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道涵同志出身革命家庭，其父曾追随过孙先生，他自小受父亲影响，对于自由和民主很是崇尚，对于封建和愚昧很是厌恶。16岁那年，他开始参加革命活动，彼时东北刚刚落入日本人之手，而国府却对此无动于衷，这引起了广大学生团体的不满，于是大家便纷纷前往南京请愿，要求蒋介石出兵关外，驱逐侵略者。
汪道涵也参加了此次规模浩大的请愿活动，与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们聚集在总统府门前，高喊各种爱国口号向蒋介石施压。但谁料蒋介石根本不理会学生们的一腔热血，为了尽快平息事端，他居然派遣军警强行驱散请愿的学生，将大家赶回原籍。此举让汪道涵很是失望，他意识到国民党的本质只是一个利益团体，而非救国救民的革命政党，于是他便转而开始接触共产党，阅读一系列共产主义专著。
在经过1年多的了解后，汪道涵认为共产党才是中国革命的真正引导者，也是唯一能拯救中国的政党，所以他便毅然决然加入红色阵营，成为一名无产阶级战士。1933年，他在做街头宣传的时候，遭到军警逮捕，被关进大牢之中，期间还遭到了诸多肉刑折磨。后来，是他的父亲四处奔走、托关系，这才将他拯救出来。
事后，父亲劝他不要太冲动，否则很可能会丢了自己的性命，并要求他立即脱离中共党组织，回家找个体面的工作安稳过日子。汪道涵表面上顺从父亲，但私底下却还一直和党组织保持联系，并在党组织的支持下，秘密从事外围革命活动，动用一切手段扩大共产主义的影响力。
抗战爆发后，父亲终于不再阻碍汪道涵干革命，汪道涵随即联合几个志同道合的好友，成立了一个抗日团体，面向全社会募捐善款，支援前线。上海沦陷之后，整个长三角完全暴露在敌人的铁蹄之下，汪道涵担心日本人打过来之后，父母兄弟会遭遇不测，所以便劝说父亲向陕北搬迁，以躲避战火。汪父是个非常深明大义的人，很快便同意了汪道涵所请，于是在1938年10月，汪家舍弃老宅子，拖家带口沿着长江西进，到达武汉后再转而向北，直奔延安。中共党组织对于汪家人很是欢迎，马上为他们安排食宿，同时还将汪道涵吸纳到陕北公学学习。
1938年，汪道涵被派往安徽从事抗日工作，次年，他被又被编入新四军中，担任某支队副政委，同时还兼任嘉山党委负责人。嘉山地处日战区和国统区交界地带，情况十分复杂，汪道涵为了让革命队伍能在此处站稳脚跟，一方面坚决动员农民、工人支持抗日大业，稳固群众基础；一方面与当地的国民党政权、国民党军谈判，希望国共双方能联合作战，一致对外，不要同室操戈，让日本人渔翁得利。
1941年，蒋介石暗中授意华东、华北的国民党军「围攻」人民武装，大搞「排共」，嘉山一带的国民党军接到命令之后，马上大举进犯汪道涵所在的革命根据地。汪道涵在请示了上级之后，马上排兵布阵坚决予以反击，维护我方的合法权益，但同时，汪道涵也保持了一定的克制，并没有进一步扩大事端，以免破坏统一战线。
抗战结束后，汪道涵转往山东军区工作，并参加了济南战役、淮海战役的支前指挥。1949年中旬，他跟随三野南下，浙江解放之后，他就任杭州副市长，并兼任省政府高干。1952年，他被调到国务院任职，主管第一机械部，80年代初，他主政上海，并在党中央的指示下，在沪地有序开展经济体制改革，将上海推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1987年，他因为年事已高，主动申请退出政坛，但在1990年，党中央又重新启用他，安排他到一个半官方组织任职，专门负责处理有关台湾方面的事宜，争取消解海峡两岸的误会和矛盾，促进双方加深交流，争取和平统一。一直到90年代末，汪道涵才正式卸下所有重担，正式退休疗养。
早年汪老在上海的主政的时候，曾经大力提携过江同志，江同志很感激这份知遇之恩，一直视汪老为「恩师」，始终对汪老恭敬以待。汪老的子女们也都非常优秀，其中长子王致远更是一度官至中将，是解放军的核心领导人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