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东北兴安屯是一片禁止外国人进入的屯垦区。但是1931年2月开始日本间谍便化妆成我国农民偷偷的进去进行测绘。
同年5月25号晚上，驻扎当地的部队又抓到了4个外国人，其中2个日本人，1个俄国人，1个蒙古人，当场缴获了手枪、望远镜、手绘地图等物品。上报团长关玉衡以后，他立即带人连夜审讯。
关于这几个人怎么处置，大家意见不一，有说秘密处死算了，有说放他们走，在路上找机会做掉他们的，但关玉衡团长的态度是，审出更多线索，明证其罪行，公开处置，让日本人知道中国地盘不是他们的后花园，不是他们想去哪就去哪的。
可审讯时，一个叫中村震太郎的小B崽子，自称是大日本帝国陆军大佐，自恃有日本撑腰，要嘛沉默不语，要嘛态度蛮横张口骂人。
关玉衡起初并不赞同刑讯逼供，但这几个王八蛋显然是不见棺材不低头的主。所以关团长说：捆倒了打。
中村不但没有收敛，反而和捆他的士兵殴打了起来，关玉衡当即抽出刺刀指着中村。这下他老实了，被捆起来交代了一些事情后，解开绳子画押时，这个B不但撕毁了口供，还又跟士兵打了起来。一个士兵一枪把子敲在了中村脑袋上，晕倒了过去。
关玉衡看这玩意既然如此不知好歹，便下令，押赴后山，秘密处决。就这样4个间谍连同他们的马匹全部被悄悄的干掉了。
天亮后，关玉衡把缴获的证物层层呈报给了张学良。张学良给的答复为「灭迹保密」。所以直到8月中旬，日本才发现中村好像「消失」好久了。
他们一边向辽宁政府要人，一边在报纸上渲染「中村震太郎入蒙游历失踪」。东北的回应简单有效：我不知道，没见过这个人。
简单粗暴的办法想破解也很简单，日本说，你不知道是不是？那我知道了。他们在报纸上说：中村携带鸦片和海洛因，途径兴安时被土匪杀了。
并以此为借口要求东北当局交出杀人凶手，谁杀害谁偿命。发了几天以后，他们报道又变了，说查的更清楚了，毒品的确带了，人也的确死了，不过不是土匪杀的，是关玉衡和他手下的官兵为了抢劫毒品，而杀人越货，必须把关玉衡拉出来，一命抵一命。
后来为了施压，更是造谣，关玉衡迫于压力，和他的部队正在密谋哗变。
为了平息事件，东北当局把关玉衡秘密送到了别处藏身。这件事发展到后来，和万宝山事件一样，变成了国民政府选择谈判。
国民政府和张学良为啥关于东北的问题这么「怂」呢？说个最简单直观的，蒋介石一边忙着围剿红军，扼杀共产党。
另一边在忙着和汪精卫、孙科、李宗仁的广东国民政府争夺统治权。而广东国民政府又把中原大战投降张学良扎营在河北顺德的石友三给收买了，一并被收买的还有张学良的堂弟张学成，他俩打起了反张的大棋，进犯平津。
张学良把东北军悉数调入了关内，对付石友三，东北地区，黑龙江仅留下了两个国防旅，吉林三个国防旅，都是那种装备奇差，两团编制的最差的部队，就算在日本嘴底下的辽宁，也仅有王以哲的7旅（沈阳），张廷枢的20旅（锦州）张树森骑兵3旅（通辽）常经武的20旅（洮南）以及另外两个战力极差的国防旅。
而日本已经在1931年4月把他们的王牌第2师团调入了东北。
当时东北军把张学良的行为比喻为，为了讨伐石友三，张学良不但把棍子拿走了，连笤帚嘎达也都拿了走了。
王以哲在8月的时候曾赶到北平求张学良把一批兵力调回东北，以防万一。但张学良的答复是，我已经跟蒋介石商量过了，蒋介石要求暂不抵抗，等准备好了再干，一切问题都要避免军事冲突，利用外交手段在不断的谈判中拖延时间。
时间来到8月16号，老蒋给张学良发了一封明确指示「不抵抗的电报」，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铣(显)电。据时任海空军副总司令行营秘书处机要室主任 洪钫回忆这封电报的确存在，但很多学者、爱好者说翻遍了原始档案也找不到这封铣电的原稿，再加上张学良晚年接受采访时说了，他的不抵抗的命令并不是老蒋要求的，是他自己的命令。所以一批人认为这封电报并不存在，是甩锅用的。
然后就是9月6号，让张学良背负终身骂名的「鱼电」发了出来。这封电报中说，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当万分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
其实今天回过头来，看那段时期，不抵抗这口锅，谁也别找谁背，蒋介石、张学良等等等那些新军阀有一个算一个
没有一个是从本心想抗日的。至少1931年9月18号以前是这样的。
蒋介石和张学良认为日本应该不会在短时间内占领了东北，所以只要军事上躲着他们，那就可以用舆论，用谈判拖住日本人的野心，但正是这种做法，把日本人的野心喂大了。
其实关于抗日有一个敏感的话题，我们总在回避，那就是1931年我党的态度。当时我党说了算的是博古、张闻天、卢福坦等人组成的临时中央。执行的是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政策。夸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对抗日民主运动没有给出正确的领导和抉择。
然而随着日军在谈判中发现，国民政府的底线，就是没有底线后，1931年9月18号，关东军在未通知上级的情况发动了九一八事件。
