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
年
9
月
9
日，毛主席辞世，使整个中国大地陷入沉重的悲痛之中，同时也引发了中国最高权力核心的真空。华国锋接手中央工作，面临着一个十分严峻又扑朔迷离的局面。
在中央高层，分裂和矛盾已显露得相当明显。为了维护国家稳定大局，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毅然决定采取
「
以快打慢
」
的方式，并动用警卫部队这一
「
军事
」
手段。
随着党和国家逐渐恢复正常秩序，政治局面变得更加稳定，人们对未来充满信心。然而，过去十年在政治思想上造成的混乱并非能够一蹴而就地消失。再加上之后实施的
「
两个凡是
」
政策，给在新形势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设置了障碍。因此，在接下来的两三年里，中国在徘徊中继续前进。
直到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旧有的思想禁锢才被完全打破，一个崭新的格局得以重生。与此同时，中共高层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
1978
年
12
月
2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举行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标志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层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这次调整中，陈云、胡耀邦和胡乔木三位领导人得到了最明显的晋升。胡耀邦升任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秘书长以及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安子文曾经在中共中央组织部担任部长时深有感触：
我曾在中共中央组织部担任副部长和部长达
20
多年，但最终却被监禁；而胡耀邦则仅仅担任了一年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就跻身于中共中央政治局。
我们可以从这样的感慨中推断出，当时中央领导层经历了剧烈的动荡和变化。
一切毛主席说过并得到认可的观点，不应受到批评。
1976
年，邓小平因身体原因被撤销一切职务后，住进了北京
301
医院。叶剑英得知情况后，特意给
301
医院打了招呼，要求他们妥善安排好邓小平的医疗工作，并明确下达了指示：
「
一定要治好，一定要保护好。
」
这两个
「
一定
」
不仅展现了叶剑英和邓小平之间深厚的革命情谊，还能让人感受到当时形势的严峻程度。
1976
年
10
月
7
日的清晨，叶剑英疲惫不堪地结束了通宵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后，他毅然拿起电话，与老战友邓小平分享了这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
邓小平挂掉电话后对夫人卓琳说：
「
看来，我可以安享晚年了。
」
尽管邓小平被解除了一切职务，但他仍然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因此，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李维信说：
「
请代我向中央转达，我希望能看到华国锋在
‘
打招呼
’
会议上的讲话文件。
」
不久之后，邓小平详细阅读了华国锋的讲话稿，并于
10
月
10
日写了一封信，交给汪东兴转交给华国锋。在信中，邓小平并未提及自己的事情，只热情地表达了对粉碎
「
四人帮
」
所表示的支持和欢欣之情。
华国锋阅读完邓小平的信后，便将其丢在一旁，并强调要继续进行
「
批林批孔
」
和
「
批邓
」
。而坚决支持执行华国锋这一意见的
「
红旗手
」
就是汪东兴。
在推翻
「
四人帮
」
时，汪东兴发挥了重要作用，之后成为华国锋的副手，权势滔天。当时甚至有海外报刊给予了他们一个特殊的称号
——「
华汪体制
」
。
汪东兴之所以变得如此重要，不仅是因为他在特殊时期挺身而出，站在人民的一边，立下了汗马功劳，还因为他拥有长期待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经验。在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多年的过程中，他深谙中共高层机密。据说，他甚至曾在一次中共中央宣传部门的会议上自言自语：
「
现在了解过去十年全过程的只有我一个，毛主席的指示手稿我都有。
」
中共中央宣传部门于
11
月
18
日召开了宣传工作会议，会上负责宣传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发表了重要讲话。与会人员普遍对邓小平的宣传策略表现出浓厚兴趣。
对此，汪东兴不仅高声呼吁要彻底打倒
「
四人帮
」
，还表示要推翻邓小平。谈及邓小平，汪东兴如此表态：
邓小平也犯了严重的错误，而且这些错误是因为他没有听从毛主席的指示，而是继续实施他过去的一套方针。
毛主席已经下达了一个文件，其中包含了对邓小平的处理意见。无论如何，这份四号文件都是正确的，它代表了毛主席的指示。
邓小平对
「
过去十年
」
的理解仍然不够深入，而且他对
「
三个正确对待
」
也处理得不够到位。
汪东兴在会上所说的话实际上也反映了华国锋的想法。华国锋曾多次强调要
「
照过去方针办
」
，而汪东兴的讲话正是基于这一原则。
在
「
四人帮
」
被粉碎后的两个多月里，华国锋和汪东兴都没有支持外界对邓小平恢复工作呼声的不断高涨。
就这样，
1976
年在波澜起伏中度过了。
随着
1977
年新年钟声的敲响，当人们刚刚粉碎了
「
四人帮
」
，全国上下正涌动着一股追悼周总理的热流。
1
月
8
日是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纪念日，这个时候华国锋不得不深思熟虑是否要隆重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
1976
年，周总理逝世后，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人们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和情感受到了压抑。而今年，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人们曾受到压抑的情感又即将要喷发出来了。
然而，纪念周总理已经变成一个敏感的话题，这是因为它与邓小平密切相关。
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对这一非同寻常的报道内容敏感地做出了反应，但是宣传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方式必须经过中央的批准。
汪东兴就此提出了五点要求：
只需发布四到五篇纪念文章，不要让老干部以个人名义撰写有关周恩来的会议文章。同时，避免提及周恩来是
「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
，并且不对外开放周恩来的纪念展览。此外，【人民日报】也不应发表社论。
汪东兴还特别强调：
「
对周恩来的评价，不得超越悼词，因为悼词是经过毛主席审查批准的。
」
当时播放了一部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纪录片，其中解说词将周总理称为
「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
。汪东兴坚持要求将这个称号删去，理由是：
「
周恩来悼词中并没有提及这句话，而悼词经过毛主席三次审查才定稿。
」
【人民日报】决定在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纪念日撰写一篇社论以表达对周总理的追思。汪东兴得知此事后，询问道：
「
你们是否打算另外撰写一篇悼词以致哀于总理？
」
【人民日报】后来也表示：
「
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导致很多纪念文章写了但没有登出来，如今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报社又收到了许多纪念周总理的文章，不得不登载。
」
汪东兴强调了不要超过纪念毛主席的规模，他说：
「
不能多登。
」
收到汪东兴的答复后，【人民日报】开始查阅资料，得知毛主席逝世时共发布了
66
个版的纪念文章。因此，【人民日报】决定发表超过
50
个版的纪念周总理的文章。
在各种限制下，对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冷淡态度并未改变。
1975
年，【红旗】杂志在第三期和第四期分别发表了两篇经过毛主席审核的文章。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
1977
年有人撰写了批判性文章，打算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然而，当【红旗】杂志向汪东兴请示时，他却给予批复：
这两篇文章经过了中央和伟大领袖、导师毛主席的审阅，因此不可以直接点名批评。
事实上，汪东兴的批复与华国锋曾经说过的
「
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
」
是一致的。
尽管有些人试图阻挠邓小平的复出，但历史的进程不可阻挡，邓小平复出的时机也日益成熟。在党内多数同志的共同努力下，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并重新担任了党内的所有职务。
不久以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问世，拉开了有关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序幕。这篇文章刚一发布，就迅速在整个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伴随着日益激烈的
「
舆论风暴
」
，第六天，汪东兴与政治局的几位同志进行了看法交流。
关键之处在于将毛泽东思想称为
「
枷锁
」
、
「
禁区
」
，这正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所要表达的。
这篇文章的署名是
「
特约评论员
」
，但是谁特别约来的，我们并不清楚。
汪东兴批评【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的行为是
「
没有党性
」
。
1978
年
6
月
2
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尽管他没有直接提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但其讲话却被【人民日报】称为
「
深刻阐述了毛主席实事求是光辉思想
」
。实际上，他已经明确表示支持了这篇引起争议的文章。
胡耀邦亲自审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邓小平并未目睹此文。直到引起争议后，他才细致阅读。
那天，海军司令员刘居英出席了邓小平的讲话，随后便给【光明日报】的总编辑杨西光打电话。在电话里，刘居英简要地向杨西光报告了邓小平讲话的内容，尽管内心激动难抑。
得知邓小平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时，杨西光深感振奋。他迫不及待，立即赶到了刘居英家，一口气看完了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印发的讲话稿。
邓小平曾在
8
月
19
日接见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时说道：
【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当时未予以留意。后来听说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于是才找来细细地阅读。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站得住脚。我在
6
月份的讲话中也曾表示支持。
当时，党报党刊作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媒体，一直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因此，汪东兴希望能够控制它。
得知不少报刊正在组织有关讨论
「
真理标准
」
的文章后，汪东兴下定决心要阻止这一活动。他深知，
「
真理标准
」
问题的讨论背后所涉及的并非简单的学术探讨，而是直接关系到当前的政治课题。这事关中国的命运，也牵动华国锋的命运。
汪东兴希望通过使用
「
下不为例
」
四个字来画上一个句号，以阻止报刊再次刊登有关
「
真理标准
」
问题的相关文章。
汪东兴甚至强调了继续宣传可能带来的危害。
宣传工作存在不足之处，国内外敌对势力会加以利用。苏美争霸和反动派都会借机挑拨离间，他们会煽动政治局常委之间的关系，搞乱中央委员之间的关系，甚至试图挑拨毛主席和华主席之间的关系，挑动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如果宣传工作不严密，让敌人利用的话，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
……
在一定程度上，思想斗争也激发了各个领域人的思想解放。
1978
年
9
月，邓小平视察东北三省时提出要
「
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
，这一重大战略决策也成为了中国当代历史的转折点。
不久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在会上，陈云做出了一番
「
爆炸性
」
的讲话，他的话语锐利而且具有不可忽视的份量，观点非常独到和深刻。他说出了很多人内心想说却不敢说的话。
在转移全党工作重点时，必须稳固团结，并解决众多历史遗留问题，否则就无法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也无法实现稳固团结。
陈云在讲话中提醒与会代表们，必须正视一系列重大的价值观问题，需要解放思想，摆脱
「
左
」
思潮的束缚。只有先解决这些问题，才能进一步讨论具体的工作事务。
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
11
月
25
日就陈云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做出了明确表态，解决了历史遗留的问题，也减轻了人们心中的负担。随后，在
12
月
13
日，华国锋再次对
「
两个凡是
」
进行了检讨，指出
「
两个凡是
」
讲得过于绝对。
「
两个凡是
」
方针，经过大约两年的实施后，初步被否定。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党的领导层也发生了重大调整。
在
12
月
25
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新增任命了四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对他们的职责进行了具体分工安排。
陈云主管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公安、检查、法院、民政等政法部门。
邓颖超负责管理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组织。
王震负责管理机械工业部的第三、第四、第五和第六个部门。
胡耀邦负责管理中共中央的日常事务和宣传工作。
除了有人跻身中央领导层，亦有人明显受到冷遇，例如汪东兴和张平化。很显然，他们在有关
「
真理标准
」
的讨论中的行为招致了中央委员们的批评。
1979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了帮助汪东兴等同志的组织生活会，陈云在会上发表了讲话：
东兴同志已经滞后于革命潮流，他不能提出有益的建议来推动我们党的改革、国家的发展以及纠正以往的政策错误。相反，让这样的同志继续留在党中央的领导岗位上显然是不适宜的，全党同志也无法接受这种情况。
1980
年
2
月，汪东兴正式退出一线领导岗位，他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辞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等职务。
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领导层的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华国锋、汪东兴逐渐失去了影响力，而邓小平、陈云等老同志重新回到了权力核心地位。
1980
年，汪东兴辞去一切职务，这个决定让很多人感到困惑，他们无法理解，在中国形势日益向好的时候，为何他选择了激流勇退。对于这些质疑，汪东兴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如今的中国充满活力，而我的思想已经有些跟不上时代了。对党和国家的发展来说，选择退休对我个人和国家都是有利的。斗争已经结束，未来的发展机会应该留给更加适合的人。
汪东兴之后开始了宁静的退休生活。尽管已经离开政坛，但他每天都阅读【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
……
他还曾多次研读毛选，特别是在遇到问题时，就会专心钻研其中以寻找答案。
汪东兴对外界对自己的评价毫不在乎，特别是
「
凡是派
」
这一称谓，但他非常关心社会对毛主席的各种评价。晚年时，他几乎很少外出参加活动，但每年毛主席的诞辰和忌辰日，无论风雨如何，他都会前往毛主席纪念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