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五大争执：土地革命先于北伐，关乎七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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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11月到1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召开，就中国革命问题，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明确提出了「土地革命」的要求。
而刚到武汉不久的鲍罗廷，对土地革命的主张依旧坚定激进。1. 土地革命是必要的吗？当时，社会上已经有两湖工农运动「过火」之说，但鲍罗廷认为这还不够激烈。
他警示武汉的国民党人，对中国反革命的社会基础，绝不能采取姑息的态度。他说，因为军阀及其军队阻碍革命，我们在从广州到武昌的路上杀了很多人，但对于那些剥削农民、阻碍革命的大人先生们，我们甚至连碰都不能碰他们。
「公道与正义在哪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提出农民运动的先锋应该是痞子和流氓，而真正的农民才能起来。受此观点和思想的影响，毛泽东在武汉期间进行了农运调查，并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他在报告中称赞农民运动「非常好」，而不是「糟透了」，称农民运动是「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毛泽东的报告得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瞿秋白的高度重视，他不仅帮助出版单行本，还亲自作序，宣称农民要的是政权和土地，他们的斗争可能会触犯绅士先生的私有财产，但他们不会过分，只会继续受到剥削。
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后，斗争形势变得错综复杂，局势的发展不再受鲍罗廷的控制。无法掌控的革命形势和政治军事经济局势使鲍罗廷逐渐改变了他一直坚持的激进土地革命思想。
同时，莫斯科坚决维持的以国共党内合作为形式的统一战线框架，也使鲍罗廷无法继续他的土地革命设想。因此，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土地委员会，负责讨论土地问题并制定解决办法。
这个委员会由邓演达、徐谦、顾孟余、毛泽东和谭平山五人组成。在委员会成立后的一个多月里，他们召开了多次会议，对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意义、政治没收和经济没收的问题以及没收的土地归谁所有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最后，他们决定按照政治没收的原则解决土地问题。
在一次会议上，关于土地所有权归属问题，各方观点不一，有主张归农民所有的，有主张归政府所有的，还有既不同意归政府所有，也不同意归农民所有的。
最终，会议决定将土地没收归农民所有。此外，会议还讨论了关于保障小地主和革命军人的土地问题，以及如何没收和分配土地等问题。
经过激烈的讨论，土地委员会通过了七项决议，但这些决议必须经过国民党中央审查核准后才能公布生效。然而，当这些决议案提交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讨论时，遭到了许多委员的反对和指责。
最后，只通过了【处分逆产条例】和【佃农保护法】两个议案，并以武汉政府名义先后公布生效；【革命军人土地保障条例】只通过，不公布；争论最大的【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被否决。
在土地委员会对土地问题的讨论中，鲍罗廷也参与了讨论。他指出，解决土地问题可以从国民政府和非国民政府两个方面着手，其中在国民政府之下的，最重要的是建立农村自治制度，以保证土地问题的顺利解决。
同时，他也认为解决土地问题需要科学的方法和具体的方案，并建议成立专门的机关进行研究，并通过省民会议的方式将决议案提出来，作为单行的法令在各省实施。
鲍罗廷在土地革命的态度转变后，转而依靠国民党左派并限制农民运动，以维持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然而，在土地问题上，他与罗易产生了分歧，罗易主张立即实行土地革命以巩固革命根据地，而鲍罗廷则认为应该待北伐军打到北京后再实行土地革命。
这种争论源于共产国际的土地政策，即土地国有化并没收地主的土地。罗易的使命之一是指导中共中央执行这一政策，并在两湖地区开展土地革命以巩固根据地。
鲍罗廷担心进行土地革命会导致共产党人发动武装起义并反对国民政府，但罗易认为这种担忧是不必要的。然而，尽管存在分歧，鲍罗廷和陈独秀都不支持农民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要求。
鲍罗廷关注土地革命可能带来的影响，为避免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破裂，他提出解决土地问题的思路：决议要合法权威，经国民会议通过、由国民政府颁布，并从上往下执行推广，以稳定军队将领情绪和避免「过火」行为。
他认为武汉政府在二期北伐后，需限制土地革命和工农运动，以稳定前方情绪。然而，鲍罗廷的思路存在局限：农民运动风起云涌，政权架构不稳定，无法通过正常稳妥途径解决土地问题；试图通过国民党「左派」政府来解决封建土地制度根本行不通。
鲍罗廷提出战略「退却」的总方针，认为国民政府不会反对农民争取土地，但目前形势下，武汉政府不可能用法令规定激进措施。
鲍罗廷在向上级所作的关于中国政治局势的报告中，承认了国民党人的顾虑是合理的。他强调在土地问题的方案和决议中，不能忽视军队的因素，并且目前不应该以政府和国民党的名义发表宣言和采取激进措施，以防止指挥人员和军队发生分化。
在中共五大会议上，鲍罗廷与罗易就土地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交锋。中共五大于1927年4月27日在武昌都府堤原31号的原湖北省立第一小学召开，这是中共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参加大会开幕式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多里奥、维经斯基、鲍罗廷，以及英、法、美、德、苏兄弟党的代表和工、农、青、少、妇等群众团体的代表，以及国民党代表团。
在会场内，主席台前面挂着「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横幅，后面正中墙上挂着马克思、列宁、孙中山的画像，另外还悬挂着红色中国共产党的党旗和绘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民党党旗。
共产党的代表大会挂着国民党领袖的画像和国民党党旗，并且有国民党中央领导人到会祝贺。这是1927年在赤都武汉公开召开的中共五大的鲜明特色。
中共五大会议在4月27日至5月9日召开，因形势复杂，会议在武昌举行开幕式后转移至汉口济生三马路黄陂会馆。
会议持续13天，期间罗易与鲍罗廷观点针锋相对，尤其是关于土地问题的分歧，鲍罗廷主张向西北发展，而罗易则有不同的看法。
会议最终形成一个「回避土地革命的公案」。会议结束后，罗易与多里奥给斯大林发电报表示他们在诸多问题上与鲍罗廷存在分歧，并决定让多里奥携带详细材料回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寻求判断。
尽管争议不断，中共五大最终达成了共识，主张同时推进扩大与深入的革命，对土地问题持积极态度。大会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强调，革命既要「迅速扩张」，也要深入执行革命任务，以巩固革命的根据地。
【决议案】明确指出，目前「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急进解决土地问题」，这是巩固工农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的必要措施。
五大通过的【土地问题议决案】规定，没收所有公有、祠堂、学校、寺庙、外国教堂和农业公司的土地，交给农民耕种；无代价地没收地主租给农民的土地，经过土地委员会交给农民耕种；取消地主绅士的所有权和权利；建立农民的乡村自治政府，对农村各被压迫阶级组织的乡民会议负责等。
五大虽然制定了土地革命的原则，提出「将耕地无条件地转给耕田的农民」，但还是将实现土地革命的希望寄托在了武汉国民政府上。
武汉国民党的土地委员会也提出了【解决土地问题的决议案】，规定要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但又规定肥田不超过50亩、瘦田不超过100亩的都算小地主。
在武汉政府管理的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土地征收的机会很少。然而，即使这个纲领，也被国民党中央搁置，导致中共五大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成为空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