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我党派出一位特工打入东北军，没想到这位干部居然能在短时间一路升到国民党少将，中央还特意指示，让他大胆往上爬。
这位在国民党阵营潜伏15年的王牌特工叫做李时雨，是戴笠手下的得力干将。接到李时雨是我党特工消息时，戴笠直呼不可能，不同意军统向其下手。
这位传奇特工身上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他又是怎样在戴笠眼皮底下，悄无声息地向我党传递关键情报？
青年才俊，顺利潜伏
作为北平法政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出生于黑龙江巴彦县的李时雨，于1931年秘密加入我党。
鉴于李时雨是个土生土长的东北人，更容易获取东北军的信任，党组织便让其打入东北军，刺探国军的军事部署。
当时，我党面临的形势极不乐观，新生的红军政权在国军的围追堵截下岌岌可危。
另一方面，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就处在日寇的掌控下，许多东北军将士都想回到家乡驱逐日寇。
但奈何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给东北军下达剿灭红军的死命令，让不少将士心生不满。
我党也想趁此机会，让李时雨在东北军中宣传统战思想，促成国共两党合作。
在东北军中颇有人脉的李时雨，找上了曾在齐齐哈尔省立一中的同窗好友张学孟。张学孟时任张学良公馆警卫室主任，还是张学良的副官，在东北军中有些脸面。
在张学孟的举荐下，李时雨毫无阻拦地进入东北军西安「剿共处」，一来便担任中尉办事员的职务。
对于知根知底的老同学，张学孟十分信任。李时雨也借着看望老同学的机会，与张公馆的警卫人员混熟，在闲聊中向东北军将士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主张。
一来二去，张学孟见李时雨仪表堂堂，又对时局颇有见解，便将其引荐给张学良。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决定发动「西安事变」，李时雨在舆论准备和对我党的情报评估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西安事变」当天，上级刘宇新便来到李时雨家中，与其商谈下一步的工作。
但由于张学良执意要护送蒋介石回南京，被蒋介石扣留问罪，东北军上层发生了不小的矛盾。
1937年2月，王以哲将军在一次高级会议中被枪杀，东北军随即宣布改组，成立绥靖公署，大多数官员都被裁撤，李时雨自然也不例外。
无法继续在东北军从事地下工作后，李时雨决定前往北平「东北救亡总会」，掩护 冀察政委会参事的 于毅夫。
但还刚刚抵达天津，日寇便发动七七事变，攻占天津。李时雨迫不得已，只好留在天津，佯装成一名追求高官厚禄的「有志青年」。
为控制天津局势，日寇成了一个治安维持会。维持会的总务科长的吴光弼与李时雨是旧相识，二人曾在东北军「剿共处」共事。
经 吴光弼引荐，李时雨 打入日伪天津高级法院，政法专业出身的他成为一名检察官。
在法院尽心尽力工作的李时雨，日伪政府对他极为满意，认为他是一名不可多得的人才，还给他发放了通行证。
得到日伪政府的认证，李时雨的地下工作开展地出奇顺利。借着公务外出的名号，李时雨时常往返于北平与天津，传递我党信件， 运送电台机械和马达。
接到营救我党同志冯骥的指令后，已成为法院书记官长的李时雨利用职务之便，将冯骥的卷宗尽数带回家中烧毁。
负责审理冯骥的康书记发现卷宗丢失，只好向李时雨汇报。见鱼儿上钩，李时雨便向上级汇报，称冯骥的卷宗已在轰炸中烧毁，康书记得以保全自身。
救了康书记一命的李时雨，在他的帮助下成功见到冯骥，并在冯骥的登记簿上写明「共产党嫌疑」，并示意他在审讯时翻案，咬定自己不是我党人员，只是与仇家打架斗殴。
随后，李时雨又负责冯骥一案的审判长、检察官，直言是他的亲戚，被仇家陷害，还给他们备上了一份厚礼，宴请相关的负责人。
审判长和书记官收了好处，自然都愿意卖这份人情，仅有我党人员嫌疑的冯骥，最后由于证据不足，被宣判无罪释放。
在天津日伪政府混得如鱼得水的李时雨，又是如何顺利进入汪伪政府工作，并得到陈公博的青睐呢？
打入汪伪，屡建奇功
李时雨潜伏敌人内部晋升太快，心慌请示，中央领导：大胆往上爬
1939年8月，汪精卫大肆进行卖国投敌的活动，与日寇互相勾结，计划建立汪伪政府。
为给自己造势，汪精卫准备在上海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表明汪伪政权的合法性。
四处联络各地代表的汪伪政权，看中了时任天津高等法院书记长的李时雨。接到上海拉拢负责人朱晶花的邀请后，李时雨顺理成章地成为国民党北方代表。
向党组织报告后，李时雨以北方代表的身份，跟随代表团乘船前往大连，转往上海，趁机搜寻汪伪集团的相关情报。
8月30日代表大会结束后，李时雨又顺道前往哈尔滨，会见了伪满哈尔滨市长赵东藩。
赵东藩是李时雨的老乡，对于伪满洲政权的一应情况，李时雨轻而易举，就从毫无戒心的赵东藩口中，套出了不少情报。
向党组织详细汇报后，李时雨还受到了组织的赞许和嘉奖。
到了9月份，伪国民党决定成立北方党务办事处，并成立相关的执行委员会，李时雨被汪伪政府指定为 常务委员，还受到汪精卫的亲自接见。
1940年，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后，中央立法院的院长陈公博一直十分欣赏李时雨，想将其培养成自己的心腹干将。
知道陈公博是汪精卫的重臣，进入中央立法院，无疑会得到更有价值的情报，李时雨义无反顾地成为陈公博的「学生」。
陈公博的女秘书莫国康，知道陈先生对李时雨的印象极佳，容颜姣好又有政治野心的莫国康想在汪伪政府培植势力，便想方设法拉拢李时雨。
由于二人都是北大出身，莫国康和李时雨走得很近。中央立法院的其他干部也逐渐认为李时雨是陈公博的亲信，不敢轻视这位「空降人员」。
突然进入伪政府核心圈层，李时雨甚至有些不知所措，急忙询问上级下一步的指示。
中央领导给予李时雨的回复是，让他放心大胆地往上爬，为汪伪政府「好好工作」。
在中央立法院张站稳脚跟后，李时雨很快就摸清楚了立法院众人的底细，将汪伪政府的人事组织、大致活动都调查得一清二楚。
1940年8月，上海市长遭遇刺杀，陈公博顺势继任。而时任保安司令部秘书处处长的李时雨，打着陈公博的旗号，在外办事可谓事半功倍。
官职越来越高，李时雨向党组织传递的情报也就越来越多。得知伪政府的军事信息后，我党在后期战役中的部署便更加具有针对性。
已经深入汪伪政府内部的李时雨，在与组织沟通后，将妻子孙静云也接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担任机要和交通联络员。
1942年5月，想要巩固自身地位的陈公博，撤销了原军法处处长的职位，让李时雨接任，并授予李时雨国民党少将军衔。
手握大权的李时雨，成立了执法队，严厉打击违法乱纪的人员，还开展了禁烟、禁毒等活动。
陈公博得知李时雨认真执行他提出的「廉政」措施后，对其十分满意。
李时雨在执法过程中，裁撤部分国民党官员后，顺势将地下党员安插进入，为地下组织在上海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到了12月，汪伪政府又制定了「清乡」计划，清扫抗日根据地，镇压一切抗日力量。
但身居高位的李时雨受邀参加了伪政府的「清乡」作战会议，顺理成章地掌握了伪政府的所有计划，直接导致汪伪军队的「清乡」作战满盘皆输。
而随着抗日战争胜利，汪伪政府于1945年倒台，为陈公博效力多年的李时雨处境尴尬。
上海即将被国民党接管，李时雨又是如何取得特务头子戴笠的信任？
骗过戴笠，功成身退
李时雨：潜伏敌营15年，干到军统少将，戴笠到死不信他是共产党员。
汪伪政府倒台后，正当李时雨计划离开上海之际，军统特务余祥琴从浙江赶赴上海，向李时雨伸出了橄榄枝。
军统内部对汪伪政府人员大多采取吸收政策，余祥琴此前一直以律师的身份，暗中为军统办事。
见时任警察局司法处处长的李时雨即将离开，余祥琴直言：「如果你能将警察局的人拉一些给我工作，我就帮你加入军统！」
在余祥琴的周旋下，李时雨得以顺利进入军统，在余祥琴的沪郊指挥部，参与逮捕和审讯汉奸的工作。
余祥琴是杜月笙的弟子，受到余祥琴的引荐，李时雨得以结识这位上海青帮头目。
在拜访杜月笙的过程中，戴笠恰好在场。第一次见李时雨，戴笠就直言：「小余和我说过，你很会办事，在汪伪政府就做了不少工作！」
李时雨对此则连忙回应：「都是托戴先生的福，我才能继续为党国效力！」
余祥琴成为军统上海区第二站站长后，李时雨也被其推荐为一名组长，为军统搜集情报。
在此期间，在军统特务机构工作的李时雨，能够接触到大量的军事情报和政治机密，其中还包括了不少国民党国防部的调令，甚至还有蒋介石对前线长官的指示。
李时雨则趁机将重要的指令抄录下来，带回家中后交由妻子孙静云，最后通过地下人员秘密传递给延安。
但审讯汉奸李时雨还有所动力，收集我党情报李时雨就不愿意做了，军统上海区不止一次公开指责李时雨的特务小组没有成绩。
特务沈维翰发现，李时雨不常去特务小组工作，反而三天两头就去查看文件，便决定秘密调查李时雨。
向戴笠发了一份电报后，沈维翰没想到戴笠居然如此信任李时雨：「仙舫、维翰两兄函悉，李时雨过去打入敌人内部有功，工作出色，不可逮捕，需详细审查！」
但1946年戴笠飞机失事后，李时雨一下没了保护伞，军统决定向李时雨下手。
得知军统特务已经盯上李时雨的消息后，上海地下组织决定让李时雨找准机会撤出上海，前往东北与陶铸对接。
1946年9月，已经买好飞往北平机票的李时雨，被军统 上海区副 区长刘方雄下令逮捕。死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特务便用灌凉水、压杠子、鞭打等方式逼供。
被军统关押了将近3个月后，由于特务并未得到任何有用信息，加上外部同志和朋友疏通关系，李时雨于12月被关押进上海提篮桥监狱。
经过上海法院审判，李时雨被判处7年的有期徒刑。
但随着国军在解放战争中节节败退，迫于内外压力，国民党不得不释放一批囚犯。
1949年2月，李时雨得以重获自由，很快他就与我当地下人员张执一接上关系。
继续在上海宣传我党政策的李时雨，两个月后带着妻子孙静云搭乘飞机抵达香港，将一本伪装的情报书交给我党驻港办事处的万景光。
终于可以脱下国军制服的李时雨，在4月29日得到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少奇的接见，刘少奇对其在敌营潜伏15年的革命功绩，给予褒奖和肯定。
新中国成立后，李时雨进入统战部门工作，在1982年离休之前，还在国务院担任宗教事务顾问。
而为了巴彦县父老乡亲，李时雨还将离休后积攒的一万元积蓄，捐赠给家乡人民。巴彦县政府也设立了「李时雨奖学基金会」，鼓励青年学生努力学习。
这位潜伏敌营15年的王牌特工，最终于1999年12月在北京离世，享年9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