看着陈赓身上好几处枪伤，膝盖骨和脚腕都被打折了，血还在流，小沟里的水都被染红了，她似乎都能感觉出陈赓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了，杨庆兰是片刻都不敢耽误，背起了陈赓就往山下奔去。
杨庆兰虽然身体素质不错，但毕竟是女孩子，已经工作了一天，再背着陈赓这个壮汉下山也真是吃不消，陈赓的情况又很危急，杨庆兰更是一刻都不敢休息。
腿肚子酸胀她咬牙坚持，脚趾磨出血她不在乎，终于把陈赓送回了战地医院，杨庆兰长呼了一口气，瘫倒在了地上，才发现自己的衣服已经湿透了。
因为杨庆兰送医及时，陈赓捡回了一条命，对此，陈赓非常感激，后来他们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重逢了，陈赓还郑重地向杨庆兰表达了谢意，称赞她「一个女孩子真不容易！多了不起啊！」
此后每每有人提及杨庆兰，陈赓都会竖起大拇指，说这个姑娘了不得。
起义部队行军至广东大埔县三河坝时，做出了战略调整，「主力部队进军潮州汕头，打通海上通道；朱德的部队留在三河坝断后，掩护主力部队东进。」
当时，杨庆兰所属的第20军第3师已经划归到朱德的麾下，朱德率领留守的战士们顽强阻击敌人，双方激战了三天三夜，虽然敌军人数是我军的数倍，也未能攻破我军在三河坝的防线，威胁到主力部队转移。
三天之后，朱德率领部队撤出了三河坝，去追赶主力队伍。可刚走到茂芝的时候，就收到了主力军作战失败的消息。
显而易见，朱德手下的这些兵继续进军潮汕的话，也有覆灭的危险。
为了保住这些革命的火种，朱德决定放弃潮汕，「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
当时国民党有五个师的兵力集结在茂芝附近，意图将起义的将士们一网打尽。
朱德的部队要在他们的眼皮底下隐蔽转移绝非易事，他们大多是白天隐藏，晚上行军，走的也都是在群山峻岭之间的险路，可以说是困难重重、险象环生，战士们都走得很吃力，女兵们更是力不从心。
考虑到女兵们的安全，也为了部队的顺利转移，朱德劝杨庆兰等女兵暂时离队，去武汉联系中央军委，转移到北方做地下工作。
杨庆兰等女兵都是在战场上摸爬滚打过来的，朱老总的良苦用心她们都理解，所以都服从暂时离队的安排。
考虑到时局不稳，匪患猖獗，女兵们单独赶路，恐有危险，朱德特意命她们将长发剪掉，全都剪成寸头，还命人给她们每人准备了一套男式的便装，让她们女扮男装，以保安全。
杨庆兰等人就这样离开了起义的队伍，走了整整一个月，才回到武汉。她们在第一时间与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获取新的任务。
杨庆兰则被安排到从事情报工作，不久之后随组织前往上海继续从事地下工作。
在上海，杨庆兰接到了一项艰难又光荣的任务，做周恩来与邓颖超夫妇的内交通。
所谓的内交通，主要工作有两项，一是保护周总理夫妇的安全，包括在家里和外出时的安保警卫工作；二是必要时需单独外出，完成组织下达的任务。
杨庆兰是黄埔军校出身，接受过严苛系统的训练，党性好，完全能胜任安保警卫工作，她一个女人，跟在总理身边又不扎眼，可以说这份工作很适合她。
只是搞情报工作，不仅需要乔装打扮，还得心思细腻，头脑灵活，应对各种突发情况。这对军旅出身、喜欢直来直去的杨庆兰是个挑战。
为了完成组织交代的任务，杨庆兰开始跟着周恩来、邓颖超学习特工的必备技能，最基础的是化妆易装，因为搞情报工作，她们需要不断变换身份。
起初杨庆兰与邓颖超一起执行任务时，她们的人物关系会是姐妹、姑嫂妯娌、主仆等等，邓颖超会帮她化妆，教她化妆技巧，爱武装的女儿家学起红妆也不难。
因为没有特殊的人物设定，换换妆容就可以了，杨庆兰很快就适应了这种工作。
只是，和周总理搭档的时候就有些困难了，因为他们搭档时除了扮成兄妹、主仆 等，还会扮夫妻，而且角色多是「豪门阔太」，出入的都是上流社会的交际场，打交道的都是人精。
出身寒微，一向艰苦朴素的杨庆兰，要准确拿捏阔太的气质，在一群老狐狸面前不露怯还得不露声色地完成任务，简直是难如登天。
为此周总理对她进行了很久的心理建设，邓颖超还教会她打牌、品酒等名媛必备社交技能，连行走的姿态、举手投足间的神韵，都细致地为她讲解纠正。
杨庆兰虽然有些排斥这些资本主义做派，但为了工作，她都学得很用心，进步之快，邓颖超都直夸她聪明，一点就透。
杨庆兰晚年依旧记得她第一次和周总理假扮情侣时的情景，那天周总理一身黑西装，熨得笔挺，一双黑皮鞋擦得铮亮，头上戴着一顶灯草皮帽，英气逼人。
杨庆兰换上了一身绣花的旗袍，头发烫成了最时髦的卷发，画了精致的妆容，还特意将口红厚涂，为了看着更雍容华贵。
杨庆兰一米七的个子，为了让他们看上去更像夫妻，邓颖超还特地为她准备了一双漂亮的平底鞋，杨庆兰才发现那天周总理的皮鞋换成了厚底的，那一次杨庆兰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受到了周总理的表扬。
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的悉心教导下，杨庆兰成为了一名优秀的特工，多次出色地完成了组织下达的情报工作。
事业渐入佳境的杨庆兰，也幸运地邂逅了自己的真命天子—黄玠然，黄玠然是周总理的秘书，两人因为工作的原因相识，在漫长且艰苦的隐秘战线工作生涯中相知相恋，后经组织同意，结为革命伴侣。
两人出于安全考虑，计划晚上九点的时候，于居所附近的一间小酒馆举办个小型婚礼，邀请战友们聚在一起热闹一下。
他们的想法是时间在夜晚，且地点小，不容易引起敌特的怀疑，可方案报到周恩来处，周恩来还是说此事不妥。
周恩来的意见是婚宴放在晚上确实能避开国民党鹰爪的耳目，可那小酒馆离住处太近了，往来都是熟人，在那里办婚宴容易被记住，一对新人乃至参加婚宴的同志在以后的工作中很容易被认出来，增加了暴露的风险。
同时周恩来也觉得两个年轻人结婚是人生大事，也不能没有仪式就草草走在了一起，便做主将婚宴地点改在了中共地下组织在上海的秘密联络点。
没有鞭炮烟花，没有隆重的婚宴，杨庆兰与黄玠然在同志们的祝福下举办了一场极其简单的婚礼。
但是周恩来作为他们的领导、兼代双方家长，亲自给他们主婚、证婚，还对他们给予最诚挚的祝福，由周总理亲自操持的婚礼，可是什么级别的豪华婚礼都望尘莫及哩！
此后杨庆兰一直工作在革命第一线。新中国成立后，与丈夫黄玠然定居北京，转业后到了教育口，兢兢业业为祖国培养新一代接班人。
她与丈夫都是党的高级干部，但老两口从不以功臣自居，生活依旧朴素，他们的家，在北京的一栋老旧的居民楼里，不大的居室，屋里还是水泥地面、白灰砖墙。
家具也只有一床一桌、两个旧书柜，一对50多年前从上海带来的沙发。
建国后他们夫妇就住在这里，直到去世。期间相关部门多次要为他们分配住房，改善居住环境，都被他们拒绝了。
拒绝的理由大致就是他们常说的：「当年豁出命去干革命，不是为了自己锦衣玉食，而是想要贫苦大众都能丰衣足食。有一方安身之所就满足了，好资源就留给更需要的人吧！」
战争年代里，在枪林弹雨中抢治伤员、在白色恐怖下获取情报；和平岁月中，在岗位上默默耕耘，不忘革命初心，无私奉献。
杨庆兰的一生，正是在艰苦卓绝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乃至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涌现出的无数杰出革命女性的一生，她们燃尽了青春与生命，点亮了新中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